《人类进化中的宗教：从旧石器时代到轴心时代》【美】罗伯特·贝拉著 孙尚扬、邵铁峰、刘一南译 北大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 售价 198元
【导读】《人类进化中的宗教：从旧石器时代到轴心时代》是美国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贝拉教授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本书系统地分析了自人类早期文明至轴心时代的宗教演变历程，以进化论为理论框架，深入探讨了宗教史与人类进化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宇宙论视角下的宗教人类学观点。贝拉教授认为，进化论不仅是一种认识论，也是一种伦理学，它能够超越文化与自然的界限，重新梳理人、社会与宇宙之间的关系演变。
在这部著作中，宗教不仅仅是文化和社会的一个附加选项，而是每个文化和社会的“意义构建维度”。该书自2011年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和杜维明等知名学者均亲自推荐。该书更是被誉为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对宗教历史和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创性著作之一。202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简体中文版。
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本文摘编自《人类进化中的宗教：从旧石器时代到轴心时代》一书中的第八章，该章节讲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中国，即轴心时代的思想发展，重点介绍了孔子、墨子、道家和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并分析了他们对社会、政治、伦理和宇宙等方面的看法。作者指出，尽管儒家、墨家和道家等思想流派存在差异，但它们都体现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和对未来社会秩序的探索，共同推动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
讲堂将分上中下分别刊发，以提供文明互鉴中的不同视野。此为上篇。
罗伯特·贝拉（1927—2013），195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社会学巨擘帕森斯，身为享誉世界的社会人类学家，贝拉精通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哲学和神学
中国与古希腊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和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都经历了社会变革，但两者的过程和结果有所不同。中国保留了文字体系的连续性，文化内容上也展现出重要的连续性。中国的轴心时代从孔子开始，他试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平衡，并开启新的可能性。
从孔子时代到秦朝统一，中国与古希腊同样展现出革新精神。这是百家争鸣的时期，预示着现代性。孔子及其追随者将周初文化理想化，并使之成为后来的中国应复归的标准，但他们也显著地开启了新的可能性。中国正经历从周朝的“封建”政制到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政制的转变。因此，我们必须回顾历史，去理解这一转型的背景和含义。当一个由武士统治着的社会正转化为由帝国官僚统治的社会的时候，中国的轴心转型就发生了。
孔子之前的社会——周朝——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宗族社会，权力分散，由武士贵族统治。封地是君王赐予的“礼物”，可随时收回，不同于后来的封建制度。礼仪在周朝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祭祀、战争和狩猎是周朝武士阶层的主要活动，也是区分武士和平民的重要标志。公元前850年左右，周朝进行了一场重大的礼仪改革，旨在巩固贵族宗族的政治地位，但最终导致了社会动荡和新的社会分层。最终，周朝中央权威衰落，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礼制逐渐被践踏，导致社会动荡和武士阶层衰落。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在这个时期，“士”和“君子”等社会地位术语发生演变，贵族宗族社会正在失去其重要性，文化资源开始普及。春秋晚期，都城平民曾短暂地参与政治决策，但最终被集权化的趋势所取代。孔子目睹了礼制的衰落和社会动荡，批判性地思考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主张回归周初的理想社会，并以道德品质作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准。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不管什么样的变化正在发生，孔子都是第一个对它们作出系统思考，或者可以说，作出“客观”思考的人。即使《论语》更多是格言式的，而不是系统性的，但是，将孔子视为开启了中国的轴心时代的人肯定是不刊之论。
2011年“北京论坛”活动：轴心文明的精神滋养——杜维明对话罗伯特·贝拉
孔子与儒家思想
如果中国历史中有任何可与柏拉图在西方所发挥的影响相提并论的人物，那他一定是孔子。中国的每一位重要思想家，不论是哪一“家”，都不得不正视孔子。两千多年来，《论语》这个文本建构了一个除了在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心灵里就绝无可能存在的“孔子”。
看了《论语》这部我们唯一有保证的资料，我们仍不确定孔子究竟是谁。如果他是一个贵族，那他肯定就是一个“士”，也就是在“士”与庶民之间的区分日渐模糊之际的最底层贵族。他是一个教师，因为他有弟子，即学生。他传授的大概是某种被称作六艺的技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贵族的有教养的技艺”。
使孔子与众不同的，也就是使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新阶段的开端的是，他感兴趣的并不仅仅在于传授特定的艺，甚至也不在于儒家传统中将极具核心意义的礼与乐，而在于他首先有意识地关注其弟子的——我们可称之为——“塑造”、他们作为人的道德发展与他们在世界中的道德立场。他也关注当时社会不忍目睹的局面，关注传统的流失，在他看来，这种传统曾经为所有人都提供了更大的安定与尊严。
本书作者将孔子视为开启了中国的轴心时代的人
*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
“仁”是道德理想，“礼”规范社会秩序
要想重建孔子的教诲，我们必须从以下相关的争议开始，即在两个最为核心的词中，“仁”与“礼”哪一个更重要，我们甚至要究问，是否真的必须在这两个词中间选择一个。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高的道德术语，指代一种理想的道德状态，包括仁爱、忠恕、公正等品质。它并非遥不可及，而是根植于日常生活，却又超越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判断行为的规范或标准。
“礼”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联系世界和同胞的途径，也是治理社会的方式。它包含了高度宗教化的仪式，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礼节和教养。孔子将“礼”置于一种新的视野中，将其普泛化为一种表达道德深度的途径，并将其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秩序的工具。
“仁”和“礼”，哪个更重要。《论语》中有两段文字被认为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正好相反的答案。
一段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在此，“礼”似乎优先于“仁”，因为“复礼”似乎就是 “仁”的真正定义。
但是，还有其他说法：“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在此，“仁”似乎是“礼”的必要前提，没有“仁”，“礼”就毫无意义，因此，它也优先于“礼”。
在《论语》中，可发现若干个版本的黄金法则，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其中一个。它遵从并增强了以下劝诫：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中要怀着最大的尊重对待他人，而且这一劝诫也是作为对“仁”的一种解释而给出的。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图中为中华书局出版的《论语》封面
*与苏格拉底有相似
确立教育新理念：以“礼”成人
尽管许多学者都一致认为，中国思想基本上是“乐观主义的”，不过，孔子虽然仰仗天与“道”，但他即便不是悲观主义的，至少也是不确定的。正如我们适才看到的那样，他能够感受到被天所弃。而他对“道”的关注主要是对其缺失的关注：“道不行”（《公冶长》），“天下无道”（《季氏》）。与其他的轴心思想家一样，孔子也相信，世界失序，而他的任务就是尽其所能地予以修正，但无论成败如何，他首先必须坚持他的原则，必须奉“仁”守“礼”。
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出类拔萃的人以及被归到他名下的这部典籍呢？他是一个企图复兴业已腐朽的那种公正的政治秩序的政治活动家吗？他是一个寻求其成员的道德纯洁性但又基本上遁离社会的新教派的创立者吗？或者，他与苏格拉底一样，是一个其所处时代的社会与政治实践的批评者，一个追求真理而非官职的人，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将众弟子吸引到他这里来，而弟子们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他确立的传统发扬下去？伊若泊认为，孔子的成就是确立了对教育的一种新的理解，这种教育通过“礼”的知识和实践使他的学生们转化为“道德的与明智的人”
孔子讲学图
*孔子思想的背景和意义：
以人类伦理批判快速发展而失序的春秋时代
与苏格拉底一样，孔子感兴趣的主要也是人类社会，而不是自然宇宙。孔子思想中的批判性思维——哪怕是以格言或对话的形式——对社会与人类行为为何会误入歧途这样的问题提供了解释，并提出了可使其恢复秩序的选项。《论语》确实包含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伦理学。儒家伦理意在成为人类的伦理，而不是中国人的伦理。
虽然孔子及其追随者们生活在一个他们认为道德腐朽已一览无余的处境中，而对此腐朽，他们予以了激烈的批判，但我们现在知道，与其他的轴心文明不同，轴心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发展时期，不论是在人口、经济上，还是在政治/军事力量方面。这一“发展”的伦理后果刺激了儒家的批判主义。
孔子的思想既有社会政治的维度，也有伦理礼仪的维度，两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我们将看到，随着战国时代的发展，孔子所回应的社会形势——传承下来的伦理与政治行为规范遭颠覆，愈发军事化与冷酷的国家在霸权争夺过程中兴起。儒家，但也包括他们的批评者，必须继续回应的正是这些形势。
祭孔大典自古有之，是专为祭祀孔子而设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
墨子与墨家思想
墨翟（个人姓名）或墨子（墨大师）大概是在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之后出生的，他成长于公元前5世纪的下半叶，也许活到了公元前4世纪早期，可能也接受了儒家学者的教育，但后来转而激烈地反对儒家。他是战国时代崛起的一个“学派”的创立者，对儒家教义的主导地位提出了质疑。
*墨家学派的兴起
战国流动性增大，学者成为各国争夺资源
周朝贵族间的战争促使领土扩张，中央政府权力延伸至乡村，形成“战国”时期。此间，暴力成为权威标志，用于强化专制等级结构，取代宗族作为政治与血缘单位。战国中期，农民被纳入征兵体系，战车军队被大规模步兵团取代，新的战争形式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化，包括国家、经济与家庭。同时，农民不再依附贵族领主，但作为个体或家庭，仍受集权国家税收、劳役与兵役制约。农民土地成“私有财产”，他们不再依附贵族宗族，而是组成行政区域，由国家官僚管理。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非常专制，趋向极权主义，而且在后来被称为“法家”的理论中，其意图原在于此。与以上画面显示出来的景象相比，战国时期流动性要大得多，它甚至是紊乱的。贵族衰落，新兴阶层崛起，形成多元文化群体，学者成为各国争夺资源。尽管有思想家主张思想垄断，但直至秦朝统一前，并无有效的思想控制，学者们四处游历，为各国服务，并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并经常作为对当地文化资本的一种补充而受到欢迎。
除了那些出自孔门弟子的人之外，唯一一个在记载中得到证实的充分发展的学派是墨家。当国家统一之后，墨家的运动比战国思想任何其他主要的流派都消失得更彻底，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在战国的大部分时间内，它都是与儒家争夺智识主导地位的主要竞争者。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如果说孔子能够被理解，部分是因为他的社会处境：他位于古老贵族制的最底层与寻求某种教育的庶民之间的边界上，这种教育可使庶民成为现在更看重功绩而不是宗族的国家体制内的官员，那么关于墨子的社会处境，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没有任何独立的证据能给他一个社会定位，但很多学者从文本本身做出了推测，导出了这一观念，即他来自比孔子稍微低一些的阶层，也许是来自工匠阶层，该阶层在城市环境中，也许特别在小国的都城中颇具影响力，墨子似乎也一直特别关注这一阶层。所以，墨子“评判制度时，依据的不是周朝的传统而是它们的实际效用，依据它们是否像轮子一样对人有益。”
*墨家思想关键点：
兼爱、功利主义、天志；反对不利人民的礼制
墨子说：“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虽然这可能只是对时代惨状的一种评论，但是天子（苟延残喘的周天子）的判断已不再依天而行，或者情况甚至可能是：当时实际上已没有天子了，这个时候，它的确指明：除了上者的意志，还有一个标准，一个实质的标准，这是墨子学说中最基本的理念，任何政制最终都必须以此来衡量。在上面这段阐述了天的创造性作用的文字中，天创造的原因被说成是因为天“爱民”。而对认同于天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必须“爱民”，爱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在此，我们看到了最常被译为“兼爱”的墨家教义。
墨子的“兼爱”指关怀每一个人而不论他是否与自己有血缘亲属关系。正是这种由某一原则而执着地推导出它的逻辑结论，使墨家学说不仅对儒家思想，而且对整个中华文明而言，都表现出异质的面貌，正如这几个世纪（即战国时期）它所持续展现出的形象那样。墨家以外无人发现以下做法是可以容忍的，即坚持如关爱你自己的家庭一样去关爱别人的家庭。
中华书局出版的《墨子》《墨子校注》
墨子冷峻的逻辑学所涉及的问题比他的兼爱思想中所涉及的问题更深刻，虽然前者也包括了后者。这与他将“利”作为每一个行动的动力这一观念相关，它一般被称为墨子的功利主义。在《墨子》中，天之所欲确实是义与善，但正是必然的“利”才使人遵从天意，正是因为不遵从天意而必然降临的“罚”才是遵从天意的最终理由。
*与儒家的关键差异
行为均依据利害得失而判断
葛瑞汉概述了墨子与儒家思想的关键差异：儒家认为，义当以其自身为目的而行之，并指明贫富寿夭乃天之所命，并非由他自主，从而使他自己避免了这种诱惑，即为了获利而胡作非为。所以，他能够以无忧之心正当行事，而将结果委之于天。另一方面，对于墨家而言，所有的行为均是依据利害得失来评判的，所以，一种与结果相分离的道德是不可能有意义的。
对于孔子拒绝侍奉他觉得不值得共事的主公这种做法，墨子也是愤愤不平的。对墨子而言，那是个人自豪的一种表达：因为任何侍奉的机会均可转化为人民的利益。墨家批判繁复的礼仪，尤其是厚葬；意味着精英阶层精巧而悦耳之享受的音乐也遭墨家批判，因为它耗费了巨大的开支，而这些钱本可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对“礼”与“乐”的非难直冲儒家方案的核心，肯定也激怒了当时的精英阶层，并加深了这一印象，即墨家是阴郁严峻的。
墨家反对侵略战争，但不是和平主义者。作为一场有组织的运动，墨家甚至投身于防御战争，帮助小国抵御大国的攻击。与后来的功利主义者一样，墨家是俭朴生活的积极分子与支持者，并致力于帮助他人的事业。
2016年，中国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这颗卫星被起名为“墨子”。墨子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开展光学实验的科学家
*墨家学派的衰落
留下了“利”的观念
墨家作为一场运动而冰消瓦解，可能更多地与他们的行动主义和他们组织军事行动的能力有关，而不是与其思想学说有关。这种有组织的行动主义绝非秦始皇在一个新的大一统里所愿意容忍的。但是即便在运动衰落之后，墨家作为一种思想仍缺少经久不衰的吸引力。这不是说墨家思想毫无影响。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了战国思想中的每一思潮，有时是作为它们的积极对立面，有时则是作为它们暗中的借鉴。
墨家将“利”的观念推至逻辑上的极致，这将他们置于远离中国思想之中心的边缘，不过，仍然应该记住的是，在更为常识性的意义上，利的观念也是中国思想主流的一部分。儒家是以统治者是否造福于民来评判他们的——确切而言，孟子使之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标准。除了对逻辑一贯性的执著之外，墨家或许并不像它乍看起来的那样乖戾于中国传统。
未完待续，中篇：“道家”与转向私人生活：道家内部的三种倾向
（林晓彤、李念摘编自《人类进化中的宗教：从旧石器时代到轴心时代》第八章，原文约7.1万字）
作者：【美】罗伯特·贝拉
文：【美】罗伯特·贝拉图：林晓彤整合于网络编辑：李念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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