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四十多年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三天一层楼”的神话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流传在大街小巷。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背后，离不开工人们一砖一瓦的贡献和夜以继日的努力。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工地的形象总是与尘土、烈阳、黝黑的皮肤、早出晚归相联系，这些元素更让人容易联想到男性形象，而女性的存在往往被忽视。

她们在稿件中提到，工地在他人看来似乎是男性主导的领域，但在聚光灯之外，还有一些女性选择进入工地，成为城市建设的一员。

2024年4月，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本科新闻学毕业设计答辩上，“她立于瓦砾之中”团队这样讲到：“她们像钢筋水泥一样在工地这套系统里坚挺，但我们又发现她们其实更像一湾清泉，静静流淌着，用任何形状去迎接万物，适应这个世界。”

从确定选题、实地采访，到毕设答辩，四位新闻专业的女生组成“她立于瓦砾之中”团队，历时半年深入深圳工地，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工地女性的真实生活境遇。在与二十多位工地女性的交流和相处中，团队得以深入理解这些女性的内心世界，感受其身上的韧性与智慧。

“我们希望用一次‘看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沉默而庞大的群体，看见女性劳动者坚实的力量。”当女大学生与女性农民工的生命轨迹在工地上交汇，这不仅是一次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实践，更是一场女性之间的联结和共鸣。让我们走近毕设团队，聆听她们背后的故事，去感受那份蕴藏在瓦砾之中的力量。

团队成员在毕设答辩现场

从左至右分别为武子婷、曾菲彤、贺思雨、陈书婉

工地女性这一选题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在确定选题之初，团队关注到儿童抑郁症、跨代同居等多种现象，但考虑到操作可行性、选题意义、毕设要求的因素，这些选题没有成为最终的选择。

当时网络上关于一代农民工返乡的话题讨论度很高，但团队认为可进一步探索的角度相对有限。此时，成员武子婷通过父母了解到一些工厂雇主更倾向雇佣男性工人而非女性的情况，提出流水线女工的生活状况这一选题。在与指导老师交流探讨后，她们觉得工地上的女性群体社会关注度较低，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并且认为“工地女性并不难找”，所以她们决定将目光聚焦于女工身上。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民工队伍日益壮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其中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数量同比下降0.4%，有200多万建筑工人离开了这个行业。越来越多的建筑工地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建筑工人普遍短缺，部分建筑施工企业开始大量招用30~50岁的女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在全部农民工中，女性占37%。同比增长0.7%。

女性已经逐步成为农民工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团队向导师陈显玲汇报进度

女性农民工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团队预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对女性农民工的实际情况了解甚少的现状。除此之外，团队还发现，针对女性农民工群体的相关研究和报道都较为笼统地概括女性农民工形象，缺乏结合地域发展状况的区域性调查研究。

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和已有报道，了解选题相关的社会背景后，团队更加坚定了挖掘工地女性群体背后故事的决心。在刻板印象中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中，特别是在工地这种重体力活较多、较危险的环境中，体力相对弱势的女性在其中承担着怎样的角色，过着怎样的生活？带着这些疑问，团队踏上了揭开这一群体“隐秘面纱”的路程。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巨大的劳动力需求让深圳成为建筑农民工大量聚集的城市之一。在深圳南山区，桂庙工地、深圳湾工地等多个建筑项目一直在推进，其中，深圳湾工地女性数量相对较多，附近有摊贩聚集区，团队决定将其作为主要的调研地点。

对于身处一线的女工而言，工地和生活区构成了她们的全部活动空间。忍受着机器噪音和工地尘土，她们普遍需要工作9个小时之久，直到晚上10点才能离开工地。因为工地的特殊性，外人很难进入，而她们又没时间外出，地理上的区隔让外界难以深入了解她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了解基本情况后，团队成员抱着满腔热情，开始了她们的初次建联与采访任务。

然而，面对几位年轻学生的来访请求，工地管理方表现得格外谨慎，他们担心工地的正常运作受到干扰。尽管团队出示了学生证和采访说明，仍然遭到了管理方的拒绝。于是，她们退而求其次，又把目光转向了工地附近的小摊贩区。工人们下班后经常去小摊用餐，在这样一个轻松自然的环境下，团队可以和工人们闲聊交谈，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

团队成员武子婷同学在深圳湾一处工地外围

与女工共同用餐

曾菲彤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找到能深入接触的采访对象。”起初，团队成员试图以学生身份接触采访对象，发现有些工人对深圳大学有一定的了解，团队“带着自己的学生卡，比较有信服力，也容易引发共同话题。”但是几次尝试后发现，采访对象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对外界的防备心很重，学生项目的说法很难获取信任进一步深入采访，而且女工们习惯了保持沉默，不习惯被关注，不习惯和陌生人诉说自己的生活。

在年前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团队跑了十多趟深圳湾工地，加上十几位微信好友，但能保持联系的只有三四位。采访对象都因为各种原因断联，有一位女工刚开始同意团队过年期间跟随她回老家采访拍摄，但放假前几天却突然反悔。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团队在年前基本没有能够确定的采访对象。

采访进度缓慢，而毕设时间紧迫，为了提高效率，团队成员又尝试了在工地周边发海报的方式寻找采访对象。她们制作了很多招募海报，特别标注“按照15～20 元/小时（当面结算）”。在派发过程中，她们成功联系到了一位摆摊的阿姨愿意接受采访，团队借此了解到工地摆摊的日常。但整体情况还是不理想，很多时候女工们很难相信有高时薪的回报，也没有空闲时间参与访谈。

团队制作并张贴的招募传单

通过前期的建联，团队接触到一些采访对象，她们在工地上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劳动，或多或少地遭遇过性别歧视和不公平。因为团队与女工们的交流时间有限，大多数的采访只能停留在知道受访者的基本信息，难以深入了解她们的经历和感受。而且大部分女工都保持拒绝沟通和怀疑的态度，即使愿意继续访谈的采访对象，最后也会由于突然离开深圳、失联等原因未能完成访谈。

春节后3月份，一名队员通过家里关系的介绍，联系到了一位在龙华工地的包工头，他愿意带领团队进入工地，介绍一些女性工人给团队作为采访对象，建联才终于有了进展。驱车一个多小时后，她们来到了龙华工地，跟随包工头了解到工地内部的环境构造及部门组成，也认识了工地上的十多位女工。

经过包工头的牵线搭桥，龙华女工们不再怀疑团队身份，也比较愿意接受采访，团队也会用一些小礼物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她们每一次去工地都会带上一些牛奶、水果，妇女节那天，她们特意准备了40支康乃馨，敲开每一间女工宿舍的门送去祝福。有的人沉默接过小声道谢，有的人主动伸手要了一只属于她们的康乃馨，“每一位收到花的女工都很高兴”。一名叫杨承兰的女工令武子婷印象深刻，她收到花后又要了一束，想要给她的妹妹，两姐妹把花插在了矿泉水瓶里，用心养了很久。渐渐地，女工们开始敞开心扉，平日里习惯了沉默寡言的她们，也会从略显腼腆转变为愿意主动分享。

安颖是团队接触到的一位“特殊”的女工，她拥有护理专业大专学历，今年才30岁，却选择来到工地打工。她一边忙着上班，一边为弟弟索要工伤赔偿奔走，与工地一遍遍协商，甚至“跑到了总公司”。工地上像安颖这样敢于争取自己的权益的女工还是少数，大多数的女工面对满是钢筋水泥、男性掌控的工地，只能“有苦自己咽”。杨承兰是一名电梯驾驶员，工期忙碌的时候，电梯难以及时接应，急着赶工期的工人会将责任归咎于她。面对无端的指责辱骂，杨承兰只能默默承受，实在忍不下去了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泣。女工李七双也坦言，遇到蛮不讲理的工人只能找别人帮忙，更多解决不了的时候也只能“偷偷地哭一下”。

钢筋水泥间，女工们处在困境中，但团队还是从她们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朴素的女性主义精神——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中，女工们没有被这种苦楚所打倒，也没有被生活所驯化。“她们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主动选择了在工地工作，并在那里生存下来，这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用女工们的话来说，就是“自己赚钱自己花”。她们用自己的力量在这片钢筋水泥间，打造了一片不同的天地。正如团队提交的毕设文本中写到的，相比坚挺的钢筋水泥，“她们其实更像一湾清泉，静静流淌着，用任何形状去迎接万物，适应这个世界。”

为了跟踪女工的一天，团队需要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乘车一个小时才能赶上早班时间，考虑到通勤和经济问题，团队最后选择住到工地，与女工同吃同住。“住工地的宿舍相对来说是一个更便捷、更好的观察方式。”

在工地上，宿舍是临时搭建起来的，室内只有木板床，所有的门都可以随便可以推开，女工们说，一开始不太能接受，到后面也渐渐适应了。第一天晚上，四人还会因为陌生的环境睡不着觉，但她们没有退缩，互相扶持和打气，之后逐渐习惯了工地生活。工地走访时，她们发现工地小卖部的卫生巾被放在最角落的位置，而女工们也从来不会在工地的小卖部买卫生巾，因为“这种小店种类都很少”。女工曾立新讲到，小卖部的卫生巾质量不好，甚至会弄脏床单，她只得跑到工地外的便利商店购买。在生理期进行塔吊指挥的工作时，因为行动不便她要多花十分钟前往卫生间，为了节省时间她就只能在这几天少喝水，熬过生理期。身处男性占多数的环境中，女工们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还要“保卫”自己的贴身衣物，防止丢失。杨承银说：“工地的男人都是狼”，在这片瓦砾中生存，她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团队成员在龙华工地宿舍的合影

从左到右分别为武子婷、杨承银、曾菲彤

在和女工的接触过程中，团队深深地感受到了女工们的生命力，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鲜活的个体”。虽然女工们的生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但她们会主动适应这片瓦砾，为工地增添了柔软的另一面。女性相对柔弱的形象跟“充满着钢筋水泥”的工地形成强烈反差，团队成员希望把这种反差感和女性的力量感体现出来，于是就有了标题“她立于瓦砾之上”。

从卫生巾到住宿条件，在老师的建议下，团队非常关注女工在工地的生存状态。她们认为女工所面对的问题具有普遍性，不管是工地便利店无法满足女工的卫生巾需求，还是工地上没有庆祝妇女节的习惯，种种细节都体现了女工在工地上被忽视的现状。与此同时，女工又面临着家庭协调、个人价值认同等种种挑战，她们因家庭照护的需要而承受比男性工人更多的时间成本，同时又会因为自己在工地工作而感到自卑。她们处于家庭和工作之间的挣扎之中，需要不断地去平衡个人身份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冲突。在答辩时，团队说：“我们今天讨论的不仅仅是工地女性的问题，而是千千万万个女性正在面临的问题。”

纪录片在朋友圈得到的肯定，让团队成员有很大信心，愿意在毕设答辩现场向更多的人展示她们的作品。团队还把纪录片分享给接受过采访和拍摄的女工们，杨承兰很喜欢这些内容，把纪录片发给了她的家人，还专门要了原视频保存。回顾整个毕设经历，团队说：“我们一直在自我攻略，觉得自己不行，但外界的鼓励，让我们这么颤巍巍地走到了现在。”

因为种种原因，团队没有办法寻找到更多的女工，最后的毕设作品基本是围绕龙华女工展开，所以在对建筑女工群体的呈现上是不够全面的。根据现有素材尽力展现工地的女性，已经是他们能做到的最好的结果，面对外界的质疑，她们回应：“不能因为我们没有采访到更多的工地，没有揭露更多的问题，就否定我们现在所做的。”

团队成员获奖后在答辩现场与评委老师的合影

谈及收获，四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向外界讲述女工的故事本身就很珍贵。团队从外部观察，到深入接触女工的过程中，与她们的距离不断拉近，最后方能站在她们的角度去讲述和呈现。“毕设所报道的问题不仅仅是工地女性会遇到的困难，更是女性群体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她们希望女工的故事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毕设结束意味着大学四年即将走向结尾，这一次长时间的实践让她们对未来有了更明确的想法。有人因毕设接触了更广阔的世界，激发了继续探索的热情。曾菲彤意识到，真实的世界远比她想象的复杂，她想用自己的实践，去探寻在这个流动性极强的社会中，是否还能与陌生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非新闻专业出身的武子婷则通过毕设对人文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另外两位则因此与女性主义的关系更加紧密。贺思雨更加坚定了自己贡献女性力量的决心。陈书婉早在一两年前就想要做有关女性主义的选题，这个毕设不仅让她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也让她认清了自己的道路将去向何方，“只要我们保持善意和尊重的态度，用心去感受她们的生活和情感，就一定能够收获满满的感动和成长。”

她们的故事已然结束，但她们身上的女性力量，或会在尘土中，或会在高楼间，清澈地流淌着，日复一日。

Q：如何确定这个选题？

A：起初的选题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领域，小组同学每人提出五到六个选题，我们再集中讨论每个选题的可行度、选题意义以及兴趣程度。武子婷同学的父母在人力资源领域工作，正好了解到女工群体。

保持对生活的观察，从身边生活获取选题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女工为什么选择深圳，为什么选择工地，有着怎样的生命历程，这些疑问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和兴趣。

Q：在操作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坚持到最后？

A：虽然我们起初没有找到可深入的采访对象，但是我们也设想过备选方案。我们可以驻扎在工地附近，通过观察和询问基本问题来掌握一些数据情况，基本的操作空间还是有的。

所以真的是选题价值让我们坚持下来的。我们做毕设选题，不想去做一些陈词滥调的话题。我们作为一个全女性的团队，两位导师也是女性，感觉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去展现她们的情况，让她们获得关注。

Q：在调研过程中，如何接触核心对象？

A：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一个可以深度接触的采访对象。我们采访、拍摄到最后完成所消耗的时间都远远低于前期寻找采访对象的时间。我们前期在深圳湾工地寻找采访对象非常不顺利，面对采访对象的不信任和工地本身具有的流动性，我们很难通过小吃摊这样的外部环境去获取信任并保持长期交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熟人来进入她们的交际圈，于是我们后期联系到了深圳龙华的这位包工头。

在初步接触到女工后，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方法是展现出亲近的态度。即使建立了基本的信任，我们也需要通过努力让采访对象更加信任甚至喜欢自己，这样她们才会愿意将自己比较私密的内容以一种类似于朋友的角度分享给你。你先付出了，才能向她们索取情感和她们的故事，不能无缘无故就让她们向你推心置腹。

其次要站在采访对象的角度去多考虑。在前期招募采访对象过程，我们发现给钱会显得生疏，距离感会比较强。后来我们就换成牛奶、水果这样更加实用的东西送给她们，她们也更愿意接受我们。

Q：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比如被拉黑删除，你们是怎么回应的？

A：我们之前设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女性工人融入城市这一过程，她们过年回家和年后返工的画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起初很幸运地寻找到一位同意过年跟拍的女工，但最终还是被直接拒绝，我们询问原因也是无果。团队当时被非常直接地放了鸽子，再加上毕设时间紧迫，在精力和情感被辜负的情况下，我们心里真的挺难受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是需要去找到更多的“她们”，再去不断尝试了解她们的更多故事。没有回复或被拒绝都没关系，就是要多多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反思，调整话术和策略。

Q：除了深度报道外，对于纪录片的制作有什么心得？

A：我们参考了一些纪录片资料，例如《如此打工三十年》，它非常好的一点在于整个纪录片主要是人物在讲故事。记者引导人物去讲述，自然而然完成了完整的叙事。这也是我们想借鉴的地方，按照时间安排去记录人物的一天，并插入第三人称的叙事，使纪录片在叙事上更加完整、饱满。

在拍摄前，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包括拍摄脚本、突发情况等。在工地这样特殊的环境中，我们有在拍摄过程中遭到工作人员的阻拦，也曾由于场地原因被迫更换设备。这导致后期素材整理的过程中发现素材清晰度、收音效果都没有达到理想情况，对剪辑造成了一定困难。

其实我们从新手角度去学习和模仿了很多纪录片的拍摄、剪辑手法，并没有采用专业的手法。最后能收获好评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足够真实。打动观众的不是那些绚丽手法和转场特效，反而是视频中呈现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人生态度。

当女性走入工地，她们的故事在继续丨对话深大本科毕设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