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之死》：一代名将，为何落得“传首九边”的悲惨下场？ |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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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明末的历史，叹息者有之，痛恨者有之，所叹息者，大好河山花花世界，要忠臣有忠臣，要良将有良将，怎么就完蛋了？所痛恨者，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内外交困之局，如此朝廷早灭亡早好。

当然啦，以上观点都是站在非常宏大的视角去看问题的，倘若把视角缩小一些，且不论那些饥饿的黎民，被逼造反的土司边民，单就直说那些个忠臣良将们，袁崇焕，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他们各人性格不同，所作所为也多有争议，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下场都特别惨。

◇ 图为唐元鹏 著《熊廷弼之死》

既然这些个忠臣良将横竖都是个死，那么这就不单单是忠臣良将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别的什么，倘若不是天命，那就庶几可以归咎于制度，当制度出现了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挽回的局面之时，大明朝大约的确也没什么救了。而摆在案头有那么一本小书，《熊廷弼之死》，就以一位“有争议的忠臣良将”之死，讲了讲大明的制度性困局。

熊廷弼为什么死：

说到明末的辽东，熊廷弼是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人物。他几度巡按和经略辽东，却遭到革职下狱，天启二年的广宁之战，明军大败，熊廷弼作为辽东经略被逮捕入狱，判处死刑。这死刑虽然判了，但却没有马上执行，直到天启五年才被杀。

◇ 不管和东林党有没有“勾结”，阉党要一个人的命也不是什么难事 

关于他被杀的原因，通常认为这是熊廷弼和东林党往来过密，甚至在狱中还疏通关节，就算熊廷弼已经被革职，这边将结交近臣，仍然是绝对的死罪。当时和东林党作为对头的阉党抓住这个大做文章，更有冯铨又编造伪书《辽东传》言：“此书为熊廷弼所作，流传市上，希图为自己开脱。”熊廷弼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杀的。这么看来，熊廷弼是阉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了。

◇ 图为熊廷弼画像

可是如果仔细查阅熊廷弼的卷宗，当时主张重判他的颇有不少被视为典型的东林党人，比如孙承宗就对天启皇帝说要逮捕熊廷弼，而审判熊廷弼的人当中，也有邹元标，王纪等日后《东林点将录》当中的骨干，也正是他们给熊廷弼定了个死刑。可见这熊廷弼勾结东林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阉党之所以要把熊廷弼往东林党那里凑，纯粹是权谋斗争的需要——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对于阉党来说，能找到一个东林党朝中大臣结交边将的“罪证”，那是最致命的武器，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三年，熊廷弼其实是当了权谋斗争的棋子，而在他死后，东林党也的确曾经一度被阉党几乎连根拔起，这是后话，此处就暂且不提了。

◇ 图为明末辽东形势图

而在所有这些党争之外，熊廷弼下狱论死的直接原因，则是广宁之败。这次广宁之败后果非常严重，当时山海关以东的整个辽东都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消息传至北京，上下大震，“京师戒严，士大夫日夜潜发其币南还，首鼠观望”。当时的兵部尚书王在晋就说，“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那么这广宁是怎么败的呢？表面上看是辽东巡抚王化贞领兵攻打后金军队不利，而后方又有将领孙得功叛变，王化贞全军覆没，而熊廷弼在后方得知前线消息，没有派兵去救，反而在关外实行焦土政策，退守山海关，之前大明朝花费巨资打造的关宁防线，毁于一旦。如此看来，这熊廷弼确实该杀，让他从天启二年活到天启五年，这都算他赚了。

◇ 图为电影《绣春刀2-修罗战场》剧照，整个故事就发生在萨尔浒之战之后

可是如果再观察的仔细一些，广宁的败战根子出在熊廷弼和王化贞不和。一个是辽东经略，一个是辽东巡抚，职责多有重叠不说，两人对于“接下来怎么办”多有分歧。熊廷弼是主守的，后金满洲八旗什么战斗力他是亲眼见过，萨尔浒之战，大明精锐尽出主动进攻结果不还是全军覆没么？既然如此，就应该固守住几个堡垒，一方有事侧翼随时支援，与此同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骚扰，釜底抽薪地破坏后金的经济基础，最终把这个敌人消灭在无形之中。

简而言之，这就是长期的消耗战，从长远来看，这个办法几乎一定可以取得成功，大明什么体量，后金什么体量，就这么十年八年过去，后金是没办法跟大明抗衡的。

◇ 明朝在辽西走廊构建了众多坚固的军事堡垒

问题是熊廷弼的办法需要巨量的银子砸进去，这还是个每年都得砸银子的无底洞。而大明看似富庶，却因为行政效率极端底下等各种原因，委实拿不出那么多银子。户部的银子不够用，这是肯定的，所以自从万历皇帝驾崩之后，阁臣们盯上了皇帝的内帑。这当然也是不小的数目，但毕竟你让皇帝出血，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总之一句话，大明缺银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所以，熊廷弼的这个方略看似可行，实则不可行。

与此同时，王化贞的办法，那就是主动出击一举荡平后金，发动一场大明版的特别军事行动，一小时二十二分活捉努尔哈赤，虽然在军事层面上看非常荒唐，但非常合朝廷的胃口，一则有天朝上国的虚荣心作祟，二则朝廷真没钱，能速通后金，王化贞一战封神，那是最好的。

所以朝廷对王化贞多有支持，而熊廷弼则是受到冷遇。当王化贞主动出击之时，他寄予厚望的就是策反后金，却没想到后金预判了他的预判，先把他的将领策反了，于是这特别军事行动变成了特别军事被动，大明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到这个时候熊廷弼还不忘对王化贞反唇相讥，史书记载——“化贞哭，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说起来熊廷弼的性格的确称得上言毒，此时此刻他这么说毫不意外，当然这样的言毒，也的确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为什么辽事不可为：

倘若当时熊廷弼范志毅附体，他也有理由说的，你王化贞什么的都想玩反间计，玩不了没那个能力知道吗？我劝你们多把经略辽东的办法搞搞好，先把这个理念弄清楚。死守的策略蛮好的，你把它废了干什么我问你，这下关宁防线全丢了，真的是脸都不要了。

当然熊廷弼非常有资本这么说。历史上他三次主政辽东，主张都是全力防守，而在大明全力防守的时候，的确也没有出大乱子。但这么做有两个根本前提，第一就是熊廷弼能得到上头的绝对信任，第二就是熊廷弼要能够解决掉后勤的一切问题。当然，第二个问题的前提，还是第一个问题。

◇ 图为万历皇帝画像

关于信任这件事，万历皇帝在的时候，熊廷弼是得到了绝对信任，所以他管兵部户部要钱要粮，虽然语气非常恶劣，但还是能得到的。可问题是万历皇帝去世之后，后来的天启皇帝年岁不大，又非常有主见，对于熊廷弼而言，信任的基础不存在了，那就说什么都是空中楼阁。即使他规划的一切从理性上看毫无问题——本质上还是人亡政息的那一套。而关于解决后勤的问题，所谓外行谈战略，内行谈后勤，熊廷弼深知后勤的重要性，也深知大明朝效率低下的运输最终会坑国坑民，所能做的也只是尽力而为。

◇ 从地图上看，由山东登州出发，走海运向辽东官军运粮饷显然比从辽西走廊一站站运要方便快捷的多

讲个小故事，明朝末期为支援辽东战事，开辟了山东往辽宁的海上运输。万历末年熊廷弼经略辽东，多次向户部反映希望把粮食从海路直接运到盖州，也就是营口，而不要只送到旅顺就算了，但户部根本不听，还是我行我素地把粮食往旅顺运，再经过千里迢迢的陆路运到辽东前线。户部之所以如此坚持，表面上是因为“盖州礁石密布，不好卸货”，实际上是因为走多一段陆路，就可以有名正言顺的羡耗，这都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明摆着好用的海运不用，造成的结果就是前线缺粮缺物资，后方旅顺的物资却堆积如山。大明末年关外防线的失败，跟这样的运输低效关系很大，而这低效的原因，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所以到后来，熊廷弼对辽事也是心灰意冷，有一些资料记载他对友人说，自己之所以出言不逊把人都骂了个遍，实际上就是想激怒所有人，赶紧把他革职了事。但问题是这么一个背锅的，自然是大家乐见其成，所以熊廷弼必须死，他不死，锅就没办法彻底落实下去。这么看来，辽事不可为，还真没说错，不但在熊廷弼生前如此，在他身后大约也的确是这样的。

制度，还TMD是制度：

熊廷弼提的建议对么，当然对了，但是在大明朝，仅仅说对了，做对了，远远不够。这些都是政治，而大明朝第一位的乃是权斗，或者说是权谋。权谋失败了，再好的政治也是白搭。

这样的权谋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皇帝为了皇权稳固，不愿意看到文官的强大，而文官集团的党争，当然极大地耗损国力，但却是皇帝江山永固的秘诀。经济学上有一句话，如果私人财产权不能得到明确和保护，那么人的一切行为都必然是短视的，捞一把就走的。同样的逻辑可以应用到明末的朝堂之上，自己的人身安全无法保证，而人身安全极大地依赖于权斗结果，那就别怪大家都一个个短视无比，恨不得置对手于死地了。这么一折腾，大明的行政效率不低下才怪，看似庞大的帝国能有银子才怪，自然，熊廷弼不死才叫见了鬼。

◇ 图为《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田赋加派占辽饷总额百分比》

熊廷弼死了，死得很惨，他被砍头的时候一刀还没有割断脖子，是用锯把他头颅锯下来的，然后死后传首九边，以儆效尤。他的家人也凄惨无比，有人诬陷熊廷弼贪污了十七万两白银军费，为了追缴那所谓的赃款，官吏们对他留下的家人无所不用其极，长子自杀，女儿气的吐血身亡。当然，熊廷弼有自己的问题，但如果说这就是所谓“忠臣良将的下场”，大约是不过分的。

再往后的大明朝也没有一丝丝的长进。崇祯朝那些忠臣良将的下场这里按下不表。就只说当时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势大，倘若坚决执行“纲举目张，十面埋伏”，至少李自成他们不至于那么容易死灰复燃，但是大明因为制度性的问题，没钱没耐心，继续一小时二十二分的美梦，最终的下场就是内外交困，崇祯皇帝也终于自挂于老歪脖子树上——北京的景山公园，很多的路牌上都写着“崇祯皇帝殉国处”这几个字。跟着路牌，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走到了那棵老歪脖子树上底下，树不是当年的树了，但地方还是原来的地方。

◇ 当朱由检披头散发来到景山上，望着火光四起的紫禁城，这位常念叨着“九思”的大明亡国之君，又不知作何感想 图为景山明思宗殉国处碑 图由三喵先生提供

说起来，晚明如此的“事事不可为”，但明朝还是能有一众拥趸，除了民族主义的自豪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可是汉族皇帝朱元璋完全吸收了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事事防备，设计出的可以说“集古人智慧之大成”的朝代，它理应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却灭亡的如此屈辱，一定是阴谋，或者小冰期之类的因素作祟，总之，大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那是万万没错的——然而大明还是灭亡了，在熊廷弼的故事当中，所有人到最后似乎结局都不好，除了一位名叫冯铨的，你们还记得他吗，就是那本编造《辽东传》污蔑熊廷弼的，他日后自然是阉党骨干，后来魏公公倒台，他被削官回乡闲住十七年，等到满清入了关，冯铨效力清朝，“举家男妇，皆效满装”。他对多尔衮说：“一心可以事二主，二心不可侍一君。”这位最终在康熙十一年以七十八岁高龄善终。虽然在乾隆年间他的事迹被写入《贰臣传》，那又如何呢？不是有句话么，“嬉笑怒骂任汝，好官我自为之。”

所以在很久很久之后，鲁迅说了这么一段话，全文摘抄，作为结尾罢——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