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中，有巴金时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译文丛书”几种，其中包括《父与子》《贵族之家》《前夜》，都是抗战时期的土纸本，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父与子》（1943年11月渝二版，书封底左边竖排印“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礼书字第168号”），书原持有者书尾毛笔字写有“卅四、七、三读于王曲军校”。王曲军校即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设于陕西长安王曲镇城隍庙内，毛笔所写读后记印证此书原持有者曾在黄埔军校的王曲军校工作或者学习过。

《贵族之家》（1943年6月渝一版，书封底左边竖排印“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3431号”），书原持有者书尾毛笔字写有：“四、十九于南阳旅次读完，诗一样的平静的叙述，对于过去时代的美丽的回忆，掩卷不胜叹息。”

《前夜》（1943年3月渝一版，书封底左边竖排印“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第2998号”），书原持有者书尾毛笔字写有：“卅三、四、廿三读于南阳旅次，对于英沙罗夫的死，我寄以深深叹息。作者为何不让英沙罗夫参加到实际的保加利亚的解放战争中去呢？为何不让保加利亚人民‘寄托希望者’带给保加利亚？虽然这样作者也许含有更深的用意，但这样草草的‘病’的处死，仍是凶残的行为。英沙罗夫是应该让回到保加利亚去，保加利亚需要他，保加利亚人民也需要他呀。”书前有译者1942年7月写的“渝版小记”：在抗战的前夜译完这本书。沪战爆发时，听说原稿已经毁在印刷所了。但结果竟抢救了出来，而且终于出了版，不能不说是幸事。沪版很难流行到后方，有少数被运到后方的，售价也奇昂。因此，趁着书店重刊《屠格涅夫选集》之便，把译文重读了一过，改正了一些显明的误植。

以上几本书封面印有“屠格涅夫选集”字样，字体红色，其下书名占据封面中心，底色为长条形，上下均为波浪形，书名竖排于中央，设计为黑底反白，内文为竖排繁体字印刷。更难得的是，三本书里面各有一张单独的人物表，如今近八十年过去了，都完好无损夹在各书中。

姜德明在《土纸书的特殊价值》中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大半土地，各革命根据地都处于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封锁之中，印刷设备和纸张极端缺乏，印书只好因陋就简地采用土法制造的手工纸，纸质粗劣，颜色发黑，铅字磨损不全，常有字迹不清或在书页上留有空洞……这些书刊保持了原拓木刻的质朴韵味，甚至是现代铅印技术无法代替的一种艺术境界，从印刷技术来讲，这样的出版物可以说是历史的倒退。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诞生的这些特殊的版本，无疑又带有时代的烙印，把它作为革命文物来看待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黄源所编的《外国作家研究》（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7年6月初版）前记说：1934年夏天，在鲁迅先生的热心倡议与主持之下，创办了《译文》。另外编译了“译文丛书”，在文生社出版。现在已出版的名著，有《果戈理选集》二册、《屠格涅夫选集》三册、《弱小民族作品选集》二册等十余册。

1995年8月17日，巴金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王树基的信中详细叙述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经过：当时文生社正在编印“译文丛书”，出版了《果戈理选集》，首先印出了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我回到上海，就找出参考书来，花了一夜的工夫写了一篇介绍屠格涅夫六大长篇小说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我仍然忙我的杂事。丽尼开始修改《贵族之家》的译稿，陆蠡在杭州湖滨租了一间房子闭门译起《罗亭》来。他们两位都很快交出了稿子，而且很快出版了，反应很好……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为文生社的业务跑了重庆、桂林等地，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1942年我就在那里开始翻译《父与子》……我每天晚上……点起一盏小小煤油灯进行工作，到十二点就上床睡觉，每夜都是如此。译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为《父与子》的上卷出版。因为当时邮局寄递书报只收小卷邮件，《父与子》分为上下二册也便于销售。《处女地》较长，就得分印三小册……《父与子》最初用土纸本印刷，为两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印报纸合订本。仍由文生社发行。

抗战时期的土纸本“译文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