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有一种鸟叫kiwi鸟，因为没有天敌，这种不会飞的鸟在当地生活无虞。2024年2月，周轶君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度拍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2》时，在当地人身上感受到同样的宿命：丰厚的地理资源让新西兰人免于生存的压力。

她去新西兰的Swanson小学拍摄，发现课间长达35分钟。孩子们被放到“没规矩操场”（no rules playground），没有老师、家长在旁监督，孩子们放野归山，爬树登高，举着木棍打来打去，在坑洼的沙地上不戴头盔冲滑板。

在一旁观察的周轶君感到惊讶，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你怎么忍住你的恐惧，不跟他们说‘你别这么干’？”她跑过去问一群正在疯玩秋千的孩子：好几个人在上面会不会塌？一个孩子自信地回答：不会！虽然看上去危险，“但只要人群里有人说害怕，其他人会立刻停下。”她观察。

没规矩操场只有一条潜规矩：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在这个底线之上，成年人不干涉孩子们怎么玩。“限制性的东西被拿走后，孩子变得特别有主意，特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泰国的一所国际学校，学生们早间集会的项目是冥想。（受访者供图）

2018年，拍摄第一季《他乡的童年》时，周轶君刚刚成为母亲，对这个角色的焦虑，让她走上了探索各国教育状况之路。2023年9月起，周轶君再度出发。这次她去了因地理资源匮乏而极度内卷的新加坡、重视感性教育的法国、追求教育透明度的德国、地广人稀的新西兰以及聚集着很多中国陪读家长的泰国。

在新西兰的一家幼儿园，角落里散放着“零碎旧料”（loose parts），比如废旧轮胎、货物箱的木底座、缠电线的电缆盘等。孩子们调动创意和想象力，变废为宝，比如一个隐形眼镜盒，就被制成“放大镜”，被孩子拿在眼前到处看。

周轶君观察，新西兰重视在教育里培养动手能力，是新西兰人“岛民性格”的一部分。

“（新西兰）是一片非常年轻、孤独的大陆，邻国都在特别远的地方，第一批岛民来就要解决很多问题。”周轶君说，这种性格特质从新西兰国旗上的银蕨叶就可见一斑，“银蕨叶的背面能反射光。（第一批岛民）刚来的时候，人没有路走，要开荒。银蕨叶是非常好的路标，所以你就知道，他崇尚的最早精神就是开拓。”

导演任长箴不觉得自己在拍一部聚焦各国儿童教育的片子。新西兰“牛羊比人多”，重视动物福利到了极致。她记得他们去新西兰拍摄一个兽医院，当地研究的冷冻技术，可将病牛病羊的尸体用于医学解剖，而不必做活体动物实验，任长箴受到巨大的感动，“看到了一个文明对动物生命的尊重”。

“教育不只是针对低龄小孩的，哪怕你已经50岁了，你领受到一个好的、让你成长的东西，这仍然叫教育。”任长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4年7月，《他乡的童年2》在优酷播出。任长箴觉得，纪录片试图解答的一个问题是，塑造了新西兰、德国、法国等国家不同民族性的“根”，在基础教育里到底体现在哪里？

为什么要在教育里讨论爱和幸福？

新加坡一所小学的体育馆，墙上赫然挂着“No one owes singapore a living（没有人欠新加坡一个生存）”的标语。这个国土面积761.1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怕输”心态弥漫整个社会氛围。

新加坡推崇精英教育，课外补习氛围浓厚。教育的“分流战”从小学的PSLE（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考试——小六会考即开始打响。周轶君去一个大商场的补习中心，留意到商场一楼有块大泳池，配有滑梯，她去采访补课的孩子，发现谁也没去那玩过。她惊讶于补习时间之长，“有人从5岁补到18岁”。

内卷和危机教育催生了新加坡的经济活力，新加坡也将培养人才视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2022年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结果显示，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测试，新加坡学生全部排名第一。

不过，一位互联网公司高管在接受周轶君采访时却反思，这种教育体制带来了优等生同质化问题。学生所有的成长空间都被卷进积分制的系统中，留不出空间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所谓的天才，是被机制筛选出的，而非原生态的天才。

任长箴对这种筛选深有体会。“我们一路（也）都在被选拔，不断地选上和不被选上。”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认为我们从小考的这些试，就是陪着别的同学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选拔。我为什么要学三角函数？学复数？学立体几何？就是陪着所有要学数学的同学一起参加了一场选拔，最后人家选拔上了，我就不学数学了。”

周轶君发现，法国人很爱说话，热衷自我表达，天性里带有散漫的底色。这些都能在他们的基础教育里见到端倪。任长箴则表示，在法国的基础教育里，她看到了关于认知常识、认知情感的培养。

法国课外哲学课上，孩子们探讨爱的话题，一个小男孩拿着苏格拉底玩偶发言。（受访者供图）

周轶君去巴黎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旁听课外哲学课。课开始前，哲学老师首先教孩子们学会提问。有孩子举手：可不可以去上洗手间？老师说，这并非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它有标准答案。

老师手里拿着一个苏格拉底玩偶，5到7岁的孩子们想要表达见解，就拿着苏格拉底发言。那节课大家谈论的话题之一是幸福。老师让学生用橡皮泥捏一个能让自己感知幸福的东西。有人捏了一只牛，认为它温顺、不伤人，与人为善是一种幸福；有人从反向思维表达，捏出乌云和雨，认为下了雨没法出门，让自己不幸福。

翻译在周轶君身边同声传译，孩子们的发言让她惊讶。她把课堂发言摘录满A4纸的两面，当晚转述给团队成员。

她发现，法国人思考问题的尺度可以非常小。比如谈论爱时，如剥洋葱般层层落落展开：什么是爱？爱的反面是什么？爱一个人和爱一双球鞋有什么不一样？她体察中式教育塑造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框架很大，但难以细下去。

在另一节面向9到10岁儿童的哲学课上，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爱的人去世了，你的爱还存在吗？有孩子说，爱是你自己的决定，你决定爱，就可以继续。讨论恶，有孩子提出自己的观点：刚出生的婴儿不停地哭，吵得大家都不能睡觉，但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作恶。

“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周轶君说，旁听时她不再追求标准答案，发散地随着孩子们的思维东晃西晃，“你发现他们的词语都不是咱们说的泛泛而谈，不是俗套的话，不是在学大人说话。”

如果人们羞于去谈论爱，谈论现实中的私人情绪，就会让它们更加朦胧。“我们一说情感、感觉，都有点说不透。我们都这么大了，成年人了，但没法把高兴分成30个层次去聊，也没法把沮丧分成好几个层次去聊。”任长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生而为人，这个东西很重要。”

直面禁忌，允许犯错

周轶君曾经看过一本法国的儿童哲学书，主题之一是懒惰。她当时心想，书里再怎么分析，最后的结论总归还是要落到，人不应该懒惰。结果却出乎意料：它最后的结论是一幅画，一个法国人躺在沙滩上，说，懒惰是OK的。

周轶君觉得，在中国文化中，懒惰有时被思想家视为一种“恶”。“我们的文化当中，对于恶的、不好的东西，回避比较多，不太去探讨它。”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卢梭研究教育，认为艺术起源于自恋，历史起源于暴君。很多东西起源于恶，他会做非标准面的研究，我觉得他们跟我们的文化不太一样。”

在周轶君走访的几个国家中，德国的教育不惧怕直面“恶”。在柏林的市中心，排列着2711块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周轶君和柏林郊区一所小学的师生一起前往纪念碑参观，她问起这种历史教育的目的，老师回应：与其让学生从社交媒体、假新闻中获取资讯，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

“在其他文化中，那些禁忌而隐晦的内容，在德国人心中是透明的。”周轶君说。

周轶君参观了德国国会大厦的玻璃圆顶，这座建筑的设计意图是为表明：战后德国的运作是透明的。（受访者供图）

这种透明也延伸至性教育。德国教育政策有四项全国性的要求，其中一条是进行性教育。同时，德国政府还会为14到22岁的女性提供免费的避孕药物。

在一个名为Pro Familia的家庭支持机构，教育专家里特拿出不同尺寸的男性生殖器模型，周轶君惊觉“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里特用安全套测量仪测量不同模型的直径，得出最合适的安全套尺寸。他说，这是为了避免使用时安全套滑脱，导致怀孕。

一系列的举措让德国成为整个欧盟早孕率最低的国家。

德国也因为强盛的制造业而闻名。一位职校校长向周轶君总结经验：“高质量（的制造业），就是不怕犯错并解决错误。”

德国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实行双轨制。周轶君发现，三分之二的德国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整个社会没有“上不了大学人生就完蛋”的想法。

走访巴伐利亚州一所职校时，周轶君碰到一个刚刚从大学退学转来的男生。他的大学专业注重艰深的理论，但他更喜欢实践类的项目。在职校，学生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在对口的企业工作，领取薪水，毕业后可以直接留在工厂工作。

“职业学校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只要学习按钮该怎么按，螺丝要怎么拧。”周轶君介绍，“而是要知道按钮背后的一套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螺丝是什么材料，怎么生产的。”工厂学徒制度在德国有几百年的历史，她去探访一个童车工厂，一对师徒，师傅从事了18年童车制造工作，光凭手摸就能判断出材料。

双轨制教育机制也提供了容错率。职业学校毕业后，甚至工作几年后，年轻人仍然可以重新进入大学学习。

在德国一座小镇的小学，一个班实行混龄教育，没有老师统一制定的教学进度，学习材料按照深入程度划分不同板块，进度全由学生自行把控，老师在一旁帮助。周轶君带着愧疚询问老师：对孩子的高度信任来自哪里？会不会有孩子抄袭已过关孩子的参考答案？

“我认为信任来自，不要总将孩子们相互比较。如果对全班说，这是你们的测验，你们要同时在这里完成同样的测验，他们自然会相互比较，通常这就是学校测验的目的。”老师告诉她，“但是如果测试只用来评估你个人，你是否学会了所有知识，如果没有，我们会帮助你。我为什么还要去抄别人的答案呢？测试是单独的，而非公开的。”

没有什么教育是一定好的

走访了五国，周轶君意识到，教育是一种文化对人的定义。“不同的文化，长出来的人完全不一样，你说哪一种更好更有意思？真没有标准。”

周轶君对简·莫里斯《世界》里的一个表达印象颇深。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国际新闻记者简·莫里斯在几十年间游历多国。在书里，她坦诚表达俄国人不够友好，对芬兰则观感颇佳，人都友善，社会很有秩序。

“但她说，在芬兰，如果我去餐厅吃饭，你不要指望晚餐时间坐在你旁边的是屠格涅夫。什么意思呢？她觉得俄罗斯固然混乱，但是有那么多有趣的人，从那种环境里长出来的人，有被压抑的部分，可是也有复杂性和丰富性。”周轶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芬兰人从非常好的环境长出来，但那样的人可能有点单一。咱们讲，好山好水好寂寞，他的纯洁，他的好，也有单一性。”

不同国家地域的教育状况，就像很多面镜子。周轶君说，镜子里面看到的，不应该只有差距和悲哀。“有些疯狂是应该停止的，但是也有一些文化里的发愤图强、希望更好，是不可改变的。而且那个东西一定错了吗？也未必。”

她以新加坡和新西兰举例，它们各自需要怎样的公民？新加坡可能紧迫需要精英管理人士，而新西兰更需要的是理解当地的地热资源、动物资源，懂得种植水果的人。周轶君总结，“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国家对于公民需要也不一样，培养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

去新西兰采访时，一位华裔国会议员告诉周轶君：如果你把一个国家的好与坏定义为年轻人有多激进、多拼、多有钱，新西兰榜上无名。但如果把它定义为年轻人虽然胸无大志，但有自己安稳的家庭，好的人际关系，那新西兰榜上有名。

在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前，周轶君问前来参观的孩子，如何看待战争。（受访者供图）

任长箴没有孩子，也没有把各国教育方式拿回家试试的需求。在她看来，这些教育思路“只有特点，没有优点”，能效仿到什么程度，完全因人而异。

“比如德国的混龄班，在中国怎么能实现呢？咱们一个班里五十多个孩子，就这么几个老师，当然得按一个标准，最后把好生选拔出来，这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我绝对没有一个观点说，拍了外国的教育，就觉得中国的教育都不靠谱。”任长箴说，“但是我觉得，在选拔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培养的因素？比如加一点哲学课，培养一点感性的东西。”

观察了那么多国家的教育现状，周轶君感受到自己教育观念也在局部修正。

她出生在一个教育严苛的家庭，母亲是会计。小时候，她的数学常常考砸。在房间里听到自行车的声音，就知道妈妈回来了，免不了挨顿揍。

回忆往昔，周轶君认为，一个人很难寄希望于自己接受纯理想的教育。“你不是那么接受的部分，也是在给你将来长出一个反对它的动力积攒力量。你会很快地辨认出那是什么。”成为母亲后，周轶君尤其拒绝将孩子和他人比较，也不会无休止地要求孩子强化某一门功课，甚至因此羞辱他。“（我）对这个事情很敏感。”她说。

但埋在基因里的管治惯性难以避免。“我们小时候非常被忽视的一件事情，孩子最大的愿望是长大成人，很想像大人一样有能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他压制住了，我不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她说，“你知道家长是妄念特别多的物种。”

她回顾自己的经历，一个上海女孩，到北京念阿拉伯语系，父母虽然不了解那是什么，仍然放任她去选择。“如果我的孩子做同样的决定，学一个我完全不理解的东西，我能放心吗？”她说，她得说服自己。“现在的父母的问题在于，父母都太能了，太知道要干什么，太知道怎么规划了。”

接受采访的前几天，周轶君带儿子去爬山，爬到高处，身边人都提醒她叫孩子下来。她想到新西兰的“没规矩操场”，忍住没有叫喊。

“我觉得他可以。因为他有一点点攀岩经验，知道四个点里找三个点是稳的。我评估了一下，那个情况下，就算摔一跤，还好。就让他去试吧。”

教育是一种文化对人的定义：周轶君的异国教育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