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解亦鸿

“男性离婚成本低”

极昼：为什么选择S村做调研？在近年里，当地的离婚率具有怎样的样本意义？

齐薇薇：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是“基层治理”，在读博过程中做过数次村镇模式调研，到S村之前，去过华北地区、中西部地区，大部分都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所以我也想到沿海发达地区看看。S村2019年正在开展产业转型，是愿意接待我们调研团队（由4名博士生和2名老师组成）的村子之一。

当地的离婚问题是我在调研中偶然发现的。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告诉我，离婚现象越来越突出。我注意到，这里离婚率升高的同时，复婚率也在升高，而且中西部地区男多女少，S村这里的性别比是倒挂的。

当地的离婚率作为样本具有一定特殊性。因为经济发达，这里的村庄实现了就地城镇化，与中西部地区呈现鲜明对比。珠三角地区一直都有大量外来劳动人口涌入，而L镇是全国最大的家具生产基地，外地来打工的女性居多，再加上延续下来的大家庭文化，又让样本具有珠三角地区村庄的共性——它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撞之后产生的家庭模式，这种冲撞必然产生不和谐、不稳定，与离婚率的升高有一定的关联。

极昼：你在研究中提到这里是“婚姻高地”，怎么理解它的形成？

齐薇薇：在我们调研的2019-2020年，已经显现出这样的情况——外地女性很愿意嫁到这里，而本地的女性资源也不会外流，她们不愿意找外地男性结婚，这就形成对本地女性的一个“婚姻挤压”——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找不到配偶的情况。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地男性既可以找外地女性结婚，又可以找本地女性，外地人口是本地人口的2倍。所以即便这里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但当地的婚配逻辑跟城市是逐渐接近的。

极昼：为什么本地女性不愿意找外地男性结婚？

齐薇薇：这里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们都倾向找经济条件更好的人做自己的另一半。对珠三角这里的女性来说，这个地方就是周边最富庶的，她为什么要嫁到别的地方？

与男性相反，当地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大量外地女性与本地女性共同争夺男性资源，性别比倒挂，女性资源远多于男性，有许多竞争失败的未婚女性青年。

极昼：既然是婚姻高地，为什么反而会导致离婚率增高？

齐薇薇：我们访问了村干部、村民小组长，还有婚姻登记处、婚姻危机干预的工作人员，发现离婚通常由女性提出，许多都是年轻夫妻，30岁左右，认识时间不长，闪婚闪离。在这个地区，男性的离婚成本是很低的。

他们不愁找不到对象，如果离婚了，可以立刻转身，找个更年轻漂亮的。我们在近十年的数据中也发现，当地再婚人数同样不断上涨。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绝对优势，使他们再婚变得更容易。

中西部农村常见的光棍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出现，即使那些家庭条件差、身体有残缺的男性，也能顺利结婚，尽管他们很难找到本地女性，但可以找外地女性解决婚姻问题。我在村里遇到一个69岁的老段，他自己有房产，子女也都成家了，爱人生病去世后，不久就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很快就与一位30多岁的外地女孩再婚了。

极昼：这样看来，无论外地女性还是当地女性，在这里的婚姻市场都处于劣势？她们为什么还会主动提离婚？

齐薇薇：农村地区女性提离婚，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博弈的手段。她想通过“闹离婚”来改变自己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博弈不动，只能顺从，如果她又不愿意顺从，才会真的选择离婚。

一个80后男性，虽然家庭条件一般，经济没老段那么富裕，而且他前两次婚姻都是因为性格不合，离了。他还是很快找到了第三任妻子，女方是外地人，比他小9岁，还是头婚，在村里做社工的过程中认识了他。两人结婚没多久，妻子觉得他不怎么做家务，再次提出离婚。婚姻干预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解，但他并不打算改变自己，也不怕再次离婚，于是第三任妻子也离开了他。

极昼：这跟中西部地区还是挺不一样的。

齐薇薇：对。中西部的农村女性是没得选，农村有许多光棍，但是都不富裕。不过，随着那边性别比例越来越悬殊，结婚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我的老家湖北孝昌，村里的离婚率近几年同样翻倍地增长，我看到民政相关数据，发现离婚率上升的同时，结婚率在直线下降。

婚姻里两人的权力地位也反转了。我在之前的调研中发现，中西部地区的男性很怕老婆跑了。他们提到，“花几十万讨一个老婆，对方不高兴，拍屁股走了，彩礼全损失了，再结婚变得更加困难。”当几十万彩礼的经济权握在女性手里，她们可以用“闹离婚”来博弈，实现家庭当中的主导地位。我们见过一些“小镇贵妇”，在家里不参与任何劳动，对孩子不管不顾，说一不二，又要求男性给她提供很好的生活。

而在珠三角这里，女性没办法用提离婚的方式进行博弈。这里没有彩礼，女多男少的情况下，男性离婚成本低，再婚成本也低，女性想改变家庭当中的权力结构，变得非常困难。即使她想搏一搏，但是男的根本不怕离婚，博弈不动，她也不愿意顺从这种权力结构的话，就直接离了。

宗族秩序下的博弈

极昼：由于外来女性增加，婚配逻辑接近城市，这跟珠三角农村原本维系婚姻的方式产生怎样的矛盾？

齐薇薇：珠三角的村庄经济很发达，人却很传统。我们去调研的地方，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宗祠，家族之间也有很强的联系网络。这里村集体的经济实力支撑他们举办大量集体活动，它强化了村庄的共同体意识。当地几乎每个月都有传统的集体活动，祭祀、迎神，赛龙舟就是其中最隆重的一项。

宗族性较强导致村民的大家庭与家庭责任观念比较重。我们看到了不少大家庭制度的遗留，例如在多个子女结婚之后，家庭内部还没有进行财产上的分割。有一位男性村民，结婚了11年，他弟弟也已结婚6年，妹妹结婚7年，但是这个家仍然没有分。小家庭之间已经独立，但是共同财产和房屋都没有明确的划分。兄弟结婚之后多年仍然与父母同居，这种现象在S村不是少数。

一个外地女性嫁入本地，除了与新三代直系家庭的磨合外，最为重要的是要适应家族内部女性的圈子，特别是适应婆婆的圈子。外地女性在适应本地家族活动中是非常被动的，语言作为第一道生活的关卡，往往就可能会将外地媳妇排斥在家族活动之外。

极昼：所以这种适应成本的增加，是导致外地女性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

齐薇薇：其实她们与本地女性不同，反而不一定会因此提出离婚。有些外地女性遇到老公出轨，男方提出离婚，女方是不愿意离的。她从外地嫁过来，户口也迁过来了，离了婚之后，不知道户口该怎么办。因为她也不想真的把户口迁回去，两个人最初在一起的时候，女方的父母通常是反对的，她不知道离婚后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家人。

但外地女性的流入既增加了本地女性需要面对的婚配压力，又让本地男性拥有更多婚配选择，降低了男性离婚的成本。

极昼：相比之下，本地女性是什么情况？

齐薇薇：她们最多的两个离婚原因，分别是家庭琐事和婆媳矛盾。访谈中我遇到一对本地夫妻，结婚刚半年，还没有小孩，两人都跟男方父母住在一起。婆婆非常强势，家里什么都由她管，但妻子也有自己的主见，婆媳之间经常产生矛盾。丈夫护着自己的妈妈，站在妈妈的立场，说妻子的不是，有时还要求妻子跟妈妈认错，最终导致妻子提出离婚。

还有一对认识两个月后就闪婚的本地夫妻，婚后同样跟男方父母住在一起。小孩出生1个月左右的时候，婆媳开始闹矛盾。有一次孩子生病得了肺炎，妻子想带孩子看西医，但婆婆认为中医更好，两人就发生争吵。丈夫站在婆婆那一边，逼得妻子也只好妥协。后来，妻子想带孩子回娘家住，继续养病，婆婆又不放心，不肯让她把孩子带回去，她只好一个人回娘家，憋了一肚子火，不愿意再回夫家了，想让丈夫来道歉。结果她在娘家住了三个月，丈夫都没有来接她回家，就坚决提了离婚。

极昼：这是她们无法博弈之后的结果？

齐薇薇：当地的宗族祠堂、祭祀活动是以男性为主导的，股东和股民代表以及核心的村庄干部也基本以男性为主导。在诸如赛龙舟这样的社会生活领域里，虽然开始有少部分女性参与龙舟赛事，但是社会生活领域里的规则建立在性别分工秩序之上，仍然是男性主导。

当地男性与社会集体活动的互动非常频繁，因为参与村庄公共活动最多、付出最多的人，会得到村里最高的评价，也最有面子。在珠三角地区，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面子不像华北地区通过私人之间的互动形成，而是个体与集体互动才能得来的东西。

但以女性为主体的活动领域基本都是家庭活动，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秩序下，女性通常只有在大家庭里，成为“婆婆”的角色，才会真正获得话语权。

极昼：面对依然有较大影响力的宗族文化和宗族结构，这几年本地女性发生了什么变化，让她们得以选择离婚？

齐薇薇：现在，当地的年轻人基本都是经济独立的，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工作，而非一方是家庭主妇。但是结婚后，他们仍然按传统方式，即便不跟男方父母住在一起，也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家里只有一个儿子的话，儿子一定会跟父母住一起，有兄弟的情况下，父母会选择其中一个儿子一起住，一般是小儿子。房子没那么多的话，父母也很乐意跟两个儿子同居。

在同一个屋檐下，婆婆依然要求儿媳听话。下班后回到家，丈夫什么都不用干，妻子不仅要承担家务活，还要照顾丈夫和小孩。但这些女孩不仅经济独立，同样也有很多是独生子女，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希望跟丈夫保持平等的关系，而不是自己一个人承担家庭的付出。

家庭的“去公共性”

极昼：经济独立，是当地婚姻关系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吗？

齐薇薇：像村里的70后或60后，他们的婚姻关系非常稳固，因为他们是当地创业的一辈，很多人做家具产业，年轻时生活很艰苦，结婚后既要承担父母的养老，又要养育子女，所有事情都是夫妻相互协作才能完成的。他们的经济收入也都集中用于实现家庭的共同目标。女方嫁到男方家里，也会努力融入大家族，因为家族和村庄会规范约束夫妻双方的行为，否则他们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但80后、90后一辈的年轻夫妻，在经济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一边享受父辈创造的经济条件，一边又在结婚后继续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依靠父母的支持，这样他们的婚姻也不存在共同的家庭目标，公共性也逐渐消失了。

极昼：当地的经济发达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齐薇薇：在80后90后的成长过程中，这里一直保持着地租经济的发展模式，跟江浙的经济发展还不太一样。

我在S村调研时，农户会告诉我他每年有多少土地租金收入，后来也去他们当地的股份合作社问过股份分红的情况——这里每年集体收入高达上千万，股份分红到每家每户有几万块钱，这还算比较少的，多的话一年一家能分得十几万。

他们有自己的宅基地，自己建别墅，能容纳下几代人。地租经济就够他们生活了，人们可以在本地找一个差不多的就业岗位，不需要跟外地的人去竞争。当地人是低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一旦不用拼命适应现代社会，也就有更多机会保留传统习俗。

极昼：除了地租经济的发展加固传统习俗外，华南宗族文化还受到哪些影响，得以稳定延续？这跟其他地区有什么不同？

齐薇薇：我们调研中发现，中西部农村文化瓦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口外流，当村民们没有集体活动，也没有任何交集，文化就很难延续下来。那边的老人在家庭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微弱，基本上是年轻人在主导家庭关系。

但是在宗族观念很强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它从70年代就开始发展经济，整个文化又是延续性的，老人掌握着各种资源，也掌握了家庭的主导权力。

极昼: 经济独立的年轻人跟这些保留下来的传统，如何爆发矛盾？是这种矛盾导致你所说的，现代性对当地个体、家庭和村庄的塑造比中西部农村更深、更快？

齐薇薇：尽管现在内部小家庭已经形成独立的财产单位，但是小家庭又共同嵌套于大家庭之中，按传统家庭秩序，股份社分红收入仍然由父母掌握，子女还会上交给父母一些伙食费。

有一个80后本地男性，跟外地女性结婚，他自己挣的钱还是交给父亲。到了老婆生完孩子后，女方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手里也没钱了，每次花钱都得向公公要，跟老一辈人常拌嘴。最后，女方无法忍受这种家庭关系，提了离婚。

我记得一位30多岁的本地男性，在村委会工作，工资一个月将近1万块钱，妻子在一家私人公司做会计，一个月收入多少钱他不清楚。他挣的钱一部分自己花，一部分上交给父母，妻子挣的钱也是妻子自己花。他们双方互相不知道银行卡密码，也不知道彼此有多少存款。其实，他作为哥哥，已经分家出去住，只是平时吃饭还会常回大家庭一起。婆媳矛盾偶尔爆发，女方还是提出离婚——她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不需要依附于丈夫。

极昼：你在研究中提到，夫妻关系必须在情感和公共性的共同作用下，才能保持相对的稳定,而这里的婚姻结构是“去公共性”的，所以更容易离婚，这具体是怎么发生的？

齐薇薇： 在过去的农村家庭里，生育是夫妻的共同目标，两人为了孩子，进行一种家庭再生产。但现在的家庭结构倒过来了，夫妻是基于感情、爱情进行的结合，孩子并不构成我维系婚姻的必要条件，费孝通提到的夫妻、孩子这种基本三角结构消失，稳定性也没了。

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是需要共同目标的，在S村，夫妻双方的经济实力都足够他们过上很好的物质生活。以前农村人会希望孩子到城里上学念书、读大学，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甚至实现阶层跃升。而本地的劳动力市场更青睐于招收本地人，当地父母也更希望把子女留在身边工作，不喜欢他们到外地去，所以孩子已经不再构成家庭的共同目标。仅靠人的情感，又是不确定的。

早年的农村女性是出于物质原因，没有自己的收入，导致她没有办法离婚，还有的人是愿意为了子女不离，家庭的共同目标超越了她的个体价值。我在S村看到，这样的结构已经解体了，现在没有超越个体感受的价值体系来让人维系婚姻了。镇上妇联的工作人员发现，过完年，因为丈夫出轨前来咨询离婚的本地女性非常多，许多是很年轻的妻子。

一位博士的珠三角农村离婚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