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遭遇了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崩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城市中的自然感兴趣。城市迫切需要重新自然化的河流、修复的湿地、恢复的潮汐湿地，以及城市森林的阴凉树冠，来抵御气候危机。如果你想象未来的城市，不要太在意智能技术、飞行汽车和摩天大楼，而要多想想层层叠叠的叶饰、平屋顶上的农场、粗糙的城市草地，以及茂密的森林。
《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不仅是要唤醒读者认识城市中绿色植被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城市居民和环境之间长期而复杂的关系，这一关系既包括大城市内部，也包括紧邻大城市的周围区域。城市化与自然之间存在深入且固有的联系，城市就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只有去发现或再发现这种联系。本书最重要的是讲述了一些人的故事，他们渴望在钢筋混凝土的灰色世界中拥有绿色植被，为此他们与开发商、城市规划师和投资者抗争。
21世纪的挑战是城市第一次成为亲生命的城市，而且要积极鼓励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系统的功能。城市的野化使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并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坦率地说，这将有助于我们生存，因为它使城市成为我们愿意居住的地方。鼓励自然植被最大限度地生长让城市变得美丽。
《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英]本·威尔逊
著，朱沅沅 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内文选读：
“城市化的自然”与“城市中的自然”
纽约市拥有比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更多的物种。英国的埃塞克斯郡坎维岛有一座废弃的炼油厂，因其丰富的稀有植物和昆虫而被称为“英格兰雨林”。澳大利亚的城市在每平方千米中庇护的濒危物种多于非城市地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并不是贫瘠或沉闷的，它的生物多样性令人吃惊，通常比附近的乡村还要丰富，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
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在20世纪30年代写道：“在大城市特有的生活条件下，人类与大自然的距离再远不过。”如今我们可能或正开始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沃思触及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城市和乡村曾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分裂的区域。如果你渴望田园和野生景象，就得离开城市。在《小杜丽》（1857）中，查尔斯·狄更斯就想象出一座19世纪城市，并描绘了它死气沉沉的样子：“忧郁的街道披着煤灰的忏悔外衣，把那些被发落到这里开窗凝视这外衣的人的灵魂，浸入了极度的沮丧之中……没有图画，没有珍稀动物，没有奇花异草，没有天然的或人造的古代世界的奇观……什么也看不到，唯有这街道，街道，街道。什么也呼吸不到，唯有这街道，街道，街道。什么也找不到，去改变那沉重的心，去振奋那沉重的心……一座紧挨着一座的房屋，绵延数英里，东南西北，朝远处伸展，在这仿佛深井、深坑的房屋里，居民们挤得透不过气来。流过城中心的是一条污秽的下水道，而不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在我看来，最后一句话很好地总结了为什么人们会对城市中的自然持悲观态度。在工业化的19世纪，工业废水与腐败的动物内脏以及未经处理的污水使曾经孕育生命的河流、小溪和池塘充满了死亡气息和恶臭。同样，城市中的动物——成千上万服务于城市交通的马匹，每天被屠宰的成群的牛、羊、家禽和猪，大量在垃圾堆中觅食的狗，传播了致命的人畜共患疾病。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城市传说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关于生活在下水道的短吻鳄。城市里的野生动植物已经变成一种潜在威胁，是一种变异的、反常的、不自然的危险存在，依赖人类排放的污水生存。因此，城市生态系统被认为受了污染且对人类健康有害。生物学家也附和着：真正的自然存在于别处，远离烟雾弥漫的、有毒的大城市，远离患病的动物、肮脏的老鼠和有害的外来植物。甚至到了20世纪，城市仍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植物学家合适的研究对象。
城市的混乱已成了致命问题。那些清理城市使它清洁卫生的举措导致对自然过程的破坏。河流和小溪被掩埋，并入下水道系统。沼泽和湿地被填实，铺平。在《小杜丽》中，读者看到狄更斯笔下现代城市中自然衰亡的凄凉描写后，没几页，就会遇到一幢老屋，关于它那“杂乱无章的屋顶”和“荒芜滋蔓”的院子。啊哈，终于在单调的城市里有了绿色植物。但，可叹的是，这并非自然应有的样子。
工业城市曾由植物装点，大部分的自发生长植物曾是食物来源，但到了19世纪，人们已无法容忍它们。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城市中的大面积野草，尽管那里的人们曾经任其生长，但后来它们却引发了社会焦虑。究其原因，乔治·R. 斯图尔特创作的《地球忍受》提供了一个线索。这部后启示录经典小说描述道：瘟疫刚夺走大部分人口的生命，之后不久，“青草和杂草在混凝土的每个小裂缝里露出绿色”。大自然重新改造人类环境的种种迹象已成为社会崩溃和荒废的证据。珀西·比希·雪莱将19世纪初的罗马圆形大剧场描写成无异于多岩石的地中海山丘，那里长满了野橄榄、桃金娘和无花果树：“当你漫步在灌木丛的迷宫中，它遮蔽着你，在这百花齐放的季节里，野草在你的脚下盛开。”
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圆形大剧场都是生物多样性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那里有420种植物，其中许多是外来的。但它们很快就被拔除净尽，因为罗马的古建筑要被修复成纪念碑和旅游景点。自然在城市环境中取得的胜利在罗马最为明显，这被视为自然挫败文明的证据，既生动又可怕。19世纪后期，失落的玛雅城市蒂卡尔和柬埔寨寺庙吴哥窟的遗迹都被热带雨林吞噬，这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它们是所有城市最终命运的生动展现。失落的丛林之城，像罗马圆形大剧场一样日渐衰败的古迹，都有力地警告人们任由自然野蛮生长的危险。不被监管的植被、缠结在一起的建筑和自然，代表着疏忽，并最终象征着文明的衰败。
雪莱把未来的伦敦想象成“无人居住的沼泽中那无形又无名的废墟”，只有“芦苇丛和柳树小岛”上的麻鸭发出低沉响亮的叫声，打破了寂静。雪莱笔下描绘的未来伦敦湿漉漉的景象也是它曾经的样子：沼泽在人类来到这里之前就有，后来被排干了。它可能发生在柏林或拉各斯，纽约或上海，巴黎或曼谷。实际上，成百上千的城市都建于湿地上。终于有一天，软泥会重申它的地位，将一切吞噬。这种比喻常见于小说和电影中：一旦灾难来临，城市逐渐回到自然状态，到处长满树木和野草，破坏砖石建筑和钢结构的摩天大楼，到处都有野生动物。这一景象提醒我们自身并不安全，以及大自然有可怕而势不可挡的力量。
城市的植物群遭到严厉除草法令的损害，后来，大量化学除草剂和大批手持除草机的工人也参与了除草行动。城市植被与污染并列成为社会焦虑的根源，这将在第3章进行详细介绍。因为它们（像许多城市居民一样）难以控制、毫无约束，而且适应性很强，就像坚韧的野草一样遭人厌恶。当这些植物失去食用和药用价值时，就变得无人喜爱、不受欢迎，也因此显得不堪入目。当水从其他地方被输送到城市，其中的河流也会遭到和植物同样的命运。然后，当煤和天然气替代树木成为主要燃料，城市的森林也会如此。城市农田曾经在城市中非常多产又引人注目，而一旦食物从遥远的土地上被低价空运过来，农田也会遭此厄运。难怪想象中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当城市不再依赖其直接腹地的生态系统，环境与城市健康之间的联系就更难辨识了。硬工程和技术取代了自然过程。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我们现在只是在努力接受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自然在城市中不存在。相反，工业化时代标志着现代城市公园的诞生。但这种公园与一种新的自然观密切相关，我称之为“城市化的自然”，而不是“城市中的自然”。城市公园是那些自然被清理干净并简化的地方。在那里，野生动植物的自发性和混乱性被制止，人类对统治的渴望最为明显。如果自然要在大城市中生存，它得严格遵守人类的条件。草坪可以代表这一过程——那些修剪整齐、施过化肥又浸着农药而往往毫无生气的草地。我们对美的标准和接受，或至少是那些城市掌权者对美的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社区中较贫穷的公民和被殖民者。杂草和自然生长的植被，难闻的农场和蓬乱的草地，野生动物和原生态的河流，所有这些在城市范围内出现时，就预示着废弃。
如果没有耗费这么多时间和金钱美化城市，那些不受欢迎的和被鄙视的自然形态将依然存在。它们的后代存留下来，好像隐匿的逃亡者，在那些被我们隔开和忽略的地方找到了栖息地。野生动物悄悄潜入城市，大量繁殖，并适应了与人类共存。在没有太多关注的情况下，城市生态系统持续以惊人的方式演变。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些生态系统和荒野的凌乱之美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摘自《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前言）
作者：[英]本·威尔逊
文：[英]本·威尔逊编辑：蒋楚婷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