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天下:曾国藩的暮年雄心》,
周禄丰 著
安庆之战后,曾国藩总督两江,指挥清军与太平天国进行最后决战。曾国荃胆大心细,率军直捣金陵,逼迫洪秀全将攻打上海的李秀成调回,从而进入战略防御。湘军逐渐掌握战争主动,经过浴血奋战,最终拿下“天下第一功”——克复金陵,彻底消灭太平天国。
打下天京,曾国藩步入人生巅峰。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他主动裁军、勒令弟弟养病,处处谦恭退让。曾国藩的急流勇退,反而招来朝廷的种种刁难和打压,多次提出辞呈却不被允许,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在剿捻战事中,曾国藩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被朝廷斥责“畏敌不前”,遂坚辞主帅,重返两江。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得以施展治民理政抱负: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开科取士、整顿盐务,江南地区得以迅速恢复元气。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积极发展洋务,致力于将传统儒学与现代科学相融通。就在曾国藩致力于“平天下”的理想时,天津教案的爆发迫使他卷入了这场名誉丧尽、劳而无功的纠纷之中。曾氏以自己半生清誉换来屈辱和局,保住了朝廷的脸面。喘息未定,又被朝廷推入“刺马案”的漩涡之中。而这,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精力,赔光了最后的颜面。
曾国藩不怕死,怕的是“大事不成”,他在人生最后几年里,出版《几何原本》,派遣留美幼童,发展近代科技,以残躯竭力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转向,展现了传统儒生“平天下”的最后倔强!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成功为清王朝续命,但他为了战胜太平军而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反而为清王朝的最终覆灭种下根源。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王朝的的权力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地方督抚从满汉大体平衡,变成汉官占据主导地位;掌控权力的社会阶层,从拥有大量土地的士绅,变成中小地主、自耕农、商人;出任地方大员的官僚,从空谈心性义理的老官僚,变成究心经世之学的中年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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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所带动的这一系列变革,其影响延绵至清末,最终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因湘淮军这种武装的存在,地方督抚掌握了财权、军权,进而扩张到人事乃至中枢决策,破坏了中央集权。到清末新政时,朝廷开始借新政削弱地方权力。当地方财权被收归中央后,地方督抚既无财力,也无心思镇压当地革命党,甚至在看到朝廷深层改革的可能不复存在后,很多地方督抚加入了反清的行列。
曾国藩及其继任者致力于打击满洲贵族的权力,不断从满大臣手中夺走地方治理之权。这种行为,最终引发了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的党争。因为湘淮集团提倡现代科技,满洲亲贵就宣扬株守祖制来对抗这种思潮。而满大臣的这种逆反心理,使他们失去了拥抱现代文明的可能,也与汉大臣的分裂愈演愈烈。两大政治集团公开决裂,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创造了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曾国藩既是清王朝的拯救者,亦是清王朝的掘墓人。
曾国藩在他30多年的军政生涯中,发掘、培育了大量经世致用的人才。他让这些人在实践中磨砺其实务之才,复以儒家的美德养育其为官之德。他大办学堂,不但培养学生的才能,还陶铸其精神。他培养的人才在晚清最后数十年的历史中,不但维系了国家的存续,还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根本。
甲午之后,湖南在全国变法展开前,率先进行了局部维新,对国家制度变革做出了探索。戊戌变法时,除了对曾国藩颇有看法的谭嗣同,参与变法而在事后被株连的湖湘人士名单里,还有曾广钧、曾广河、左孝同等曾、左后裔。曾广钧是曾国藩的长孙,曾中过进士,与祖父一样入了翰林院。曾广钧除了旧学功底出色,还对现代数学、物理学有深入研究。他与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派交往甚密,甲午战争时曾率五千军队赴辽东作战,因为清廷求和停战而未能赶上与日军交手。左宗棠的小儿子左孝同曾参与创办北洋机器局,甲午年在时任湖南巡抚吴大澂的军中帮办营务。甲午战败后,这些湘军后人,都走向了谋求变革清王朝旧制的道路。
“戊戌政变”后变法失败,曾广钧提前逃亡金陵,躲到了湘军经营多年的两江地界,得到诸位叔伯庇护,未被慈禧清算。曾国荃的孙子曾广河在谭嗣同遇害后,因后悔未能力劝谭嗣同逃亡而服毒自尽。左孝同在湖南主持中国第一个警察局——湖南保卫局,因为与曾广钧一样处于湘军势力最强大的地区,幸运地保住了性命。
湘军虽然成功镇压了太平军,但在多年的战争中,湘军将士却深受太平天国反抗精神的影响。平定金陵后,很多湘军兵勇加入了反清会党哥老会,到后来甚至发展到营官不通过哥老会就无法指挥军队的地步。朝廷多次要求在湖南打击哥老会,曾国藩兄弟却对他们多有回护。按曾国藩的说法,湘军中哪怕已获得一品武将头衔的将领,家里都私藏了武器,并与会党有瓜葛,实在无法深究。曾国藩在金陵刻印《船山遗书》,遇到反清排满的文字不作删改,只是打上空格,似乎有欲盖弥彰的嫌疑。《船山遗书》,以及曾国藩广布天下的《李秀成自述》,使颇多湖湘后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曾国藩本人没有反清的意愿,他却不介意湖湘后人接触外面真实的世界,了解新时代的思潮。“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许多湖湘子弟如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都走上了革命之路,与从小听闻洪秀全故事长大的广东志士合流,一举推翻了清王朝。
曾国藩,网络资料图片
自明代以来,士林无耻、学风败坏、人心混乱,士大夫阶层已失去古来儒生那种英雄气概。进士出身的官员,只知“多磕头、少说话”,没有承担天下使命的勇气,更无统领千军万马决胜疆场的能力。面对汹汹来袭的世变,他们得过且过,早无“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
明清易代之际的惨烈战争,摧毁了底层的组织力,清代自康熙以来的反清起义,多数随起随灭,既无组织,亦无理想。湘淮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正唤醒了士林与民间的英雄气概。以曾国藩为首的湖湘士子兴复古之弘略,恢复了出将入相、定远边塞的气魄;而洪秀全、杨秀清这群起自民间的豪杰,激扬起中国基层社会的英雄之气。在这之后,左宗棠这样的读书人像前辈班超那样书生从戎,竟能不辞万里艰险奔赴绝域,为国家肃清边患。任化邦、张宗禹这样的农夫,也与徐达、常遇春一样,有了纵马驰骋,与草原骑士争锋的豪情。在晚清最后半个世纪里,从儒生到农夫,中国英雄辈出,正是这种英雄豪情,最终完成了国家的救赎。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1872年3月11日),曾国藩接到总理衙门来信,正在沉思办法,忽然头部眩晕,口不能言,过了许久方能发声,但他仍坚持看完了公牍才去休息。初四日午刻,曾国藩回光返照,精神突然健旺,他邀请幕僚薛福成下了围棋,连赢两局之后还起身将薛福成送到门外。
送走薛福成后,曾国藩办公到傍晚,写下了人生最后一则日记:“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写完日记,曾国藩在曾纪泽陪同下出门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脚下一滑。曾纪泽扶住父亲,询问是不是鞋子穿得不安稳,曾国藩回答说自己脚下发麻。曾纪泽急忙让随从将父亲抬回总督府西花厅,曾国藩坐在椅子上不能说话,默然到晚上七点,溘然长逝,年61岁。
风云不感,英雄无归,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在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儒家士大夫,曾国藩“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曾国藩在新近落成的两江总督府去世,离他搬进去不过70余天。两江总督府即洪秀全的天王府,天王洪秀全也在八年前逝世于此。时运轮回,天机难测,洪、曾这两位一同卷动晚清历史风云的宿敌,最后都在同一个地方辞世,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下句号。
在曾国藩之前,江忠源、胡林翼、杨秀清、石达开、陈玉成、洪秀全、李秀成、多隆阿、任化邦等风云人物已先去世。北国三千里,江南四十州,二十年来,战火燃遍江河,白骨露于原野。在这麒麟绝迹、凤凰不飞之时,英雄起于垄亩,起于棬枢穷巷,起于青灯黄卷之间,誓为天下杀出一条血路。然而晦朔且长,夜犹未央,英雄们在前路未明之时就在自相残杀中纷纷倒下,只留下一缕氤氲天地的英雄之气。也正是这一缕英雄气,经五十年的涵养后喷薄而出,充塞天地,改塑山河。
作为这场千古罕有的历史大戏的主角,曾国藩一生事业开始于长江上游的荆楚之野,造极于长江下游的帝王之州,最后也在此地悄然离世,他一生都与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江共始终。暮年之时,看着浩荡的江水,不知曾国藩心中会不会蓦地响起关汉卿苍凉的唱词:
“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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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禄丰编辑:金久超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