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民谣歌单上,不能没有她的客家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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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团四人合照。图/受访者提供)


谈到客家民谣,人们总将林生祥和罗思容的名字放在一起聊。确实,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特征:来自对岸,说着客家方言,唱着难懂的客家歌。很多人了解客家音乐是从生祥乐队开始,但我要说,罗思容代表了客家音乐的另一面——阴性的,琐碎的,从泥土里缓慢生长出来的。


她的创作之路如同植物一样缓慢生长,这和她对待世界万物的观念很像:“生命不局限于几种选择,正如植物有不同的生长方式。每个人找到自己路线长出自己的树,树往下向根源探索,往上向着世界开放。”


✎作者 | 邹露

✎编辑 | 陆一鸣

罗思容今年64岁了,但就其音乐创作生涯而言,她或许还处在青年期。

她42岁开始写歌,47岁发表的第一张专辑《每日》就入围了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在当时震惊了两岸的民谣圈。往后几年,她又凭《揽花去》和《落脚》获得三枚金曲奖。“大器晚成”“真正的艺术家”,音乐评论家的说法或许并不夸张。

作为一个客家女性,罗思容无疑是叛逆的。

比如,她给乐团起名为“孤毛头”。在客家方言中,如果语气激烈,这可能是在斥骂对方“断子绝孙”;若语气亲昵,则通常是在教训那些爱搞怪的调皮蛋。小时候,母亲也常叫她“孤毛头”。

对此,罗思容给出的版本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什么祖先家训都可以丢到粪坑里。她还专门写了一首叫《孤毛头》的歌:“山上有几百几十只的猴子/你的内心就有几百几十只的猴子。”猴子又讲什么规矩呢?

2024年8月10日,她在广州声音共和三周年纪念演出专场上,唱到这首歌时,观众跟着她一起大喊“变鬼变怪,自由自在”,她在台上随着节拍舞动,眼睛眯成了两道弯月,笑得像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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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晚上,罗思容与孤毛头乐团在广州声音共和三周年纪念演出。(图/邹露 摄)

音乐之外,罗思容写诗,还是个画家。在此之前,她还做过老师,当过杂志编辑。在青少年时期,音乐曾陪伴罗思容长大。她大学时念的是中文系,但不妨碍她继续唱歌。她曾加入歌曲创作研究社,参与校园民歌团,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文艺青年干的事情。大学毕业后,她曾一度忘记自己会唱歌这件事,甚至忘记吉他丢到了哪里。

她找回音乐的路也充满巧合。2002年,罗思容为父亲、诗人罗浪整理诗文集,阅读到父亲写的《吊桥》时,她不经意用客家话念出来,忽然心中有了一段旋律。此后她的创作之路不可收拾。或许,是音乐找回了她。

尽管40多岁才开始创作,她却不曾感到焦虑。在《我不过四五十岁而已》中,她悠然自得地唱:“我不过四五十岁而已/有人说我像朵花/我不过四五十岁而已/我爱笑爱哭感情又丰富/我想要做什么就放手去做。”这仿佛是她的人生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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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容在弹奏中。(图/受访者提供)

另一种客家


2024年8月9日下午,时隔12年,罗思容和孤毛头乐团再次来到广州。

从白云机场搭乘出租车到市区的路上塞车不断。在这个闷热到喘不过气的傍晚,乐团成员颇有兴致,执意要到附近晃悠,而罗思容和丈夫黄汉坤则不堪舟车劳顿,顺势到公寓楼下的百货商场里觅食。原本约好晚上八点在别处采访,结果我们竟在同一家饭店提前偶遇了。

乐团到大陆演出,黄汉坤通常是妻子的陪同者。刚在饭桌前坐下,黄汉坤就向我回忆起他们上一次来广州的光景。那是2012年的夏天,罗思容凭借《揽花去》获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艺人奖,她受邀来到广州。当时人称广州“打口碟之父”的乐评人邱大立跟她说,既然人都来了,可不可以顺带办个小巡演?

于是他们就去了深圳的旧天堂书店,以及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广州的Tu凸空间。在广州那场,暖场嘉宾是近年来爆火的五条人,黄汉坤比划着手说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都不知道他们喝了多少酒,摇摇晃晃就上台了。”

罗思容的音乐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大陆乐迷的视野,是2008年。那年春节期间,南方暴发雪灾,广东南岭地区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极端低温天气,雨雪冰雹重创森林生态。4月,罗思容和林生祥来到大陆举办说唱会,第一站就是广东韶关乳源南岭社区。

说唱会以“每日·种树”为主题。《每日》是罗思容的第一张专辑,《种树》则是“后交工时代”的重磅专辑。这场说唱会的海报上写着:“种给离乡的人,种给太宽的路面,种给归不得的心情。”在韶关林场的老礼堂,罗思容对着当地的客家老人和孩童,弹着吉他唱起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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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种树”演出海报。(图/中国当代艺术社区)

同样是客家民谣,罗思容和林生祥似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如果说生祥是音乐界的建筑师,你总能被其抓人的旋律和外放的能量紧紧捕捉;那罗思容的表演,往往让人失语,无法找到确切的语言来捕捉其“风格”。

音乐是长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罗思容形容每首歌的生长就像“胚胎”一样,它会慢慢长出它自己的样子。“所以我不需要赋予这首歌太多外在的规则,比如这首要做成蓝调,那首要做成爵士,或者是摇滚也好——根本不需要。”

演出时,罗思容神色自若,声音低沉,她的身体时而跟着音乐自然轻舞摆动,给人一种“大地之母”的观感,借用马世芳2008年的一篇乐评文章中的说法,“像母系的族长,像部落里的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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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容在林间。(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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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荡子和揽花女

罗思容写《浪荡子》这首歌时,正好在研读客家俗谚,其中有一句话是:“生不爱婆,死不爱板(活着的时候不爱女人,死了之后棺材板也不需要了)。”这让她感到震动。

她想起小时候在家乡曾遇一流浪汉,当地人称他“浪荡子”。在客家文化中,存在一套隐形的社会排斥系统,这种排斥与特定的称谓紧密挂钩。要是被人称呼浪荡子,意味着此人或许被家族排斥,不务正业,缺少生产力。

在罗思容的印象中,家乡的浪荡子一年四季披着破破烂烂的黑色袍子,在街上捞食厨余,偶尔有小孩子路过还会捉弄他。有阵子,母亲会捏一个饭团,让罗思容递给这个浪荡子。但拿着饭团靠近他时,对方看都不看自己一眼。于是,她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到底是世界遗弃了他,还是他遗弃了这个世界?”

传闻,该浪荡子本家底殷实,却不幸家道中落。他流落街头,爱上了一个烟花女,散尽家财,还染上了一身疾病。这让罗思容联想到黑塞的小说《流浪者之歌》(又译为《悉达多》)。书中,悉达多抛弃了世间众人追逐的功成名就,去追寻他自己的人生。

“悉达多太子就是头号的浪荡子啊。”罗思容想,或许浪荡子不是被世界抛弃,而是自己选择抛弃了不合理的社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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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容在林间散步。(图/受访者提供)

罗思容从小就不囿于传统。她出生于中国台湾西北部的苗栗县,一个在当地扎根了200多年的客家大家庭。母亲是百分百传统的客家女性,深受传统礼教规范的影响。所谓“四头四尾”,就是精通“田头地尾,锅头灶尾,针头线尾,家头教尾”,总之什么都要做。

上小学后,她就被母亲要求学做饭,这被视为女孩的天职。罗思容心里不服,又贪玩,饭烧焦时总被母亲训斥。干家务活的时候,两个哥哥常在旁玩耍。她从小看到的世界就是如此,女性永远操劳,男性却可以在一旁偷闲。

8月10日演出前的那个下午,声音共和举办了一场围绕“女性与土地”的对谈。罗思容说起自己在2008年和2010年以驻乡艺术家的身份到新竹关西社区,带着一群60岁到95岁的客家阿婆做口述个人生命史的经历。“客家女人真的都唱山歌吗?”她自问自答,“对不起,这些阿婆告诉我,她们哪里有时间唱山歌。”

她还问这些女人们一生中做过什么工。一位90多岁的阿婆告诉她:“除了贼没做过,其他什么都做。”除了操劳一日三餐和养儿育女的家务事,她们还得下工厂、顾农田。在一个客家大家族中,往往女性得扛起养家的大梁,承担诸多劳务,但却无法得到承认,比如族谱不写外嫁女的名字,祭祖时不能去公厅。

罗思容意识到,在诸多典籍中,客家女性常常被歌颂勤劳无私、无欲无求,强调完全的自我奉献。而在官方采集的客家山歌中,也通常依循这套讲述范式。这与现实全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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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性别反思纳入到音乐创作中,做法是撕开客家女性勤俭勤劳的话语枷锁,相反,把她们当成有情欲表达的主体。《揽花去》这张专辑里的第一首《摇摇摇》,罗思容说是直接表达女性情欲的歌。开头第一句“将来了”, 暗指性高潮。

之所以是用拉长音的戏剧腔来唱,罗思容说,这是因为她从小看家里的女性长辈表演客家大戏。在她的印象中,舅妈常常在戏台上声泪俱下,情感到达顶峰,这种饱满的女性情感使她震撼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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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是人设计出来的”


自罗思容记事起,家里已不再延续以务农为生的客家传统,一场洪水早就冲刷掉他们赖以生存的田地。

中学开始,她就搬离苗栗,到新竹念书。上大学后,她又去了台北,直到结婚生子,台北算是罗思容待得最久的地方。但她会说,是湾潭重塑了她,在乡下八年“半农半创作”的生活,使她重新长出了新的叶子。

30岁那年,女儿出生后不幸患上癫痫,罗思容亦出现了严重的产后抑郁。一家人决定搬到湾潭,在乡下定居。此前,她和丈夫黄汉坤住在台北的万华,一个人声鼎沸的老城区。当时罗思容刚过30岁,结束了在杂志社的工作,开始专注绘画。

他们在湾潭租了将近300平方米的土地,房屋只占大约60来平方米。在搬进去以前,那栋三合院的红砖屋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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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潭的家靠着山边,还有一条河流。(图/受访者提供)

在湾潭,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自己操办。遇到台风时,屋顶漏雨的情况时常发生,他们只好自己修理。最初搬进去时,交通很不便利,女儿上小学进出湾潭甚至要靠人工摆渡。

夫妇俩在庭院挖了一口池塘,用来养鸭子,养鱼。池塘的水可以浇菜,还可以供女儿在边上嬉水。在池塘边,他们还种了很多植物,水果有杨桃、香蕉和莲雾,每个季节种的蔬菜也不同。罗思容喜欢玫瑰,每次盛开,她就将花瓣采摘下来泡茶。桂花制成桂花蜜,金枣则熬成金枣酱。

很快,他们家成了邻居小孩的游乐场,附近的孩子一放学,常常会来找她女儿玩。到时家里一定有茶,有点心,当然还有游戏。

在月光下,母女二人在林间秉烛夜游,边唱边跳。女儿无由来地起舞,罗思容就会跟随跳动,嘴里发出的声音像是毫无逻辑的吟啸。她忽然觉得,“某种程度上,女儿像是我的母亲,而我也可以成为母亲的母亲。”

在乡下的几年间,罗思容的抑郁在没有依靠药物的情况下中康复,而女儿也再无病发,健壮地成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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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容一家过去在湾潭居住的老房子。(图/受访者提供)

贴近土地的生活经验,越发成为罗思容创作的根基。当我问起,这样那样的旋律是如何生发时,她会回我一个神秘的笑,在空中画一个圈,并告诉我,一切都是自然的流动。

她说:“世界就像一个同心圆,在整个自然生态中,人类不是主体,世界不是按照人类的想法设计出来的。”这让她看似是个自然主义者。

在《土地与海洋的悲歌》这首歌中,她将叙述的视角换成了海洋上的鸟。歌曲的MV由嘉义布袋的纪录片导演拍摄。后来,朋友将这支影片拿去和当地政府协调,“你看,那么多的鸟,那么美的大海,那么美的音乐,不要再去破坏生态了。”

我问她,那土地和人哪个重要,她说:“当然是土地,人的生命太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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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海洋的悲歌》。(图/官方MV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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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邹露
编辑丨陆一鸣
校对丨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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