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提笔写下这个标题时，笔者内心非常纠结，因为此文极有可能左右不讨喜。

谢晋元是谁呀？那是国共都推崇的抗日英雄。

老蒋赞誉其“精忠贯日”。

毛主席在1938年10月12日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八百壮士”是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

全国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建了谢晋元墓，并将“孤军营”营房遗址所在小区命名为“晋元里”，以示对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的敬仰。

200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八百壮士”与“狼牙山五壮士”等并称为“英雄群体”，被誉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2014年9月1日，谢晋元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

2015年，谢晋元被民政部正式批准追授为烈士。

对于这样一位英雄人物，一些网民甚至将其奉为神明。中华传统文化是不允许质疑神明，不允许神明有污点的。关于神明那些不怎么中听的话，甭管是否属实，甭管在不在理，很多人心理上都难以接受，更遑论暴露其阴暗面了。如果一些负面的事情着实无从回避，难以辩驳，那么引述鲁迅名句“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这样一顶大帽子扣过来，连消带打，几乎百试不爽。

然而，讳疾忌医，为贤者讳，这当真是研究历史、汲取前人教训时应有的态度吗？

一、刺杀疑云

言归正传。谢晋元逝于1941年4月24日。综合各种文史资料，笔者梳理其遇刺经过如下：

24日清晨，当“孤军营”大部分官兵出操时，士兵张文卿、郝精诚手持三角刮刀，尤耀亮手握短棒，张国纯端着铁镐，4人一齐冲进谢晋元寝室。谢晋元的勤务兵李士德闻声也冲入寝室，目睹四人正对谢晋元行凶，遂狂奔出门呼救。连长上官志标闻声第一个赶过来，正好撞见满手是血的四名凶徒杀气腾腾地从谢晋元寝室冲出。杀红了眼的凶徒遂对试图拦截他们的上官志标连捅6刀。此后，4名凶徒被随后赶来的官兵们制服。但四人却未露惧色。四犯之一的郝精诚冲着现场数百名官兵狂喊：“不杀掉谢某人，我们就不会有自由，你们别犯傻了！”正当愤怒的官兵们准备殴毙4凶犯时，被连长雷雄制止，称要审出凶手同党及幕后指使。此后，4凶犯被移送工部局，由租界法院审理此案。

庭审时，4凶犯一口咬定：“谢晋元克扣士兵军饷，贪污社会各界捐助，中饱私囊，致使营中待遇不良，伙食不饱，生活困难，故而杀之泄愤。”

谢晋元之子谢继民所著的《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一书中，称4凶犯在法庭上供述的杀人动机是：“待遇不良，饮食不饱，外界捐款不公开。”虽然措词缓和了许多，但意思大体是一致的。

不过，当时的社会各界无视，或者说无法接受这个说法。被民众广泛接受的说法是：“日伪高官厚禄收买谢晋元不成，遂恼羞成怒，利用孤军营举行体育比赛之机，派汉奸潜入孤军营，收买张文卿、郝精诚、尤耀亮、张国纯刺杀谢晋元，并承诺事成后每人可以得到1万元赏格。”后世谈及谢晋元的文章，也多引用这种说辞。

诚然，大汉奸陈公博曾亲邀谢晋元出任伪“上海保安第三总队”总队长这一伪职，汪精卫也曾“礼贤下士”，派员给谢晋元送来聘书，但均遭谢晋元严辞拒绝，这是不争的史实。谢晋元的铮铮铁骨和民族气节着实令人景仰。

但谢晋元死于汪伪买凶谋杀的说法，就不用推敲，不用探讨了呢？未必。

二、几点探讨

首先，谢晋元的孤军营在军事上无足轻重，但却有独特的政治意义和宣传价值。敌我双方都围绕着孤军营大做文章。如果谢晋元有个三长两短，民众第一时间想到的必是日伪加害。这对一心想利用孤军营和谢晋元争取人心、装点门面的日伪来说，无异于“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甭管是否真是日伪干的，这锅他们都得背。那么，汪伪方面是否当真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呢？

好吧，敌人总是愚蠢的，不蠢就不至于逆天而行，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疑问：如果汪伪要杀谢晋元，既然能派汉奸混入孤军营收买凶徒，何不直接派混入孤军营的汉奸下毒或枪击，事后趁乱溜走？这么做，事败泄密的可能性，要比收买孤军营士兵要小得多。因为谁也没把握做到一接触孤军营士兵就一定能收买成功，而且被收买者事到临头不反悔，事发后还能守口如瓶。

第三点，既然4凶犯在租界法庭上坚称自己是“泄愤杀人”，而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不知所终，那么汪伪收买4凶犯杀害谢晋元这一说法的依据何在？是否有日伪档案能支持这种说法？或是负责收买4凶犯的汉奸战后受审时出具了证词？哪怕是有知情的汉奸出具的证言也行呀。但笔者遍翻史料，却没能找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

第四点，也是令笔者最为疑惑的，那就是退一万步说，4凶犯真是为汪伪金钱收买，那么他们与谢晋元朝夕相处，采用投毒等不易立刻被旁人察觉的暗杀手段的机会多得是，而且容易全身而退，这样才有机会享用那每人1万元的不义之财。但他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公然行凶？而且还不是半夜三更趁众人熟睡，悄悄摸进谢晋元寝室行凶，而是在大家出早操时行凶？这个时间点行凶，极易被众人发现。一旦被发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援立即现身接应，4凶犯压根就没法逃脱。众人若一旦发现谢晋元被害，甭管平时有多少矛盾，这个时候必然会一拥而上痛殴凶犯，凶犯大概率狗命不保。

那么，4凶犯是否有未卜先知的本事，能预知连长雷雄会以“追查同党和幕后指使”为由，制止众人的殴凶行为？除非雷雄就是他们的同党，否则绝无这种可能性。但从1941年6月，已继任524团团长一职的雷雄在上海《正言报》上著文反驳4名凶犯在租界法庭陈述杀人动机一事看，说雷雄是4凶犯同党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但凡变节者，但凡能被收买者，皆为贪生怕死之徒。谢晋元若死于汪伪买凶谋杀，凶犯不可能不考虑并选择最优的作案方式、行凶时机。

说凶犯智商欠费，只知蛮干，若只有1个凶犯尚有这种可能性。但“谋杀4人团”同时失智，这种概率着实太低，很难说得通。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故而凶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

可是，即便是“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也需要有诱因。如果我们刨除情感因素，冷静审视4名凶犯供述的杀人动机，那么这个动机是否具备存在的可能性呢？

三、涉嫌贪污？

众所周知，国民党军队里贪腐成风，吃空饷、喝兵血是常态。而且层层贪腐，各层级的分成都有定例。偶尔有像郭汝瑰这样清廉的，便立即被杜聿明认定是“共党”。

解放后，尤其是改开后，大陆方面谈及国民党军抗战表现，在充分肯定其中下层官兵英勇无畏抗击日寇的同时，也顺带着不提国民党军内部包括贪腐在内的各种阶级压迫问题了。实际上，抗战前后和全面抗战中的国民党军别无二致，均是一支腐朽的封建军队，其内部的种种不堪，可参阅高戈里先生所著《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一书。只不过在民族危亡之际，这支腐朽的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奋勇御敌，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历史贡献，所以大陆方面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就避而不谈其军中的阴暗面罢了。

但是，不谈其阴暗面，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就在淞沪抗战期间，谢晋元所在的88师，师长孙元良公然贪墨了军委会拨给该师的26万元工事构筑费，倒卖了部分存在四行仓库的棉纱，并将上海民众捐献的慰问品纳入私囊。其种种劣迹，令其同僚和部下都看不过去，遂联名弹劾。老蒋虽对自己这位“天子门生”百般袒护，但毕竟众怒难犯，故不得不于1938年3月29日将孙元良撤职移交军法执行总监部看管。

有道是上行下效。身为师长的孙元良如此，要说独独其属下的524团1营“出污泥而不染”，怕也难以令人信服。

诚然，谢晋元属于那种“嫡系中的杂牌”。他虽是黄埔四期出身，但直至1934年9月他从“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毕业后，才四处请托黄埔同学的关系，从粤军调入了中央军嫡系88师。

谢晋元在黄埔生扎堆的88师里并不受重用。除短期出任过补充团少校营长外，其他时间都是充任参谋、中学生军训队队长这类闲差。淞沪会战打响后才升至中校参谋主任，却也有职无权，人微言轻。直至1937年9月中旬，88师下属的524团团附出缺后，谢晋元才继任524团团附。

国民党军每团设中校团附、少校团附各一人。团附的全称是“团部附员”，是团长的助理。但在团长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却无权代行职务。因此，团附并不等于副团长。绝大多数团附的实际地位，甚至并不比营长高。因此从调入88师到奉命留守四行仓库这3年时间里，谢晋元因担任的多是闲职，并没有啥机会贪污腐化。其有没有“灰色收入”，全看主官的心情。若有“灰色收入”的话，究竟能有多少，还得看主官大方不大方，能分他多少。

但是，谢晋元被孙元良当作“弃子”，赋予其指挥524团1营留守四行仓库之责后，谢晋元就成了“八百壮士”的最高长官，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当谢晋元所部退出四行仓库，交出武器，被困于孤军营后，国民政府仍给他们汇去军饷。虽然时有汇款不及时现象发生，但上海社会各界踊跃捐助这些抗日勇士的热情一直未减。谢晋元也组织部下在孤军营里办工务社，生产“孤军牌”袜子、肥皂、藤椅等产品在上海售卖，受到广大上海市民的追捧。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支400余人的队伍正常的生活是能得到保证的。

但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孤军营内的后勤保障水平每况愈下。官兵们对谢晋元经济问题的质疑声却越来越大，而且从私下议论发展到公开发难。

四、祸起萧墙

1939年4月29日，有人给谢晋元写了封匿名信，信中指责谢晋元在发饷时没有一视同仁给上等兵加饷，十分不公平，扬言将聚众闹事，警告“谢某人小心脑袋”。

没过几天，又有人在澡堂里贴出指名道姓地指责从谢晋元到连排长皆层层贪腐，罔顾士兵死活的小字报。谢晋元派人查出这张小字报系党人杰、施飙、孙翰钦所写，遂将三人各痛打100军棍，以儆效尤。

此后，孤军营的伙食越来越糟糕，甚至发展到由每天开3顿饭改为开2顿饭。因为油水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必然要靠食用更多的主食来填饱肚皮。但谢晋元却出台规定，要求每人每顿饭最多只能吃三碗米饭，违者严惩。最令人无语的是，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谢晋元却多次要求大家捐出部分军饷，寄给国民政府购买战斗机。这一系列事件，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他心怀不满。

笔者发自内心地相信，谢晋元是出自满腔赤诚，方才在孤军营连自身生存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想着勒紧裤腰带支援抗战。但是，这个道理要事先跟大家讲清楚、讲透彻，并在自己带头捐献的情况下，对部下只作号召，不作强制要求才行。而国民党军队中却并没有实质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基层官兵虽有朴素的爱国热情，但在缺乏长期教育和引导的情况下，并不能指望他们的觉悟能有多高，能有多坚定，多持久。

所以，谢晋元事实上采用了“一刀切”扣款的方式搞抗战捐献，至少方式方法上存在可商榷之处。而史料中又未能找到孤军营向国民政府汇款的凭证记录，那么孤军营的士兵们会怎么想呢？如果他们中有人认为谢晋元在88师坐了几年冷板凳，无油水可捞，如今一旦有机会就开始报复性贪腐，甭管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至少逻辑上是说得通的，而且也能得到周边不少人的共鸣。

五、秘密报告

那么，孤军营内的经济到底有没有问题呢？非常遗憾，由于史料的缺失，后世无从作出直接判断。但我们仍可以通过一些间接资料，去探索其蛛丝马迹。

1994年，海峡对岸公布了谢晋元遇刺身亡后，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就此事呈递给老蒋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此案案发起因有三点：

第一，三年来物价高涨数倍，而士兵饷银仍各十元，且本年数月迄未汇到。职等曾转军政部各电，往往数月未得复。所赖以维持者，全仗去年终行政院奖金一万元。截至案发之日所剩只百余元。全营已濒绝粮之危。

第二，郝犯等对三年前撤退时中央汇发二万元，半数被地方协会姚惠泉扣发者，认为谢所中饱。

第三，历年各界慰劳款项约贰万元，谢以之充作工业资金。而郝犯等竟认为谢之自私。不予谅解。

从这份报告中，人们可以确认以下几点：孤军营官兵生活的确极端困难；军政部每每拖欠孤军营的军饷；有人公然截留孤军营的供给。

也就是说，造成孤军营生存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政部欠饷亦是原因之一。查姚惠泉的资料，此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在抗战期间创办仙鹤草素药厂，不仅鼎力援助过孤军营，还曾支援过新四军大批紧缺物资。朱家骅称姚惠泉“扣发”1937年年底国民党军政部汇给孤军营2万元中的一半，却未加详细说明来龙去脉，而且抗战胜利后，亦未追究姚惠泉，着实令人觉得蹊跷。

那么关于朱家骅所称的第三点，既然明确了谢晋元以上海各界捐款2万元作为工业社的启动资金，以上海民众对孤军营的支持，通过购买其产品助其温饱当不成问题，何至于全营沦落到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步？这其中若没有隐情，谁又能相信呢？

一些人为谢晋元辩解，称谢本人并不经手经济账目。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难不成孙元良非得要亲自兼任88师经理处的头目，才能贪污那26万元工事构筑款吗？非得他本人亲自出面与商人谈判，才能卖掉四行仓库的部分棉纱中饱私囊吗？这种事，自有下面的人去办，当主官的只需坐等收钱即可。

那么，是否存在贪污者另有其人，只是瞒住了谢晋元本人的可能性呢？有过社会经验的都应该清楚，这种事做一次两次可以，瞒一天两天还行，但要说能在主官眼皮子底下，欺下瞒下达三年零五个月之久而不被发现，几乎不可能。

实际上，当1939年4月发生匿名信事件和澡堂小字报事件时，就已经说明孤军营里怀疑谢晋元有经济问题的人并非只有一个两个。正常情况下，谢晋元应该公开经济账目，自证清白，然后再责罚党人杰等人，方显心中坦荡，师出有名。但是，遍观史料，笔者找不到谢晋元公开经济账目的任何记述。

当然，在腐朽的国民党军队中，压根就没有经济公开这么一说。任何敢胆挑战军官权威的行为都必然受到严厉惩戒。兴许成长于旧军队中的谢晋元是思维惯性使然，但客观上他拒不公开账目，只是一味弹压的行为，只会加深人们对他贪墨的怀疑。

六、统御失当

除了疑似有经济问题，笔者认为谢晋元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举措失当，以致渐失军心，亦是造成他个人悲剧的重要原因。

当他率部退出四行仓库，被租界当局逛骗放下武器，被圈禁于孤军营之初，官兵们出于激愤，尚且能紧密团结在谢晋元周围，齐心协力与租界当局抗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兵们对依靠国民政府外交斡旋脱困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强烈要求谢晋元机断专行，带领他们另寻脱身之计时，谢晋元却坚决执行老蒋要求他“暂且忍耐，继续留在租界”的电令，故此明确拒绝了上海爱国人士决心招募志愿者趁孤军营开放之机，悄悄替换孤军营官兵出逃的建议，也严令部下不许擅自离营，甚至宣布将已经逃脱出营的班长李永成等4人除名。

站在谢晋元的角度，他坚决执行老蒋的军令，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其他官兵眼中，这种罔顾孤军营处境日渐艰难而不知变通，只知一味执行上峰命令，也不管这命令是否合理的做法，往好里说是迂腐，是固执，若是说难听些，似有不顾基层官兵死活之嫌。

尤其是李永成等人逃离孤军营约一段时间后，来信说自己已经组织起百余人的游击队，干得风生水起。此事一传开，在孤军营官兵中引发了强烈反响。对谢晋元不理解，甚至埋怨的情绪迅速弥漫。就连谢晋元遇害时第一个冲上去，为此身中6刀的连长上官志标，也为此和谢晋元起了强烈冲突。据当事人回忆，事态严重到上官志标甚至打算买来毒药服下，然后再找谢晋元拼命的程度。

面对这样人心浮动的局面，谢晋元并没有耐心说服，做通部下们思想工作，而是继续采用强力弹压的策略。他不仅自己成天皮鞭不离手，动辄“不要命般地”打骂部下，还组织起了一支督察队，靠军棍维持军纪和自己的个人权威。仅1941年的头2个月，遭其军法从事的就有上至连长、下至大头兵的20余人。平均每3天就要在孤军营里施一次肉刑。

谢晋元坚持这么干的后果，是将孤军营官兵逐渐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曾经唯其马首是瞻的部下们，纷纷指责谢晋元变了，不再是过去的好兄弟了，和军阀没啥两样！甚至还有人认为，孤军营之所以落到这般田地，根子就在谢晋元身上。他自己想当委座的好学生，想当“完人”，自己去当好了，何苦将大家都搭进去。如果不是谢晋元阻拦，大家早就获得自由了。

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上述一系列事件叠加起来，无疑让这种说法在孤军营官兵中颇有市场。郝精诚等人行凶后被众人制服时喊出的那句话，很可能说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

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决定了谢晋元个人悲剧的发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张卿文、郝精诚等4人行凶，亦非偶然，而是积怨已久，且有直接诱因。

1941年4月，张文卿在出操时掉队，并对谢晋元要求他立即跟上队伍的命令置之不理。怒火中烧的谢晋元立即冲上去抽了张文卿3鞭子，见对方不仅不躲不求饶，而且还公然朝地上吐痰以示轻蔑，谢晋元暴跳如雷，召来督察队轮流对张文卿施肉刑，但仍不能让其服软。

约2天后，郝精诚因腹中饥饿，冲进厨房偷吃第二天早上用来做稀饭的锅巴。谢晋元发现后不仅鞭打了他，还令郝精诚罚跪1小时。但郝精诚却从傍晚时分一直跪到吹熄灯号，任谁叫他起来都不听。最后还是连长邓英让人把已经起不了身的郝精诚强行架回了寝室。在这个过程中，郝精诚曾恶狠狠地说了一句：“看谁死在谁手里！”

刺杀谢晋元案发后再回溯这些事情，张文卿和郝精诚当众受谢晋元刑罚时，极大可能已经起了杀心。其中尤以郝精诚表现得更明显。事后还有人反映，4月23日，即谢晋元遇刺的前一天，郝精诚还托人从孤军营外买来酒菜，与张文卿、尤耀亮、张国纯偷偷聚在一起喝血酒议事。可是，因为谢晋元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人心，所以无人将这些明显不正常的危险信号向谢晋元反映，导致谢晋元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毒手。

七、发人深思

查阅文史资料至此，笔者联想到《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之死这一节。如果谢晋元平日里能善待士卒，内部出现矛盾时能静下心来以平等姿态与之沟通交心，并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考虑官兵们的难处，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同时，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兴许就能避免个人悲剧的发生。但是，历史没有如果。要求一个在旧式的封建军队里成长起来的旧军官，在部队管理方面向新型人民军队看齐，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谢晋元大节不亏，无愧于抗日英雄的称号，当得起后世给他的各种荣誉。但是，他的身上有着深刻的旧军队、旧军官烙印，有着无法弥补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这才是他个人悲剧的根源所在，徒令后人掩卷叹息！由此，也令后人对教员三湾改编，“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以及古田会议的伟大意义更加深了理解。

（本文作者：忘情，“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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