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政治局会议罕见的提到“转型的阵痛”，意思是为了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阵痛是必然付出的代价，所以大家应该忍一忍。转型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都是为了长期和未来更好的发展。

这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常识，发展模式的转换肯定要付出成本和代价，需要大家去理解。但是在操作层面，一个现实的技术性问题是，转型的阵痛和风险该如何分配，由谁来承担；有些是受损者，有些是受益者，广大的利益受损者该如何补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改革转型很难推进。即使看上去有所进展，也是形式上的。

一般来说，转型阵痛的分配会遇到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这样的转型收益和好处是长期的，是慢慢显现的，是为了后面几代人的，但转型的代价和阵痛却是集中在当期，是立即发生的会计成本。这样，政府应该在代际上对转型的成本和代价进行再分配。这就为政府举债推进改革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债务是透支未来的支出。

比如，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刀背向内的高质量发展转型中，那些由于财政过紧日子机关事业单位被降薪裁员的，买了房子和股票因为金融整顿财富大幅缩水的，由于某些行业被人为打击而失去工作的，过去依据当时的环境和规则做事现在被倒查的，等等，实际上就都是这场转型阵痛的承担者。

从理论上来说，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度改革造成的成本和阵痛就是一种公共成本，不应该完全由私人承担。既然是公共成本，政府应该承担一部分，否则第一，改革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很难推进；第二，即使可以推进，但对社会的冲击较大，短期内难以恢复，甚至造成长期的疤痕效应，得不偿失。

在本世纪初的国企下岗大潮中，买断工龄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办法，是国家为转型的阵痛部分买单（个人也需要分担一部分）。正是很多国企下岗职工拿着买断工龄的国家补偿金，作为“初始创业资金”下海，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今天面临的形势和转型阵痛更加复杂严峻，国家也应该为这次转型准备好“改革基金”，补偿在这次转型中阵痛的主要承担者。比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基层运转难以维系，精兵简政是根本的办法，但是需要花钱来为新一轮下岗职工买单。虽然他们是高速度发展时代的受益者，但是在高质量发展时代他们却是转型阵痛的直接承担者。

还有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特别是房地产产业链有关专业的学生。有人说活该选错了专业，但是错误完全是他们吗？学科专业难道不是国家教育部门设计的吗？今天房地产为了高质量发展几乎处于清零状态，这个阵痛也不应该由失业的年轻人完全承担。因为很多阵痛的确是政策人为造成的冲击，阵痛应该由政策层承担一部分。

本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低谷期，政府就应该提供逆周期的社会保障和宏观政策，何况这个低谷期与转型的阵痛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最近两年，大家一直期盼政府、政策大力度出手的基本逻辑。天上不会掉馅饼，改革、高质量发展转型，都是需要花钱的。

再比如资产和财富，资产价格的涨跌是受到市场供需的影响，投资者可以风险自担。但是，如果部分资产价格大跌和财富缩水是由于政策冲击造成的呢？这部分损失是为了长期更高质量发展付出的阵痛，也不能完全由当下的投资者来承担。政府应该通过“改革稳定基金”来实现转型阵痛的分配，让未来的投资者也承担一部分。毕竟如果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后代也是受益者。

所以，制度改革，新发展模式的推行，阵痛的确是难以避免的，但站在顶层设计者的角度，事在人为的是：转型的阵痛该如何分配，才能真正的推动高质量发展。如果分配不好，转型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改革转型就难以推进，处于一种“拖、等、靠”，躺平文化横行，集体不作为以软性阻挡改革的尴尬境地。

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模型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梳理。归根到底，经济学的研究其实聚焦到一个点上，就是尽量的保证成本和收益对称。如果一个人或组织，收益归自己，所承担的成本也由自己承担，那个这激励结构就是有效率的。转型也是如此。

相反，如果收益归自己，成本和风险却由他人承担，那么就会出现问题。计划经济和大锅饭就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成本和收益无法有效分配和核算，整个经济缺乏有效激励，生产力就处于一种低水平状态，并且存在巨大的扭曲和浪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的皇帝热衷于发动战争，因为战争的收益他获取的最多，成本和风险却大部分直接由参战的普通士兵和老百姓承担。当然，皇帝也承担了战争的风险，只不过并不完全对称，特别是当他创造性的构建了“假想敌”，激发了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而在现代政治体系里，容易被军火集团游说和捕获的政客也会热衷于发动战争，这也源自于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对称——因为这些人的孩子不会真正的上战场（有些是形式上的）。一旦战争发起，源源不断的订单就会给军火集团带来巨大的收益，进而有更大的能力游说政治，从而战争很难结束——即使明显处于技术领先一方的军事集团能快速解决掉战争，也没有激励让他这么做。因为一旦军事集团快速的结束了战争，他们就没有了持续流入的订单和收益。这跟产业化后的医院更偏好慢性病而没有激励推出速效药一个道理。在这个公共政策选择的案例里，就是因为成本和收益不对称，战争的成本和阵痛由广大社会民众承担，收益却归一小部分人，所以才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贸然发动战争，以及战争迟迟结束不了等等常人难以理解的现象。

制度转型作为一项公共服务也是如此，在具体操作时一定要考虑到将改革的收益和成本分配好，要适度补偿承担转型阵痛的主要群体。否则，成本和代价由别人承担，收益和好处大部分归一小部分人，这样的制度转型是无法真正推进的。

自房地产“三条红线”和教培治理整顿以来，社会转型的阵痛承担者越来越多。基于上面的理论分析，高质量转型的顶层设计者应该首先设计好转型阵痛的基本分配和补偿方案，按照转型阵痛的分担和补偿，结合逆周期、跨周期宏观政策，综合设计出当下转型过程中一揽子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中需要补偿的转型阵痛至少包括：

“三条红线”烂尾楼的购买者，这是最直接的转型阵痛承担者，中央政府应该出收储资金进行补偿。
地方化债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置换的债务，特别是为了抗疫发的债。还有过紧日子、精兵简政下岗的职工，需要合理的资金买断工龄，给予足够的资金补偿。否则很难推进。
最近几年受到政策影响较大的年轻毕业生，应该发放足够的补贴。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如果时间久了，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都会受到伤害。
设立股市维稳基金维护股市稳定，保证老百姓的财富不再大幅缩水。可以考虑将股民和基民的部分损失抵个人所得税。因为当前的资本市场的缩水，有一部分因为政策冲击。
设立全国性的房地产维稳基金，加大中央住房收储力度。考虑降低购房者存量贷款利率，加快推进个人破产制度，为断供群体提供东山再起的机会。否则失信人越来越多，经济很难起来，社会也越来越不稳定。
尽快让教培、游戏、私募投资等过去严管制行业恢复常态，“大赦天下”，加强法治化建设，减少短期不稳定的政策冲击。

以上只是受转型阵痛直接影响的一部分群体，还有很多群体需要顶层设计者统筹安排。现实的问题是，分担改革转型阵痛的钱从哪里来？既然高质量转型是为了长期和未来更好的发展，是为了子孙后代，那肯定是要中央政府发债，扩大赤字。保守估算这次高质量转型需要付出的改革基金至少二十万亿元，考虑分摊到五年之内，财政赤字是可控的。我反对滥发债务，认为滥发债务是吸食鸦片，但是用在正确用途中的债务资金，特别是为了民生、民心，为了社会稳定花的钱，是值得的。

赵建：转型的阵痛该如何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