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后，伴随着资源汲取到资源下放变化的是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关系，现在不是要收税，而是分配资源，为农民服务，然而，服务却越来越难，分配资源的矛盾越来越多，“发钱难”、“要求多”、“平衡分配不容易”等难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做好群众工作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D村是原子化社会结构的村庄，没有宗族派系斗争，只要选举产生的派系对立，村民依靠市场逻辑参与村庄事务，讲利益不讲集体。村干部做群众工作主要是依靠私人关系和人情面子，做任何事情都要卖私人的面子，村民与村干部发生个体之间的人情交换，比如配合了这次工作后，下次有什么好处要想着给村民，村干部要还人情。并且，做工作要私人去，一对一地谈话，这样村民不会觉得没面子，是受到村干部的重视的，遇到推进不下去的工作，就先做熟人的、关系好的，再慢慢推进，而且不能村集体一起去做工作，这样会让村民觉得以权压人，让别人觉得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会觉得没有面子。村庄整体上不存在公共主体、公共情感和公共利益的意识，公家是没有利益和人情还的，只能靠村干部私人卖面子。所以，什么样的人当村干部，就会影响到工作能不能推进落实。同时，村庄内部缺乏集体性约束，村规民约并没有实质上的效果，基础公共服务依靠政府拨款和自愿捐赠，主要是村干部寻找的一些老板、企业家和组织，没有村民自发的众筹。另外，村干部对于不愿意配合工作的村民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是不断地做工作、讲道理，最后实现不同意也只能算了，不能强制。

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也要求村干部向服务型村干部转变，引发了几个问题：一是服务的扩大化，村干部事事都要管，事事都要做，服务内容越来越多，上到国家政策，下到邻里纠纷，都要村干部处理，导致村民很容易形成一种依赖思想；二是村民觉得村干部拿了工资就要做事，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肯定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还认为自己是帮干部完成任务；三是由于村干部常常有一些硬性的任务必须完成，所以要是村民不配合，就还得求着村民；四是村干部只有不断地进行服务才能获得村民的认可，要先做好事情让村民相信，但是只要有一件事情没做好，村民不满意，他就会认为村干部不好，所以接着又得持续地做工作。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认可和权威建立起来很难，但是打破又相当容易，关系非常脆弱。

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化也是需要考虑一些关系的，一是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国家能力越强，越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服务，但是国家提供的服务是有边界的，不能替代市场和社会，国家只需要提供基础性服务和保障性服务，其他的发展性服务应该由个人承担；二是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服务型政府不意味着就没有管理，管理与服务并不是对立的，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是提供服务的基础，要把握好管理与服务的平衡关系，服务不能代替管理，只有服务没有管理就很容易培养出刁民、懒汉。

因此，在基层必须把握好群众工作方法，群众工作有三种递进的层次，一是不做群众工作，忙着做行政工作或者争资跑项，忽视群众的日常诉求；二是个体式的群众工作，依靠私人感情和个人面子去做工作，凭借个人的能力和魅力，依赖熟人关系；三是组织式、群众性的群众工作，激发群众的主体性，让群众组织起来，产生集体利益、集体情感、集体认同、集体价值，主动地参与到集体建设之中。从共识出发，利用集体原则去处理问题，提高治理效率。

综合三种群众工作层次来看，关键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制造一个中间的社会层级，能够让国家与个人、结构与个体实现联动，把个体纳入到集体之中，在共同的标准、规则、文化价值、情感中实践，将共识内化到心智结构中，从而改造思想和行动逻辑。

村干部服务内容越来越多，村民觉得拿工资就要做事，这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