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巩固原有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中国香港正由“超级联系人”拓展至“超级增值人”。旨在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积极“抢企业”“抢人才”政策，亦正显现成效

文 |《财经》特派香港记者焦建

编辑 | 王延春

在未来五年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香港特区正迎来一系列新机遇。

机遇来源多重。总括而言，既包括巩固提升其原有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等基础方面，亦包括中央对其提出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一系列新措施、新表述。

受益于“一国两制”等制度安排优势，香港特区多年来的发展独具特色。但在近年来地缘政治及相关产业分化等影响下，香港经济发展亦曾经历波折。具体而言，近年来当地金融、房地产市场波动性较强，受制于股市及楼市成交减量，相关税收下降正给财政带来一定赤字压力。此外，当地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少数几类行业，也使其经济发展受外围环境影响较大，内生动力不足导致可调控程度不高。

以金融行业发展为例，随着全球资本市场出现配置多元化、经济数字化及绿色转型等趋势，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中国香港亟须把握新机遇，自然对其持续改革与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上任后，一改以往“大市场、小政府”思维，在经济、民生等层面都积极主动改革，推出的一系列“抢人才”“抢企业”措施，也被认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囿于任务多重且方法仍在尝试之中，相关改革的整体推进状况也被指出仍难言理想、尚需努力。

在近日会见香港特区政府相关代表时，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对于面临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香港来说，同样要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深入理解和领会三中全会精神，把握机遇，锐意改革，主动作为，加快推进香港由治及兴。”

在识变、应变、求变即所谓“三变”方面，中国香港正在酝酿新举措。

联系人与增值人

在近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中，涉及中国香港特区的内容表述，主要分为三处：

一是在对外开放部分，强调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港澳“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二是在“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部分，提到“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三是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部分中，提及“完善港澳台和侨务工作机制”。

除第一处的表述较为直接及具体，经过近日来持续学习与研判，当地多位经济研究专家亦对《财经》分析指出：《决定》直接论及香港的篇幅虽然不多，但在谋划国家未来发展路向的相关内容中，其实都蕴含着香港可以参与发展的良机，与相关行业发展息息相关。

以金融行业为例，《决定》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相关表述中，就提到要“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

不仅如此，《决定》也提到要“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一方面被认为既是发展人民币离岸巿场机遇，而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加速，亦让香港感到竞争压力。

香港的“焦虑”部分源于近年来作为其经济支柱的金融行业正面临大量不确定性。以股市为例，受限于企业上市总数及额度降低，其首次公开募股（IPO）规模，已从2018年的超过2800亿元（港币，下同），降至2023年的73家、462亿元左右。

更为深远的变化则在于，以往其所倚重的欧美市场资金，近年来也出现加速流动迹象。为开拓新资本来源，香港特区政府官员近年来亦在频频外出“说好香港故事”，例如去中东、东盟等区域多次进行“路演”，既为介绍香港的平台优势，也积极为投资者铺路搭桥。

为持续增加对香港金融市场的支持，近年来中央也在持续出台多种相关措施，包括推进沪港通、深港通，包括放宽沪深港通合资格产品范围，支持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优化基金互认安排，支持内地企业赴香港上市等，推动港股市场优化机制安排等。

一系列的联通措施，带来的是港股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容、市场活跃度和吸引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角色，也正由以往广为人知的“超级联系人”拓展至“超级增值人”。

支撑起升级的相对独特且多年未变的优势，则正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区域和产业经济研究部一位相关研究人士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所指出的：在内地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过程中，香港的独特优势非常明显，作用有望更加突出。“一方面依赖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法治环境、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规则，以及不可替代的专业服务水平。”

形成这些相关独特优势的时间跨度，以数十年为计，本身亦是中国香港特区秉持求变精神应对危机的产物。以上世纪70年代为例：当时欧美不少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曾不断推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进口商品严格实行配额制。为应对外部市场环境的一系列变化，曾在第二产业发展方面风生水起的香港，便积极摸索出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将制造业搬迁至成本更低的珠三角其他城市，带动深圳、东莞等地经济快速起飞；另一方面，则是发挥其联通世界的制度、人脉及技术优势，积极转型金融、贸易等相关服务行业。

近年来的全球供应链变化，在对中国内地外贸进出口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意味着作为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中国香港必须升级。从宏观角度看，前述一系列新变化、新改革本身会带来大量的跨境投融资，这就给香港巩固其国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地位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

为把握前述一系列机遇，今年3月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就曾特设专责工作小组，针对香港如何做好“超级联系人” “超级增值人”提出相关建议。内容共涉及以下四方面：

一、稳健高效的银行体系。在日常运营资金管理方面，近年来许多跨国企业和内地的大型企业都依托香港银行设立区域或境外的财资中心，结合内地经优化的跨境资金池安排，可让这些企业更有效益地管理跨境或境外的流动资金。

二、股票市场。目前香港交易所超过一半的上市企业是内地企业，占股市市值超过70%。香港作为内地企业境外股权集资的首选地作用更为突出。

三、债券市场。香港占亚洲区国际债券发行量的三分之一，居于首位。在首发、二手市场交易、基础设施的配合等方面，建立了一套高效完备的流程，参与的机构投资者范围也不断扩大，这将是未来内地企业融资的另一重要渠道。

四、私募类投资。香港是区内第二大私募基金中心，可以为内地企业特别是创投类企业提供另类融资选项。

在金融领域，港交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近日则建议称，“中国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同时也是内地企业的战略支点。通过香港跳板，内地企业可以辐射至中东、东南亚及南美等地区，这些都为香港带来巨大的专业服务需求空间。内地企业在全球化布局过程中，必然会在各国涌现出一批由中资参与的新兴企业，它们同样会有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香港可着重挖掘相关机遇。”

在此基础上，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前召集人陈智思此前亦提出：以往香港帮助内地公司上市集资，现在则应该帮助其“去风险化”。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情况下，内地企业拓展其他市场时，香港可以出力并创造价值。“香港是一个国际化城市，亦了解内地市场如何运作，清楚知道如何帮助相关公司重新定位。”

在香港近期频频提及的打造供应链管理中心方面，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陈祖恒则向《财经》分析称：“香港要充分发挥自身科研优势，促进先进科技落地应用，帮助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强化产业链，建设成为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优势互补融合发展，担当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和区域发展核心引擎。”

携手产业及人才

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仅是前述《决定》相关涉港内容的一个方面。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及打造中国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则被认为是较具突破性的新提法、新内容。

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加速当地除金融服务等传统产业门类以外的创新等新产业发展，已被认为是一个重点的抓手之一。这其实也可被认为是对中国香港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补短”，即除了关注金融、贸易、旅游及房地产等行业，也加强高科技及创新产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降低产业空心化给经济带来的较强波动性。

而为了加速建设国际级的创新及科技中心，同样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国香港，近年来的一个核心抓手，便是将当地多所全球知名大学的科研及技术研发优势落地转化及商品化。

在此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设立了拨款100亿元的“产学研1+计划”，今年5月，首批资助项目已经落实。今年内香港还将推出总计100亿元的“新型工业加速计划”，为从事策略性产业的企业提供配对资助，鼓励在香港建设智能生产设施，加强上游研发和以科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香港的相关扶持有的放矢而非多点开花。在作为未来香港创新发展蓝图、由香港特区政府于2022年发布的《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中就曾提出：当地要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以及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产业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中国香港特区在摸索如何搭建产业生态方面，其实也在展现出一定的新“章法”：例如重点关注“伙伴企业”到港落户。当地之所以称这些企业为“伙伴企业”，类似于内地的“链主”企业，其在落户香港后会协同上下游的供应链及生态圈内的相关公司。

在梳理这一产业新宏图的基本思路时，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莉近日则有此言，“香港不仅要巩固以往的上游基础科研，还要弥补过往短板，要加强中游成果转化，以及下游的产业化、商业化，要通过在香港建构科技产业体系，形成新的实体经济。”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香港也一直在大力推动其与内地城市之间的科研合作。2023年，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相关部门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加快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安排》，相关内容涵盖深化科研合作、创新资源共享、科研成果转化、人员交流、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和强化统筹协调等，被认为是增强香港与内地科研合作的又一有力助推。

作为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合作的另一有力抓手，前述香港特区近年来所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扶持政策，同样吸引了内地新能源车企等一系列相关行业企业的纷纷赴港。而这同样也是香港近年来所持续发力的重点领域之一。

与以往内地企业赴港大多为上市相比，当前这股过江潮则内涵更加多元，以车企为例（包括主机厂及配套企业等），其到港往往采取设立研发、数据中心乃至国际性总部的多线模式，具体做法则包括成立资财管理中心、成为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伙伴到港，以及“先落地后上市”等。

除了车企，《财经》此前亦曾报道过内地某科研机构在港设立研发中心的案例。其在开发医学行业多模态大模型时，也遇到过算力掣肘难题。除积极与国内算力供应商合作，其愿意赴港开展研发工作，看中的是香港在基础研发、人员及信息的国际性交流，以及行业规则、法律体系联通内地及世界等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在人才培养和技术使用方面，亦有相关行业人士此前曾对《财经》提出过这样一种说法：表面来看，香港近年来并没有明显的突破性产品，人才往往还因为得不到资金、政策支持只能北上创业。但香港研发其实更国际化，也相对更基础性。这意味着“如能很好将研发资源与产业链场景结合起来，潜力非常大”。

对企业而言，借助在港设立研发中心作为“桥头堡”，既可借助香港国际化优势招聘和培养全球人才，还可通过与当地高校及研究所合作培养人才，继而推动技术及产业进步。正如哪吒汽车创始人兼董事长方运舟对《财经》所言，“为什么来香港？我们要背靠祖国，立足于香港，面向全球。要充分利用好香港独特的优势与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

为将香港特区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来亦在全力吸引人才，鼓励企业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和发展机会，为顶尖人才营造有利的工作环境，把人才引进来、留得住、用得好，并利用自身的业务网络，为本地及海外人才建立起国际交流平台，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会。

香港特区目前所独具的国际化大都会特色，其实也为这种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基础性的助力。正如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此前所形容的，“人们愿意来香港，因为这里能够自由出入、生活也很方便。大都会的多姿多彩生活，对于一些外国人和在外国生活的华裔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有很大吸引力。而他们如果举家过来，小朋友读书也放心”。“这里还非常安全。”

责编｜王祎

题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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