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高潮，不少地方将这项工作当成区域性的中心工作。目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是行政推动的，试图通过行政压力、资源倾斜、政策扶持等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成为“经营”的对象。调研发现，这种经营具有“平台式”的特征，也即以集体经济组织平台为基础，以新型乡村共同体为核心，向上承接各种资源，向外链接各种市场资源和人际关系、整合本地资源。

今年在中西部A镇调研，该乡镇就将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当成中心工作之一，乡镇党委书记20-30%的注意力都倾注在这上面，在A镇平台式经营体现地特别明显。下面以A镇为例进行说明。

一、做大乡镇的财政盘子：平台形成的行政动机

乡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除了是完成上级考核任务，还有一个自利性的目标：做大乡镇的财政盘子。

目前全国大部分中西部乡镇都属于“吃饭财政”，依靠转移支付下发的财政资金基本上只能保证基本运作，难以支撑乡镇复杂的治理需求。以A镇为例，A镇一年县级下发的财政预算有8000多万，其中3000万用于人员工资，再加上其它一些日常开支，这笔预算钱只保基本运转。财政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种繁杂的治理任务，例如临时性任务（如迎检）、公共基础设施的修建维护（建设水渠上级只有建设资金而无维护资金）、社区治理（农民变居民后，安置小区是没有维修基金的，很多小区是没有物业经费的，如果弄不好这一点，就会有很多的社会矛盾）、地方发展（产业发展）等等。这些都属于预算外的开支，需要乡镇利用自己的“活钱”进行解决。能否创造出足够的“活钱”影响着地方的治理能力和发展潜力，也考验着主政者的创造力。

“活钱”获取的主要方式包括成立平台公司、参与土地整理、征地拆迁等等。在一些中西部乡镇，参与土地整理、交易建设用地指标成为最主要的预算外收入。建设用地指标收紧之后，现在有的乡镇计划整理耕地指标获得收入，比如旱改水，将旱地改为水田并将指标卖给其它县乡，从中获得差价。除了以上涉及土地的整理活动之外，A乡镇还试图发展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乡镇的财政盘子，从而进一步改变村级治理资源受限的尴尬境地。

A镇的书记认为乡镇两级是一盘棋：乡镇是财政大盘子，各村是财政小盘子。两个盘子是互通有无、紧密关联的。俗话说“手里没米，狗都不理”，如果乡镇财政资源缺乏，无法给村里提供所需的治理资源，那么就无法调动村级组织配合；如果村里没钱，书记想要做的任何事情都难以推行下去，村里就只能依靠乡镇拨款，天天找乡镇要钱。相反，如果村里财力壮大了，就可以顺利地完成乡镇交办的各项任务，乡镇党委书记要想做事，村里也会积极配合。因此，对于A镇来说，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减轻乡镇财政负担、壮大乡镇大盘子、顺利完成各种治理任务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地的集体经济发展一开始就带有经营的属性，本质上是行政借道社会完成任务、壮大地方财政盘子的逻辑。

二、平台的结构与形态

有了动机之后，下一步的关键是搭建集体经济发展平台，进行政策支持和资源的倾斜、选择合适的代理人进行经营活动。由此，围绕集体经济发展多种资源、不同主体进行交汇，形成特殊的结构和形态，如图1 所示。

在村级层面，这一平台主要指的是村级组织的行政架构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架构组成的组织结构。其中行政架构包括村书记加上一般行政人员，在大部分村庄，集体经济都是村书记主抓的重点工作，有时候也会加上一两个村干部配合，其他的干部则负责行政工作。经营架构指的是村集体成立集体经济组织所形成的人员架构，一般来说，负责集体经济的村干部兼任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代表和实际的经营者。所以，从实际来看，行政架构和经济架构存在很大程度的人员重叠。以这双重属性的平台为中心，承接自上而下的资源、拓展和链接私人关系、整合本地各方的利益主体。因此，围绕集体经济形成一个巨大的地方关系网络，平台成为地方资源流量、利益流量和关系流量最密集的节点。

图1：平台式经营的形态

这一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是构建起以村书记为核心的强有力的经营平台，将各种资源和各种利益主体整合服务于集体经济的发展。这里的核心问题又是村书记的人选。从A镇的情况来看，集体经济发展得好的村庄基本都是富人治村。实际上，乡镇也有意物色家庭殷实的富人担任村书记。笔者听一位村干部说，现在的村干部的任用标准是“善良的心、勤快的腿、会说的嘴和富裕的家。”这一总结十分精辟。其中富裕的家也就是指村干部必须家庭经济条件好，最好是取得经济成就的富人。这种考虑其实不无道理，主要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当前村干部职业化了且工资水平低，如果来自普通家庭那么很难干的长久；第二，经济能人拥有充足的资源、人脉网络和较强的经营能力，能够胜任发展集体经济的工作。因此，选择一个致富带头人来推动集体经济发展成为A镇的优先选项。班子搭好了下一步就是发动这台机器，获得最大的产出。W村是A镇集体经济发展最好的明星村，下面以W村为例进行说明。

三、纵横捭阖：平台式经营的模式

在2019年A镇提出大力发展集体前，W村是A镇有名的“薄弱村”和“软弱涣散村”。2020年，W村在能人村书记的带领下先后成立7家公司，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2022年W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00多万元，净收益80多万元；2023年收入达800多万元，净利润超100万元。这些发展成绩使得W村实现“弯道超车”，一跃成为明星村。具体而言，W村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平台式”经营。

第一是承接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转化成社区可以支配的“活钱”。从制度设置上说，自上而下的项目是专款专用的，带有很多附加条件，无法自由使用。这时，以发展集体经济为名承接自上而下的资源就可以实现财政性质的转化，也即由“死钱”转变成“活钱”。具体而言就是申请各种涉农项目，承接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W村成立一家粪污转运公司，并向县农业局申请到“绿色种养项目”的补贴，于是这家公司的纯利润达100多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项目补贴。同时，为了推动W村发展，A镇将周围几个村的城乡人居环境整治项目（3年176.7万）以及修沟、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23年达140万元）交给W村成立的第三方公司承办。这种依靠体制的经营方式在A镇十分常见。本质上，这是因为乡村两级构成利益共同体关系：乡镇想借此完成考核任务、壮大财力，进一步做出“政绩”；村干部则想借此获得政治荣誉、政治身份等激励。在这种联合中，乡村两级都极力推动上级资源的落地。A镇不仅会联合业农村部门（项目的申报）、国土规划部门（土地的审批）、组织部门（宣传、荣誉的申请）等部门帮助村里梳理现有资源、申请项目、荣誉，也会每周开例会询问村社的困境，给村里出谋划策。村干部也会积极的前往市县两级去争取资源，例如W村书记有县农业农村局的关系，在听说有补贴之后，曾多次跑去和县农业农村的领导当面汇报工作和想法。

第二是积极利用地方性关系网络链接资源。W村的村书记自身是一个大老板，名下涉及到多个行业的生意，经济实力不可小觑。这位村书记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及积累的人际关系网络给村集体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源。例如，在W村发展的初期，要创建一家猪场，村民担心亏本不敢投资，于是村书记自己掏出195万成立了一家养猪场，W村的集体经济由此起步。其次，随着书记的身份的转变，他一跃成为人大代表，建立起更多的关系网络。村书记看准时机集资了600多万元创办了一个食品加工厂，其中一个业务就是为各大企事业单位的食堂配送新鲜的食材。在书记的努力下，县医院、公安局和监狱等单位已经同意建立其长期合作关系。从关系网络的角度看，村书记进入村里任职不仅仅是个人身份的转变，更将已有的关系网络带到现有的岗位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台中的村书记成为地方社会的关系的重要节点，通过他，各种资源在村级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上汇聚。

第三是整合地方资源，调平各方利益。W村属于典型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大部分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庄只剩下老人和儿童。本地范围内只剩下种植大户、养殖大户以及其他市场主体从事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工作，这些市场经营主体在本地形成了稳定的利益格局。W村想要扩大产业发展范围，就必然触犯他们的利益，由此展开竞争、博弈、合作等行为。首先是与本村大户进行博弈和合作。W村为积累发展资金，向村里的30多位大户收取每亩20元的土地流转服务费。作为回报W村将按时向大户发放各种补贴、帮助大户调解田间矛盾；同时W村承诺，如果大户需要维修水利设施，村里将返还当地服务费的20%以减轻其压力。实际上，大户一般会选择合作，因为大户们经常与村集体打交道，他们往往不敢轻易得罪村干部。其次，与本地、外地农机手进行合作。在W介入农事服务之前，本地的收割工作主要被外来收割机车队垄断。从2023年开始，W村向收割车队收取一亩5元的服务费。作为回报，W村将全村所有的耕地统一交由一个收割机车队收割并负责统筹所有的大户。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车队的沟通成本，而且可以增加收割面积，提高收益。同时，W村计划联合周边几个村，整合几个村所有的农机手、旋耕机、插秧机和无人机为周围几个村庄的大户提供低价的农事服务，在降低大户成本的同时增加自身的收入。最后，与本地市场经营主体展开竞争，进行半垄断经营。按照市里的规定，乡镇的小型基础设施和城乡卫生服务一般由第三方公司竞标承包。W村联合其他村集体成立第三方公司将其他市场经营主体排除出去，自己承包本地的小型项目和城乡卫生服务。当然，这种竞争带有半垄断的意味，实际上在乡镇的支持下，W村很容易获得这些项目。

四、利益网络、组织属性与平台经营

A镇发展集体经济的核心思路是将其打造成一个平台，链接各种资源与关系。这种平台式经营可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围绕平台式经营形成的利益网络；第二是平台式经营何以可能。

首先第一个问题，围绕平台式经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方性利益共同体。这种利益不是指他们通过经营集体直接获得经济收入，而是获得各自的核心利益，例如乡镇是借此完成行政任务、壮大财政实力；富人村干部则是借此获得政治荣誉和身份。以这两个主体为核心，地方社会的各种力量被纳入进来，例如辅助村书记工作的村干部、参与分红的普通村民、县域社会的人情网络等等，他们共同编织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如果我们将集体经济组织看作一个公司，那在它运行的过程中，各方主体都被卷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社会的关系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激活、建构和重组。在经营村庄的过程中，各方主体“粉墨登场”，借助平台完成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平台被工具化了，借以完成其他层次的目标。笔者在调研时了解到这么一件事情，W村的书记找来自己生意上的老板朋友，每年为村里捐10万元解决为一位贫困户修建房屋。书记熟知相关的政策，要求老板定点捐赠10万元，领取捐赠证明之后可以为自己的企业减少10万元的所得税。等于老板没有花一分钱为贫困户修房子，村里则获得了“善人”的形象以及上级的认可。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无论是集体经济还是其他事务，村庄可能正在变成利益互惠和展演的平台。

其次第二个问题，平台式经营的奥秘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公私混合的经营平台，位于集体与市场的混合地带，兼具两重身份的优势（相对市场主体，有集体的一面；相对集体，则有经营的一面）。一方面，利用集体的信用背书和模糊的行政规制权进行半垄断的市场经营、团结市场力量、抢占市场资源；另一方面，利用市场主体的身份，承接集体身份不方便承接的各类项目与资源。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核心在于“政经合一”的身份，这种身份使得它可以在公私之间灵活切换，兼具双重身份的优势，以平台为基础，向上承接各种资源，向外链接各种市场资源。当然，这种混合在实际中有其优势，也会带来一定的隐患，例如存在不规范的市场经营行为、行政规制权过分膨胀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等等，需要辩证地看待。

（王波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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