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周维强

鲁迅和梁实秋、鲁迅和穆木天先后有过关于文学翻译的论争。鲁、梁论争始于1929年9月，引发论争的梁实秋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新月》，鲁迅的第一篇回应文刊于《萌芽月刊》。鲁、穆论争则发生在1933年、1934年，文章都发表于《申报·自由谈》。鲁、梁、穆都是文学家，也都有文学翻译的实践和实绩，只是翻译的“道”不相同。鲁、梁的译著数十年来代有重印，穆则似乎消失在了历史中。

40年前读大学，进入阅读视野的穆木天，首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师宗法国印象派的诗人、诗论家，其次则是外国文学的教授。后来渐知穆木天通晓法语、日语、英语、俄语，译文数量巨大，1957年前翻译发表外国文学作品170多种，1957年至1966年翻译手稿94种211万字（见孙晓博《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研究》）。他发表文学译文早于发表诗作，他的文学之路始于翻译，也最终停在了翻译这一站上。

鲁、穆关于翻译的论争，源于穆木天对楼建南（楼适夷的笔名）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一书的批评，穆木天对照日文译本提出楼译的8处误译。鲁迅指责穆木天的批评专看别人译文的差错，是“专揭烂疤”。鲁迅虽然替楼适夷抱不平，但也承认穆文对楼译的指摘“也恐怕都是实在的错误”。鲁、穆之争，这儿不表。今日回顾穆木天先生翻译以及关于翻译的见解，真令人有会心不远之感。

穆木天译著。

穆木天以为“作文艺翻译，应当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不从大处着眼，没有“把一篇作品概括地了解清楚”，那就有可能“把许多小处都弄得很凌乱，不能自圆其说”。有了“大处着眼”，整体地理解了作品，“然后，才能把各个部分把握得住……”在这个前提之下，穆木天更强调“最起码的条件”是“把书里的词句看清楚”，在这个最起码之上，是“还得把字里行间，能读得很透彻”，这样“对于词句的了解，才不是表面的”。在透彻理解文意的同时，穆木天还要求译者有知识素养的积累，要能够细心：“译者必须细心，而且还需知识丰富。”这儿穆木天举了翻译巴尔扎克、左拉作品作例子，“如果对于法国历史不大知道，照例绘出岔子。有时，会弄得意义都完全相反。”写到这儿，穆木天又举了同一个词在美国和在法国的意思完全不同的一个例子，不了解这个词在美、法各自语境里的意思，那就会出现翻译的错误。上面这些关于翻译的见解，出自穆木天《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刊于1948年《文讯》第9卷第1期。在这篇文章里，穆木天特别说到了译者要有好的“外国文和中国文的力量”，因为“文艺作品是用语言文字写的。对于外国文能力不够，不行；对于本国文能力不够，也不行”。对于所要进行翻译的作品和作家，穆木天也提醒，“你千万不要先给他加冠，或者刺上一个黥印。你要从各种材料，最好还是从他的作品本身，去了解他的思想意识。”这是对文本阅读和文本理解的强调了。在1951年发表的《关于外国文学名著翻译》一文里（载《翻译通报》第3卷第1期），穆木天比较具体地说明了译者所要具备的素养，以为“翻译的正确性，是由译者的世界观、文艺修养、语言的运用，以及一般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决定的”。这些表述，应该是溶入了穆先生自己的翻译实践的切身体会的。这些体会，恐怕不止对文学翻译，扩大来看，对文史哲的翻译都会有意义的。

穆木天不认为翻译是“创作”，他更强调翻译的“忠实”与“真实”：“翻译是把一篇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改变成为另外一种语言文字……既不能‘偷工减料’，更不能‘锦上添花’。”在这样的意义上，穆木天偏向于“直译”。

没有这样的对作品的理解，对本国文和外国文的运用能力，翻译出来的能是什么样的成品，我想我们都会有阅读的经验。20年前，我读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里的《论自由》，约翰·密尔的代表作，硬着头皮读完；10年前读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库里的阿克顿《近代史讲稿》，终于不忍卒读。这些译本，字都认识，合成句子往往不知所云。后来看到一篇译文评论，这两部译著都被列入了“被翻译毁掉的书”的名单里。记得江苏有一套国外汉学家中国历史著作的汉译丛书，以前看到有新的译本出来，很激动，后来看过多种以后，就淡漠了，无论又出来多少新译本，都绝不动心——也是译文质量问题所致。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研究》。

好的翻译作品自然是不容易做成的，穆木天尽管提出过“最好的译本必须能够把原著的本来面目传达得真实”这样明确的译文标准，但实际做起来也难免会出现问题。法国文学专家罗新璋《释‘译作’》（《中国翻译》1995年第2期）就说过“穆木天基本上顺着原文译，字真句确，认真的有点木讷”这样的评论。穆木天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我喜欢尊重原文的文法结构，因为我希望中国语法能够欧化，结果变成了生硬，尽管看得懂，可不够灵活……”（转引自孙晓博《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研究》）。

穆木天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译作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王尔德《自私的巨人》，刊1921年《新潮》第3卷第1号，最后一篇译文的完成在1966年；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是诗歌《复活》（刊1922年《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最后一部公开出版的诗集是1942年重庆文艺出版社的《新的旅途》。翻译的外文原著有法、英、日、俄等语种，文类有小说、诗歌、童话、剧本、教材、论文。他所做的最大规模的翻译，是从法文翻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长篇小说首译者（参见蒋芳《巴尔扎克在中国》），从1935年到1951年共翻译了巴尔扎克作品18种。穆木天不止翻译，还写了大量的注释，写了译序。法国文学专家赵少侯1952年发表的文章称穆木天是“学术型翻译”。钟敬文先生晚年评论穆木天的译著：“木天……经常把研究的结果写成译序和注释。译序实际就是论文，注释也常常带有研究性质。……他的译本富有学术价值。”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穆木天卷》。

但穆木天早期并不看重翻译，直到30年代翻译态度才有根本转变，在《我的文艺生活》（刊1930年6月《大众文艺》第2卷第5、6期合刊）一文里感叹自己以前对翻译的轻视“何等可笑”。1952年穆木天到北师大中文系任外国文学教授直到1971年去世。1957年后穆木天先生虽然离开讲台，但翻译不辍，从1957年到1966年，翻译了211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留在北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穆木天先生那时患有高血压、严重胃病，视力是1200度的近视，据学生的回忆：“老师高度近视，他看书就是‘闻书’，闻完又趴在那儿继续写……”这批译稿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的。穆木天先生这211万字不曾公开出版的翻译手稿，历经政治运动、唐山大地震以及院系办公楼搬迁等等，仍然都完好地保存在教研室里，真是奇迹。可知穆先生的学生陈惇等老师对珍藏这批手稿所花费的心力了——穆木天女儿穆立立就说过：“保留穆木天的手稿，是陈惇老师们的功劳。陈惇……能够理解手稿的价值……”2012年陈惇教授从手稿里编选了40多万字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穆木天卷》，交北师大出版社印行面世。青年学者孙晓博花费10年功夫，释读这211万字的手稿，搜集原文底本，一一比对，完成50万字的《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研究》，2023年付梓。我想，这也可以视作是一种“尊师重道”精神的体现了。穆木天先生在天之灵有知，应该会感到安慰了。

2024年9月5日初稿，6日修改，杭州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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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丛谈｜穆木天先生的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