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中西部农业地区，农村家庭形成“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家庭劳动力一边在城务工，一边兼顾家里面的地，并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家庭分工秩序，比如在男女分工、代际分工方面均形成一定的责任分担模式以助力家庭总体发展，而农村的土地则成为了农村家庭城镇化的最后退路，同时也是大多数农民工返乡后的“底气”和养老的基底。

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人农业是可能的，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与农村养老相结合，老人在熟悉的村里生活更加自如，环境好，可以种地，还可以在周边打点小零工，自给自足，成本很低，但是在川渝城郊却发现这里的老人基本上没种地，老人农业变得不可能了。

首先，当地种植大小季的水稻和小麦，水稻主产，需要比较精细的种植和管理，老人的身体情况不一定能支撑，而且种植的成本并不低，人均一亩多地，一年辛苦劳动可能就几千元。并且当地的土地流转率很高，达到95%以上，相比下，小农户自己种植的成本和相应的心理成本就高了。同时，四川A镇位于大城市远郊，虽然被划定为农业主产区，工业较少，但依然有一些打零工的机会，尤其是近年来发展集体产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也增加了，两相对比下，种地变成最不划算的选项，老人自然不愿意种了。

其次，众所知周，川渝地区的休闲观念很浓厚，注重休闲玩乐，不想操劳挣辛苦钱。调研期间，经常看到一些老人围着喝茶、打牌或是跳广场舞，活动非常丰富，大多数人也不想再操劳，晚年就该多享福。

这也与川渝地区的养老秩序有关。该地的代际责任不像黄淮海等小亲族地区那般浓厚，将子女婚姻视为一辈子的任务，当地的婚姻成本也不高，彩礼能给十万元已经是顶高了的。这样一来，一是人生任务成本不高，不会为了子女结婚负债，拖垮家庭，家庭的经济基础就可以保证，积累性比较强，代际关系就相对均衡；二来父母手里有钱，而且还有很强的储蓄意识和提前养老预备的意识，所以晚年生活也相对自如，不用依靠子女。

在X村调研期间，所访村民全部都购买了养老保险，大部分还都是购买的最高等级的，每月能拿到1000多元，基本生活可以满足，医保基本上也都买了，很多还买了补充险，医疗也有保障，生活不愁。一般而言，随着年纪增长，劳动力丧失，老人逐渐被边缘化，退出家庭核心地位，甚至成了“子女的负担”，尊袭孝道的传承，子女也更希望老人晚年幸福，不再操劳，而且老人种地风险很高，一旦出问题，医疗花费更高，子女还要照顾，所以子女不愿意老人种地也是规避家庭风险下的理性选择。

另外，“农民”一词在我国并不是一门职业，没有完全的定义，仅从户籍来看，现在的农村户口与以前的农村户口的人是不一样的，即农民的世代更替。实际上，种过地且与土地关联度较高的是50-70年代的人，而想种地的老人大多六七十岁，想种却种不动，接下来的80后几乎没怎么种地，对土地的感情不深，以后养老也不一定回村，种不种地跟他们关系不大，而90后，甚至00后新农人的加入（比如90后返乡种地）是基于市场的逻辑，而不是乡土逻辑，他们有的甚至从小也没在乡村生活过，更没有种地经验，不像50-70年代的人那样生活在围绕土地生长出来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关系之中。

川渝地区的经验有特殊性，也存在普遍性，特殊在该地的地理位置、家计模式、生活观念、养老秩序等，普遍在农民的世代更替、农业种植成本的升高、养老观念的转变等。该案例并不是为了推翻老人农业，而是为了说明不同地区的情况有所差别，重要的是因地制宜，给予基层自主性空间，让它有活力去发展。

为什么川渝城郊的老人不靠种地养老？地少不划算，不如喝茶打牌跳广场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