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幸福,是那不可捉摸的一瞬

在学术上,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思考引领了20世纪欧洲的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矛盾性》等专著的出版,构成了他的“现代性三部曲”。这并不是他研究现代性最早的文本,不过他在思想界的声望却是由此形成的。到了晚年,他继续思考,并观察人们如何面临猝不及防的不确定,如何踏上追忆传统秩序的乌托邦之路。这样的不安,根植于现代晚期的内在冲突和危机。幸福也是如此。就如他说的,我们一出生,就被抛入这个世界。与人一样,外界也反复无常,而这“反复无常”被定义为“意外”。我们总是在那些无法被计算的个人与社会条件当中选择、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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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年11月19日至2017年1月9日),当代社会学家。
那么,什么是幸福?或者如何界定和测量幸福?这并不是一个庸俗的提问。我们可能会给出无数种选项,它们有关愿望、理想、欲望、安宁。从哲学到社会科学,每一种学说都试图提供合理的解释。遗憾的是,大概没有哪种说法敢于宣称发现了不可辩驳的奥秘。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而就像鲍曼所说,“对于百折不挠、不可救药地追求幸福的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它预示着希望的不朽”。
访谈人是作家、爱沙尼亚塔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瑞恩·罗德(Rein Raud)。
下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自我: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一书。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访谈人|[爱沙尼亚]瑞恩·罗德
受访人|[英]齐格蒙特·鲍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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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英]齐格蒙特·鲍曼、[爱沙尼亚]瑞恩·罗德著,张德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4年8月。
罗德:
“黏土与陶工”和“乐高”的寓言
罗德:有个术语叫“出生时的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它通常指一个人预期能活多少年。我想对该术语稍做引申,从广义的角度将之理解为“期望人生”,即在博尔赫斯式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人们所期待的那种人生。
我们也可以把它描绘成一棵树,当一个人的出身条件——包括社会和生理条件——并不决定他随后的选择时,他在无数的时刻,既可能向左分岔,也可能向右分岔。
毫无疑问,有些选择会让人踏上一段典型的人生轨迹。一些分枝点会无可挽回地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另一些分枝点则会让人暂时偏离这一轨迹,然后在更高处重新交会。每个分枝点都对应着一个决定;我们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并不总是有意识的,但若避免或推迟决定,我们相当于将决定权拱手让人,委托别人替我们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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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2006)剧照。
“命运”和“性格”,确实充分体现了影响决策的两股相反力量。不过,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决定的。据统计,“性格”的某些特征更有可能出现在“命运”的某些场景而非其他场景中。话虽如此,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永远取决于具体个人。有些人平静地接受自身所处的境况,有些人则反抗之;有些人反抗一种境况,有些人则反抗另一种。无论如何,这些反抗也是我们在“期望人生”之树上攀爬时面临的选择时刻,它们可能一开始就存在。
显而易见,机遇之类的不可控因素,包括他人的“期待人生”之树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对个体的生命历程产生很大影响,或为其开启全新的可能性,或切断现有的可能性。但总的来说,个体的人生轨迹可以被看作由“期望人生”之树和每个分枝点上的个人决定共同塑造的。我们创造人生,人生亦创造我们。
现如今,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一种方法,是以幸福为标尺,将一个人在这棵“期望人生”之树上攀爬的实际高度与这棵树本身的高度进行比较,爬得越高代表越幸福,人生就越成功。可问题在于,我们实际使用的任何标尺都不是严格垂直的;换言之,我们看不到一个清晰的标准,甚至不知其存在与否。
幸福若被等同于物质财富,那么标尺的最高点对应人生之树的某处;幸福若被等同于精神成就,那么标尺的最高点则对应人生之树的另一处。若将家庭和睦作为幸福的标准,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若以激情之爱,或聪明睿智为标准,结论又不一样。所有这些标准的角度都不同,这使得它们总体上互不兼容;尽管如此,人们普遍希望自己至少在几个标准上做得出色。常见的情况是,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失败,而在其他方面可能做得很好。
当然,这些幸福的标准并非由我们自己所创造,我们只是将其当作自己的标准。唯有极少数强人能为自己确定一个绝对严格的垂直度,以此度量自己在“期望人生”之树上的攀爬进展。恐怕大多数人所依据的垂直度就像芦苇一样,任凭社会文化的风吹雨打,有时偏离多一些,有时偏离少一些。很多时候,在分枝的那一刻看似绝对正确的选择,随着时移势易,人们开始悔不当初——当然,没有人能知道,在另一种选择所创造的平行世界里,究竟会发生什么。
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些分枝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分枝点做出自己的决定。我非常同意“自我构成的劳动永不止息”的说法,但我认为,自我生产的劳作也永不止息。我想把这两个词语对立起来,互为观照:“生产”指的是外部控制力量的劳作,我们只是任其揉捏的泥土;而“构成”则是我们自己的劳作,我们是陶工——不过,即使作为陶工,我们仍然是由泥土铸成的。毋宁说,我们是锻造自己的黏土的陶艺家。过去几十年里所发生的某种转变,很好地体现在流行的乐高建筑玩具的演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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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大电影》(The Lego Movie,2014)剧照。
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乐高玩具,它们当时是成套的,我可以搭建出自己的梦幻世界,随附的说明手册上还提供了一些启发灵感的模板。等到我的孩子们玩这些玩具时,乐高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每套玩具都标明了制作某个特定模型所需的准确件数,有点像设有唯一正确答案的拼图游戏。当然,如果你有很多套乐高,你可以把几个乐高套系混在一起,甚至可以将卖给你的不同世界重新拼在一起;然而,一个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世界已经变成了预制的、系统化的、内部完整的整体,连同它们的规则和叙事一起被买家接受。
诚然,初次接触乐高玩具的孩子,其所搭建的世界,不如专业开发团队创造的世界那般引人入胜,后者在质量上无疑更胜一筹。但是,它们从孩子身上夺走了创造世界的必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无穷乐趣。毫无疑问,孩子们从创造世界中获得的巨大乐趣,只能让位于商家从新作品中获得的巨大利益;商家迫不及待地开发乐高系列中的新零部件,为这个不断扩张但现成的世界增添新元素。可以预见,在现成的乐高世界中长大的孩子,成年后更能适应现成的生活世界。
鲍曼:
幸福只能从消极的角度予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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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特·鲍曼在书房。图片来自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网站。
鲍曼:我喜欢你的“黏土与陶工”寓言,更喜欢你所补充的“陶艺家”(陶工中的少数)寓言。陶艺家不在艺术品商店购买黏土,而是自己开采黏土,并按照自己的设想对其进行制坯、修整、揉捏。这就是我在谈及行动者对命运的内化时所试图捕捉和表达的东西:行动者对命运的内化总是包含他对命运的选择性阐释;对“天然的”、未经加工的命运的内化,总是操纵着行动者的机遇和倾向,使其性格朝着此方向而不是彼方向发展。
我也赞成你所引入的“成功人生”这一议题,我把它理解为“工作出色”所带来的满足感,萨特曾称之为“生活计划”的实现。然而,这种满足感,一种独特的“元幸福”(meta happiness),与自我构成的其他方面类似,是一种不稳定的、忽明忽暗的情绪:一种倏忽而逝的状态,一种容易被撤销甚至被其反面取代的瞬间状况。“(人们)对生活有何要求,希望在生活中实现什么?”再次引用弗洛伊德的回复:“答案毋庸置疑……(人们)努力追求幸福;他们希望变得幸福并保持幸福。” 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无法“保持幸福”:
我们所说的幸福,从严格意义上讲,来自被严重压抑的需求得到满足——最好是突如其来的满足。从本质上讲,幸福只可能一种偶发现象。快乐原则所渴望的任何情状被延长,只会产生一种轻微的满足感。我们只能从对比中获得强烈的快感,而很少能从事物的某一状态中获得快感,这是人类天生的心理结构使然。
如你所见,幸福与“社会事实”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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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摩根(Frederick Morgan,1847-1927)笔下的童真乐趣。
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是社会学唯一合法的研究对象:它是一种“事态”(thing),与所有事态一样,具有可靠性、稳定性、持久性和巨大的强制性;实际上,它是一种几乎无法抗拒,或完全无法抗拒的力量。确切而言,幸福不是一个“社会事实”;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尤其是对所追求的目标对象的选择,才应当被归为“社会事实”。人们对这一追求目标的占有或消费,也常被人体验或描述为幸福时刻。
然而,我认为,追求幸福的天然栖息地是不幸福、不满意、未实现的状态——简而言之,是产生痛苦的被剥夺状态(如被压制、被疏远、被抛弃、被排斥、被剥夺尊严和自尊等)。换一种说法,从结构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在“幸福与不幸”的对立中,不幸是“无标记的”,而幸福是“有标记的”。幸福只能从消极的角度予以定义:它是克服、违抗、打败或终止的不可捉摸的瞬间——总而言之,幸福是否定的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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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来敲门》(2011)剧照。
幸福是人生追求的驱力,但与其他积极的、指引性的、北极星式的乌托邦一样,它的“物质性”,也就是它对人类和社会产生的实际意义,完全在于它能激励人们不断追求幸福,并产生持久的效果,尽管这些效果往往是偶得的,即未曾预料的、无意为之的、计划外的。
克里斯托弗·赫尔曼(Christopher Helman)是《福布斯》杂志的专栏作家,他曾经报道过总部位于伦敦的列格坦研究所(Legatum Institute)所做的一项研究。列格坦是众多试图“揭示人类幸福的原因”的调查机构之一,它致力于找出人类幸福的可量化、可编码的条件。赫尔曼说,“列格坦对世界各国的创业精神、个人自由、健康、经济、社会资本、教育、安全保障和治理进行评分”;这些分数是由《福布斯》杂志的专家们打出的,为了得到所要的结果,他们必须进行大量耗时耗神的复杂计算,向他们致敬!不过,赫尔曼略带讥讽地评论道:
幸福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幸福的定义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繁荣就等于幸福吗?不一定,但肯定有助于幸福。你的生活幸福吗?当你开着豪车去上班的路上堵车时,你也许想过这个问题。尽管你在高档写字楼里身居要职,但你曾幻想抛弃这一切,抛弃办公室、房贷、西装、压力,以及全天的电子束缚。
接着,赫尔曼问道:你以为退居海边的小木屋、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就会幸福吗?也不见得。“主观”因素对“客观”因素的反抗和质疑,是无穷无尽、无止无休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与众多机构一样,列格坦在其设计的调查问卷中,为可能产生幸福感的品质赋分,然后对收回的问卷答复进行分析,从统计分布中(以及从问卷作者对“人性”的默认假设中,这一点更重要)推断出人们应该从这些品质中获得多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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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书贼》(The Book Thief,2013)剧照。
但是,如果某个叫作汤姆、迪克或哈里的人具备这些品质,却未能从中获得幸福感呢?换言之,如果汤姆、迪克或哈里没能做到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应该做到的事情呢?那么,这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不是吗?要不然就是经济的错,他们只是不善于抓住机会而已。“一切都是经济问题,笨蛋!”——这是专家们在着手研究之前就听过的结论。我们也一样,几乎每天都能从风云人物那里听到这番话,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经济。
我们还一致认为,人类的烦恼、磕磕绊绊、跌倒和失败(当然也包括打赢的仗),呈现出各异的形态和色彩。“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情很难说是无条件的、完满的,而不幸福的状态也无法完全抹去快乐的时光。镌刻在地狱入口处的“放弃希望”(Lasciate ogni speranza),与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门上的标语“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一样,都是对未来人生的预示。
迄今所说的一切,对于那些想为人类的困境做出连贯描述的人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原因在于,为人类现实梳理出一条连贯的脉络,如康德所说,好比抻直“人类这一弯曲的木头”。迄今所说的一切,对于那些忙于对知识进行系统化整理的理论家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对于拉紧人类这个提线木偶的牵引绳,力图掌控人类命运的暴君来说,也是一个不祥之兆。然而,对于百折不挠、不可救药地追求幸福的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它预示着希望的不朽。
罗德:
自我构成,而不是自我生产
罗德: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讲的是,在荒岛上,有一个受虐狂和一个施虐狂,他们是海难后的唯二幸存者:过了一会儿,受虐狂走到施虐狂面前,问道:“你想折磨我吗?”施虐狂看着他,微笑着回答:“我绝对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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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岛余生》(Cast Away,2000)剧照。
试图用可量化的参数来定义幸福,正如列格坦想要做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注定失败的冒险。幸福与不幸都是无法量化的主观感受。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我曾游历过一个阳光明媚、美人如云的热带岛屿,它可谓是好莱坞电影一贯宣扬的极乐世界的标准形象。我先在东南亚进行了两个月的高强度探险,然后来到这里。刚来第二天,我的伙伴们就厌倦了岛上的阳光和美人,遂决定提前几天恢复原来的旅行模式。幸福的标准版本,就像任何产品的标准版本一样,应该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然而,地球上的每个人在某一方面肯定都属于一个或多个少数群体。
正因如此,自我构成——而不是自我生产——才如此重要。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除此之外,我还有犯错的权利,只要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事实上,我还有权遭受失败、失望和烦忧——简而言之,我有不幸的权利,只要我不把这种不幸强加于人。当然,如果我愿意,我也有权踏上通往标准的幸福之路,最终抵达大众眼中的幸福。但是,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做的事。
因此,我不太确定,在描述追求幸福的状态时,使用你和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些否定性词语,是否非常管用。毕竟,从别人的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成就带来的满足感,很大程度上恰恰源自我们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如若不然,报纸就会刊登已经填好的纵横字谜,而不是空着让读者自己破解了。
即使“追求幸福”的过程潜存一种缺失感,也缺乏追求的动力,它还存在另一个面向,即“期待”(looking forward)这一表达所捕捉到的人性经验。期待某样东西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已经对它产生了愉悦感,尽管它还没有实质性地出现,尚未成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但它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
是的,这种快乐可能比从事物本身获得的快乐还要多。是的,这种期待感终将成为未来失望的缘由;它可能会被滥用、被操纵,用以诱使一个人做其通常不会去做的事情。正因如此,有一些硬核的现实主义者,比如我的妻子,为了不被任何虚假的希望所蒙骗,她/他们拒绝展望未来。毫无疑问,这也是她的个人权利。
鲍曼:关于“期待”
鲍曼:如你所说,“期待”“可能会被滥用、被操纵,用以诱使一个人做其通常不会去做的事情”。连“期待”都可以被滥用吗?确实如此!每天都在发生,而且规模巨大。我甚至认为,我们当下所处的消费者社会,这个以消费主义模式来安排及管理个人、群体和社会三大系统层面的社会,实乃建立在对其成员的“期待”倾向进行系统性误用,甚至滥用的基础之上。
我们当下所处的消费者社会,已经成功地将人的“作业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转化为“消费本能”。100年前,托斯丹·凡勃伦将人类的“期待”心理,追溯至“作业本能”,即做好一项工作的本能欲望、从尽善尽美中获得自豪感的普遍愿望、从“排出己身”(excorporation)中寻求幸福的心理倾向。“排出己身”这一术语,是由毛罗·马加蒂(Mauro Magatti)和基娅拉·贾卡尔迪(Chiara Giaccardi)最近提出的,意指为世界添砖加瓦(add)的倾向和冲动。“消费本能”指的是对事物的占有和享受的本能,或曰“纳入己身”(incorporation)的本能。与“排出己身”相反,“纳入己身”是使世界日销月铄(detract)的本能倾向,是个体从世界逐一减除已转化为商品的欲望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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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的美丽传说》(Malèna,2000)剧照。
亲爱的瑞恩(指本次访谈人瑞恩·罗德——摘编者注),你妻子这样的“硬核现实主义者”,正是消费主义经济的噩梦:这些人拒绝“期待”,拒绝祈盼尚未尝试和体验过的快乐,在这个几乎人人都在追逐更多、更强烈的快感的时代,他们却选择退出这种追逐。
换言之,这些现实主义者是“心满意足的消费者”,他们满足于目前的消费水平,对劝诱或勒索他们继续消费的魅惑之声充耳不闻,对诋毁和嘲笑他们消费欲怠惰的谴责之声无动于衷。消费主义的蛊惑之声,一边痛斥这些消费者如此有限的需求/欲望/愿望,一边引诱那些尚未满足的消费者,让他们对新奇的、未体验过的欲望对象产生永无餍足的渴求。不足为奇,心满意足的消费者能够——也将会——为消费主义社会敲响丧钟。
如今,市场营销艺术包含双重策略,一是唤起人们对新乐趣的渴望,二是确保从中获得的快乐尽量短暂。这种策略产生了一个连带的副作用,它使消费主义经济成为系统性过剩和浪费的经济。如你所说,人性共有的“期待”意向,一旦被消费主义经济所利用,被其商品化并重新调配,往往比人们期待的“事物本身”更令人愉悦。确实,购物行为通常比其结果,即对所购之物的占有和消费,更令人愉悦;另外,占有某物的快乐是有期限的,而购物所带来的快乐,原则上可以无限延长,至少营销大师们会不遗余力地使其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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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2000)剧照。
你写道:“我不太确定,在描述追求幸福的状态时,使用你和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些否定性词语,是否非常管用。”这些否定性词语,是我顺着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来的。
不过,我相信,用这样的措辞来描述追求幸福的状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着广泛而深刻、坚实而可信的理由。社会中占据霸权地位的消费主义世界观,则确保不满足的状态被永远保持,以便不断构想和传播新的愿景、新的模式、新的欲望对象,刺激人们源源不断地产生幸福感;它还要确保,在“欲望对象”转化为“占有物品”的那一刻,这些愿景和模式烟消云散。
正如我在别处论述的那样,任何一家商店,无论它向顾客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它的吸引力、诱惑力源于其自我呈现和他者感知——它得让人觉得这是一家独一无二的药店,出售的药品专治现代人的疑难杂症,比如疯狂竞争和忙碌生活对人的折磨,比如存在的不确定性造成的痛苦和焦虑,比如人际关系的脆弱性所导致的道德顾虑。
总而言之,商店所售的药品,能够治愈一个人在生活技艺方面令其羞愧的“表现不佳”,这种“表现不佳”体现在实际“进展”与内心“期待”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上。我们非常清楚,制药业的经济保障和盈利能力,与病患者的数量同步增长,因为被病痛折磨的人多了,制药公司仓库货架上堆积的药品就有人买了。为了销售更多的药品,获取更多的利润,制药业需要更多的疾病——需要更多的被定义为病态的生命状态,从而让人们相信自己有病,相信自己需要对症治疗,且基本可以被治愈。无论是真实存在的症状,还是臆想出来的病症,只要有药可用,就会把渴求转化为义务。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自我: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一书。
原文访谈人/[爱沙尼亚]瑞恩·罗德
原文受访人/[英]齐格蒙特·鲍曼
摘编/罗东
编辑/西西
导语部分校对/穆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