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学术抵制
2024年8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简称AAUP）发布一项声明，一改近二十年来对学术抵制的鲜明反对态度，转而承认：“学术抵制本身并不侵犯学术自由，而是对与高等教育使命根本不相容的情况的合法战术反应。”
自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大学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抗议派的一项重要战术是开展对以色列的学术抵制，包括与以色列的公共研究机构断绝合作关系、停止由以色列支持的学术项目等手段。
2005年，在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行将结束之际，AAUP谴责了这种抵制。次年，它表示这种抵制“直接打击了思想的自由交流”。2013年12月，美国最大的学术团体美国研究学会（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简称AIR）向以色列的学术机构发起联合抵制行动，号召学术界人士不和以方学术团体合作或接受其赞助。而当时AAUP谴责AIR的抵制活动违反了学术自由。
当地时间2024年7月15日，美国密尔沃基，民众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
西方世界心脏地带的风暴远未抵达止息之地，围绕巴以问题展开的运动和辩论，将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之中，而AAUP近期的重大政策修正折射出美国大学内部的分裂正在加剧。
8月13日，2006至2012年曾任AAUP主席的卡里·纳尔逊（Cary Nelson）在《美国高等教育年鉴》（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他认为，AAUP搁置了其百年来对学术自由的捍卫，向任何数量的个人发起的学术抵制敞开了大门。学生和教师个体一直有权主张学术抵制，否认这一点是不诚实的。但是，“就参与问题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因这样做而受到纪律处分的无条件权利，却是以前不存在的。
纳尔逊预测，在2024-2025学年，由于AAUP的政策变化，将会发生数百起针对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和教师的微型抵制活动。还将会有专门的小组，致力于将美国和以色列教师之间的合作研究项目定为犯罪。
纳尔逊引述AAUP的声明：“学术抵制不应涉及任何政治或宗教的试金石（litmus tests），也不应针对从事普通学术实践的个别学者和教师，如发表学术论文、发表演讲和会议报告，或参与研究合作”。他认为，AAUP的行为恰恰违反了这一原则，也让这一原则显得更加可贵。这一原则与该组织给予个人抵制与否的无条件自由是矛盾的。可以预计，将会发生有组织的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合作研究项目的示威活动。也可以预计，将会有更多阻止海外留学项目的努力，而这将损害学生的学术自由。
纳尔逊批评道，AAUP在总结其新政策时，鹦鹉学舌般重复了长期以来声名狼藉的“抵制、撤资和制裁” 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campaign，缩写BDS运动，由巴勒斯坦公民社会于2005年启动的全球性运动）的说辞，即它只抵制机构而非个人。2014年，总部设在西海岸的BDS运动至少坦承，常识表明，个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机构”抵制的伤害。但AAUP却并非如此。此外，尽管它在最后一厢情愿地宣称“学术抵制应该只针对那些本身侵犯学术自由或学术自由所依赖的基本权利的高等教育机构”，然而西方世界有成千上万的教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声称以色列大学几十年来一直在侵犯学术自由。
在整个中东和其他地方——无论是在埃及、伊朗、俄罗斯、叙利亚、土耳其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有一些机构几乎没有学术自由。尽管如此，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人畜无害。然而好景不长，2005年，AAUP认识到，除非将反对学术抵制视为一项普遍原则，否则各国将会出现无数关于抵制大学的辩论，学术抵制将会变得司空见惯。AAUP现在为虎作伥，为日益猖獗的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m）张目。它对反犹太复国主义做出根本性的让步，宣称“学术抵制本身并不侵犯学术自由；相反，它们可以被视为对与高等教育使命根本不相容的情况的合理战术反应。”在学术抵制中，原则不再受到威胁，它们只是战术问题。
纳尔逊表示，AAUP在其声明中侧重于个人的选择和决策，尽管它也知道，最有影响力的抵制决定和辩论，是由团体（其中包括学科协会）做出或在团体内部进行的。随着今年春天“加沙团结营地”（亲巴勒斯坦学生抗议者在校园内搭建的帐篷营地）的出现，校园里要求抵制或撤资的呼声已经升级。AAUP的新政策将鼓励更多分裂性的抵制斗争。
在纳尔逊看来，AAUP以一种草率的貌似公平的姿态声称，即使在美国，学生和教师也普遍被剥夺了思想和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行动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有人会问，AAUP到底在想什么?
AAUP毫无根据地攻击道，它近二十年来反对学术抵制的鲜明立场被滥用了。AAUP自相矛盾地认为，反对学术抵制的立场被用来“损害学术自由”，因为这一绝对的立场“无视细微差别，不注意上下文”。这些毫无根据的贬低性概括是在一场微妙的运动面前发表的，而这一运动致力于摩尼教二元对立的观念，即巴勒斯坦人是正义的力量，以色列人则是邪恶的。
纳尔逊最后强调，德国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编制了一份学术自由指数，对全球179个国家进行排名。2024年的最新排名将以色列大学排在前20%到30%的位置，大大高于美国。AAUP做出的政治决定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偏见。犹太学生和教职员工将因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个人学术自由和免受敌对教育环境影响的权利将受到损害。不能再用AAUP政策作为学术自由的黄金标准。
8月19日，哈佛大学学术自由理事会联合主席、生理学和医学教授朱利安·佐丹奴（Julian J. Giordano）在《哈佛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刊文，发表了相对温和的批评。
他质疑道，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缺乏有效追求知识所必需的基本自由，AAUP是否支持抵制这些国家的机构？BDS运动实际上只针对一个国家，即以色列。虽然以色列政府的错误可以并且应该进行辩论，但是并不能因此单单剥夺以色列高等教育机构基础的自由。
佐丹奴写道，值得庆幸的是，AAUP的新政策并不主张抵制以色列的高等教育机构，也不支持针对从事学术工作的个别学者。这两种做法都是对学术自由的公然蔑视。但当AAUP表示对抵制持开放态度时，必须指出的是，之前的抵制努力确实涉及这种目标。
AAUP适当地肯定了教师和学生个体有权对系统性学术抵制的呼吁做出自己评估。这种自由确实是必不可少的，表达这些观点的教师当然不应该因此受到报复。尽管新政策有值得欢迎的方面，但AAUP不能继续忽视“房间里的大象”。正如2005年的AAUP政策是受到持续抵制以色列的努力的刺激一样，其修订后的政策与许多大学校园里对撤资和抵制以色列机构的强烈呼吁同频共振。新政策发布的时机似乎清楚地表明，它的起草者对即将到来的秋季学期可能出现的这种诉求给予了一些支持。
佐丹奴的立场是，我们需要对各种学术抵制与学术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进行严肃的学术调查，以提高世界各地校园讨论的质量。遗憾的是，AAUP最近的政策修订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它制造的问题比回答的问题多得多。新政策没有通过平衡和批判性的调查来解决真实的问题，而是反映了一种普遍而肤浅的学术政治激进主义，这只会加剧问题。从一个名为“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组织，我们应该得到更好的东西。
8月21日，AAUP现任主席托德·沃尔夫森（Todd Wolfson）和AAUP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A委员会主席拉纳·贾莱尔（Rana Jaleel）在《美国高等教育年鉴》网站发表了反驳文章。他们强调，AAUP一直捍卫学术自由，现在也是，新的抵制政策不会改变这一点。
文章开宗明义地表示，自1915年成立以来，AAUP一直是教职员工和学生学术自由最杰出的捍卫者，捍卫这种自由免受各种威胁，包括对高等教育的政治干预以及对临时学术劳动力的剥削。然而，AAUP前主席卡里·纳尔逊声称，AAUP最近通过的学术抵制声明，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它“百年来对学术自由的捍卫”。个人权利和表达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重申反对学术抵制，认为这是“对学术自由的威胁”。
对AAUP及其新声明的批评以其2006年关于学术抵制的报告为前提，该报告重申了2005年反对学术抵制的简短声明，认为这是没有争议的、明确的，并且完全承担了确保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学术自由的任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份新声明由AAUP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A委员会撰写和批准，并由全国委员会采纳。本声明不主张普遍抵制学术活动，也不具体支持任何现有的学术抵制活动。相反，它认为“个别教师和学生应该自由权衡、评估和辩论引起系统性学术抵制的具体情况，并就参与这些抵制做出自己的选择。”声明还强调，虽然“教职员工支持或反对学术抵制的选择……可能会受到批评和辩论，但教职员工和学生不应该因为参加学术抵制、拒绝这样做、批评和质疑他们不同意的人的选择而面临机构或政府的审查或纪律处分。”新的声明没有提到针对“那些本身侵犯学术自由或学术自由所依赖的基本权利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外的任何东西的抵制。
新的声明取代了A委员会2005年的声明和2006年的报告。该报告明确反对所谓的“系统性学术抵制”，称其侵犯了学术自由。A委员会开始审查先前的政策，因为其核心存在矛盾。2006年的报告承认“个别教员或学术团体有权不与他们不同意的其他教员或学术机构合作”，但明确反对“以系统性学术抵制的形式不合作”，认为这是对“我们集体所依赖的自由表达和交流原则”的威胁。
文章认为，对新政策的批评往往与关于学术自由的两个根本混淆有关。第一个是未能认识到学术自由的个人维度和集体维度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可以归结为以下问题：谁是学术自由的主体？
学术自由保护教职员工在课堂上探讨和讨论所有相关问题的权利；探索学术、研究和创造性表达的所有途径的权利；以及就公众关注的问题以及与专业职责和大学管理有关的问题发表或撰写文章的权利。这种对学术自由的理解的核心是教职员工能够通过适当的民主程序参与集体决策。
拥有学术自由的，既是作为个人的教师，也是作为集体决策机构的教师。AAUP的声明承认教师的集体和个人权利，可以民主决定是否支持系统性的学术抵制，个人应保留参与或不参与集体决策的权利，并不受任何惩罚。学术抵制警察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
文章反击纳尔逊道，在AAUP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像学术抵制一样受到如此严格的审查和断然拒绝。学术抵制似乎不能脱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极化的地缘政治来考虑——这一背景促使AAUP于2006年发表了报告。A委员会重新考虑了学术抵制问题，以确保学术抵制作为一种策略不会被政治所淹没。
2006年报告助长了学术抵制的极端政治化，助长了人们宣扬绝对的反对学术抵制的诱惑，以此来对抗纳尔逊所说的摩尼教观念。这导致了对学术自由的严重侵犯，例如，教师和学生理事会民主决定的政策被草率地驳回，而不是得到尊重或辩论。纳尔逊和其他人对学术抵制的绝对反对复制了两极分化的思维，这种思维使人民相互对抗，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应该关注的地方拉开——关注“与高等教育使命根本不相容的条件”。
文章质问道，当学者因信仰和社团而被监禁或杀害，或当大学被夷为平地时，学术自由如何不会受到损害，知识进步如何不会停滞不前？在这种背景下，对知识和思想自由交流的承诺又有什么意义？
AAUP之前的政策基本上忽视了这些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积极压制了这些问题。只是虔诚地强调一个抽象概念——“知识的自由交流”，而这毫无意义。A委员会重新审议了2006年的报告，以扩大选择范围，在学术讨论、工会、分会会议和组织活动中邀请更多辩论和对话，探讨哪些策略可能最能破解当前多重的、全球性的压制。AAUP目标是进一步提高其成员参与理性辩论的能力，并最终促进所有人的学术自由。辩论和讨论是共享治理的适当和必要组成部分，包括对支持学术抵制的提案的辩论和投票。
正如纳尔逊·曼德拉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上所说：“在某些情况下……抵制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其他情况下，抵制可能是不明智和危险的。还有一些情况下，可能更倾向于另一种政治斗争武器。示威、抗议游行、罢工或公民抗命都可能被诉诸，这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实际情况。”
文章最后写道，2006年的报告和 2024年的声明都赞同地引用了这段引文。然而，卡里·纳尔逊却不这么认为。在两位纳尔逊之中，AAUP站在曼德拉的一边。
双面阿兰·德龙
8月18日，法国电影巨星阿兰·德龙于家中去世，享年88岁。如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讣告所说，阿兰·德龙是法国电影“黄金年代”的代表，也有着电影界公认的美貌。阿兰·德龙从1960年代初开始在银幕上崭露头角并逐步奠定自己在影坛乃至影史的地位。他曾在1960年代初先后与维斯康蒂和安东尼奥尼两位意大利大师级导演合作，并在前者的《豹》（Il gattopardo，1963）和《洛可兄弟》（Rocco e i suoi fratelli，1960）以及后者的《蚀》（L'eclisse，1962）中留下不俗的演出；在由法国大导演梅尔维尔（Jean-Pierre Melville）执导的《独行杀手》（Le samouraï，1967）一片中，阿兰·德龙饰演的寡言杀手杰夫更是成为影史经典角色。对于不少中国观众来说，阿兰·德龙则是他们心目中永远的英雄佐罗——当时他所主演的《佐罗》（Zorro，1975）在改革开放后引入中国，成功引起一股“佐罗热”。
当地时间2024年8月21日，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刊登已故法国演员阿兰·德龙照片。
阿兰·德龙的演艺生涯一直持续到2017年，并曾在2019年被授予戛纳电影节的荣誉金棕榈奖，以表彰他多年来在电影界所做出的贡献。但此后，他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之中，曾在2019年因脑中风而接受治疗，其认知功能也受损，随后甚至引发了他的家庭纠纷，甚至闹上法庭。这也不是这位天王巨星第一次跟官司或者丑闻惹上关系，此前他曾先后牵扯保镖马尔科维奇的离奇死亡、故意伤人和枪支问题等事件；他的风流往事和多段婚姻更是难以经得起高道德标准等检视。
不过，尽管高龄的阿兰·德龙身体抱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他的死讯传出还是震惊了不少人，尤其是影迷们。他曾经的银幕搭档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痛悼“一位挚友的离开”，并称阿兰·德龙的离世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人能够填补”。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悼文中称赞阿兰·德龙留下了具有传奇色彩的电影角色，并称他不仅是一位明星，还是法国文化的丰碑。包括法国《解放报》在内的诸多媒体也肯定了作为演员的阿兰·德龙在银幕上的成就。可以说，银幕上的阿兰·德龙凭着不俗的演技、俊美的脸庞以及迷人的气质，是毋庸置疑的偶像。
但如同前面提到的，银幕世界之外的阿兰·德龙也不乏非议。哪怕操持一种“死者为大”的心态来尝试对他的一生盖棺定论，阿兰·德龙的负面影响也不在少数。撇去前面提到的家庭纠纷和婚姻关系等私事不谈，阿兰·德龙在政治上的公开表态和他的一些行为举止一直都饱受争议。众所周知的是，阿兰·德龙的政治立场属于典型的右派。他曾称自己是一名“戴高乐主义者”，甚至在这位法国英雄和前总统晚年黯然下野之后还致信鼓励对方。但如果说戴高乐主义尚属某种相对温和的表态的话，晚年的阿兰·德龙与马琳·勒庞以及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之间的紧密关系则让他遭到更多的质疑。
但如同他所扮演的冷峻且颇具独行侠特质的角色一般，阿兰·德龙对于外界对其和右翼政客之间“友谊”的指责并不在意。并且，阿兰·德龙的双面人生并不只是银幕内外的区别——即便与勒庞有着公开宣称的友情，但二人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就有所不同。勒庞的立场更倾向支持俄罗斯，甚至呼吁法国与俄罗斯多加合作，但阿兰·德龙则更亲近乌克兰，他本人也极受乌克兰观众欢迎，甚至于2023年接受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授予的三等功级勋章。
即使是在被戛纳电影节授予荣誉金棕榈这一高光时刻，阿兰·德龙也伴随着颇多争议、指责乃至抵制。2019年4 月 17 日，戛纳电影节宣布将于当年授予德龙荣誉金棕榈之后，“女性与好莱坞”（Women and Hollywood）组织创始人梅丽莎·西尔弗斯坦就抨击戛纳电影节方面的决定感到“极为失望”。她在一则社交媒体发文中表示，阿兰·德龙曾公开承认对女人施暴，并且与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底色鲜明的国民阵线关系密切；此外，阿兰·德龙也公开发表过反对同性恋的言论，声称同性恋是“违反自然的”。由此可见，一个宣称致力于多元性和包容性的戛纳电影节却授予德龙如此高的荣誉和褒奖，不得不让人质疑电影节官方是否在向这些令人憎恶的价值观致敬。
对此，戛纳电影节则在回应中对《综艺》杂志表示，向阿兰·德龙致敬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传奇演员，也是戛纳电影节历史的一部分，这与向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伍迪·艾伦和阿涅斯·瓦尔达致敬没什么区别；并称在让-保罗·贝尔蒙多和让-皮埃尔·利奥之后，阿兰·德龙是另一位值得戛纳公开致敬的代表性演员。但就针对阿兰·德龙的种种政治和道德指控，当时的戛纳电影节方面拒绝作出回应。同样，演员本人也并未对于外界的指控作出更具体的答复。另一方面，德龙本人也曾经表达过自己演艺生涯的一大遗憾是未曾与女性导演有过合作。
此外，作为荣誉金棕榈奖颁奖典礼的其中一个环节，阿兰·德龙选择放映了他所投资制作并演出的电影《克莱恩先生》（Mr. Klein，1976）。德龙在片中扮演了一位被误认为是犹太人的艺术品商人，该片讲述的则是二战期间维希政府对犹太人的打压，以及法国驱逐犹太人的历史事件，并隐含着针对犹太人的歧视。事实上，针对阿兰·德龙的另一项指责，即对其反犹主义立场的批判一直不绝如缕。
甚至直到去世之后，围绕阿兰·德龙的争议依然存在——他曾在生前表示，希望自己死后让家人将其心爱的比利时牧羊犬Loubo安乐死并陪葬。在去世前几年的采访中，阿兰·德龙曾经公开表达过对Loubo的喜爱，称之为自己“临终关怀”的一部分，甚至将这条狗比作自己的孩子。但他的遗愿却毫不意外地遭到了外界的指责和抵制，著名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甚至专门刊登了一幅漫画取笑了德龙的遗愿，多个动物保护组织也出面抗议此举。最终，阿兰·德龙的家人并未满足死者的遗愿，并对外表示Loubo将会有自己新的家人，不会被执行安乐死。
某种程度上，阿兰·德龙的双面甚至是多面人生堪称是那个被称作“黄金年代”的另类缩影，也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偶像巨星的复杂人性之典型。他保守的价值观以及强硬的表态方式，或许在某些人看来会是某种“老派”作风，但他的政治立场乃至私德却又与新世代的常识和底线格格不入。无论如何，他留下了一张影史上难以磨灭的俊美脸庞，将一种暴力般的美刻写在银幕上；而在银幕之外，让他背负骂名的诸多言行，也势必伴随着历史和后来者的反复检视。
参考资料：
French film giant Alain Delon dies aged 88: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m2n6y4g700o
In Honor of Alain Delon: A Star So Handsome, He Was Obliged to Underplay His Looks: https://variety.com/2024/film/columns/alain-delon-remembered-tribute-french-star-1236111078/
Cannes to Go Ahead With Award for Alain Delon Despite His Controversial Statements: https://edition.cnn.com/2024/08/21/europe/alain-delon-family-refuse-dog-burial-scli-intl/index.html
Alain Delon’s family refuse to put down pet dog the actor wanted to be buried with: https://edition.cnn.com/2024/08/21/europe/alain-delon-family-refuse-dog-burial-scli-intl/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