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比较强的学科主要集中在文科和理科，工科相对薄弱。

以清华大学为例，正式成立工学院是在1932年秋，梅贻琦校长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新建了机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勉强凑了一个工学院。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自清末开始中国工程类学科的起步就比较晚，发展也比较慢。

不同于文理学科，工科更侧重于应用，必须以各种实际工程场景为依托，而直到五十年代初中国的各种工业家底都十分薄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正因如此，今天一提“民国大师”，大家想到的首先是文理领域（特别是文科）大师，工科是比较少的。

仅有的几位，如詹天佑（耶鲁大学土木工程专业铁路方向）、茅以升（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等，均为早期留学归来的人才。

总而言之，那个年代工程技术类专业在中国是非常非常吃香的，只要从海外学成回国，就可以开山立派。

钱江一桥始建于1934年，完工于1937年，完工89天后为阻滞日本入侵而主动炸毁。该桥是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式公铁两用桥，也是1992年之前钱塘江上唯一的桥梁。

1950年6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讨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方向问题。

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会上明确提出：

“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在这次大会上，教育部顾问、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发表了日后影响深远的意见讲话。

阿尔辛杰夫认为，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的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

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等。

中国此时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大学应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出于当时的国民经济现状和“以苏为师”的指导思想，教育部于会上迅速统一思想，决定按照苏联模式重建高教制度，于是便有了轰轰烈烈的1952年院系大调整。

今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中院，是典型的西式建筑。五十年代“大屋顶”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象征，“大廊柱”被认为是是资本主义的象征，而简化后的苏联建筑造型才是“社会主义新风格”。

今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新上院，与上图的中院紧邻，是典型的苏联风格建筑。

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工程类学科成为重点扶持对象，许多大学名字里都带个“工”/“工程”字样。

从1952年到1953年，全国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

基于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热切愿望，院系调整使旧的“通才教育”为新的“专业教育”所替代。

当时四年制本科毕业出来的大学生，专业技能和技术功底可以做到非常深厚（除高强度、专一的培养模式外，客观上也是因为当时大学生本身即优中选优）。

不过在迅速培养大批专才的同时，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做法也造成了学人群体、治学精神和学科生态的拆分瓦解。

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和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是院系调整诞生的“四大工学院”。方方正正的苏式建筑和白色领袖雕塑，是这些大学共同的时代特征。

院系调整后，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中国的高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按行业归口的特征，新设了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的学院和专业。

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北京海淀区“八大学院”就兴建于这一时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国农业大学。

据亲历的老教授回忆，当时一旦决定高校哪个系哪个专业与谁合并，实施进度很快，扛起行李就出发，限期上课。

不少学生是在某大学入的学，却在另一大学毕的业，这为后来一系列的校友之争埋下伏笔。

为配合院系调整，国家成立高等教育部，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改任高教部部长，此后高教部逐渐对各类高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目标进行了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

全国高校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用苏联教材，大学遂丧失了相当部分的自主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俗称“哈军工”）是一五计划国家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它仅招生13届，但校友中的两院院士多达40余人，诞生的省、部、军级领导干部300多名，其中超过200人被授予将官军衔。

从195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初，大学生都是非常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参照干部分配思路安排就业。

基本流程是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根据自身需求提报指标，通过教委/教育局下发给各大高校，高校再根据需求表推荐合适人选。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的袭来，这种模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的需求。

九十年代中期，国企改制使得大部分国企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大规模接受高校毕业生，于是1996年启动了双向选择、自由择业试点。

到1998年，大学生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基本取消，当年7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是自主择业的。

从1999年开始，高校招生人数开始爆发式增长，至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首次超过1000万（2023年的统计数据为4763万）。

在迅速扩招的同时，高校专业学科设置和培养模式的学习对象也从苏联变成了西方，讲究“综合性大学”“通识教育”，先前的实用主义被无情抛弃，颇有些矫枉过正的意味。

渐渐的，大学本科阶段成了“通才教育”，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下，本科生在学校里除了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等基础性课程外，掌握的专业知识十分有限，只能算初步扫盲。

截图自“探索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一文，《中国高教研究》 2022年第11期，作者王希勤是清华大学校长。文中分析了四种大学培养模式，其中，美国大学侧重研究生教育、研究性大学建设，苏联专注本科生培养，强调与职业、专业技能的接轨。

经济大环境好的时候企业急需人手、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培养应届生，本科毕业尚能到就业市场搏一搏。

待到经济大环境发生改变，本科毕业生几乎是“赤手空拳”的进入到就业市场。

他们惊讶的发现，大学并没有给他们任何谋生的“武器”，甚至还不如一些专科生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自己除了考研、考公外根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

现阶段，相当多的大学里已经出现考研“高考化”趋势，与此同时，学历提升所能带来的经济回报正越来越低。

民营企业是中国就业市场的主力军，提供了八成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民营企业对市场更加敏感，反应更快，一旦面临经营困难或嗅到不利因素，便会第一时间控制用工成本，减少工作岗位或薪资福利。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高考生规模庞大，中国的大学始终处于“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势生态位，一些随意组建、临时搭台的学院和专业也可以招满学生。

然而随着最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问题日渐突出，关于高校专业设置和培养模式的讨论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经历过七十多年的探索发展后，未来中国大学将不得不寻找一条“实用”与“理想”、“专才”与“通才”、“速成就业培训”与“人文素养熏陶”相平衡的前进道路。

大学茫茫路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