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楚有材，鄂东为最。关于黄州，仅仅一个唐宋就留下杜牧、王禹偁（chēng）和苏东坡等诸多佳话。

刘醒龙出生在这样一片文学厚土之上。他当过水利局施工员、又进入阀门厂做车工，十年工人生活锻造了他近乎不锈钢一样坚韧的神经，也锻造了他极其较真的文学、人生态度。

20世纪80年代，刘醒龙走向文学创作之路。在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1998年首届鲁迅文学奖后不久，正值创作高峰的他突然从文坛中消失了，直至200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点推出他闭关6年潜心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人们才在惊叹中明白了他那过人的心劲儿。

这位以高产闻名的作家还获得过老舍散文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以及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华表奖等。2011年，刘醒龙再次凭借长篇小说《天行者》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刘醒龙正在接受访谈周甬/摄

“一个作家，只要开始了写作，只怕是到死才能放下，甚至到死都放不下。”近日接受正观新闻记者的访谈中，这位40年如一日，著作等身，依然生生不息的作家，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生涯。

文学的奇遇与文学的缘分

正观新闻记者：近日，继《蟠虺（huǐ）》后，您又一部以考古和青铜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听漏》出版，能谈谈这部作品吗？

刘醒龙：我是一个不爱凑热闹的人，对于写作，素来遵循慢工出细活，一部长篇小说从构思到完成，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跟读者见面。

2004年初见曾侯乙尊盘，令我怦然心动，忽然得到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暗示。

依此写成的《蟠虺》在湖北省博物馆举行首发式时，方勤馆长经过再三确认才透露，正好是《蟠虺》付印的那个时间段，考古队员将《蟠虺》中假设的“曾侯丙”发掘出来了。基于这不同寻常的缘分，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地提议，何不再写一部“青铜重器之二”。

这话在心里搁了许久，一次在家里与孩子们聊起记忆中的听漏工，想起前些年听车载电台说，在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有十几位听漏工，每到夜深人静之际，就会手拿一根铁棒，趴在老旧的石库门地面上，聆听地底下自来水管可能出现的漏水声。说完这些，自己就怔住了，随后告诉孩子们：“青铜重器之二”可以写了。说完，我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在上面敲出“听漏”二字。

正观新闻记者：能谈谈您的文学启蒙吗？走在文学路上的这40年，您个人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变化？

刘醒龙：一个人的写作正如他的生命一样，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过程。创作者在早、中、晚期的风格不同，是一生中经过的对个人写作方式的多种尝试。

年轻时确实对一些神秘、未知的东西更感兴趣，所以想用文学之笔探索、切入到最深奥之处。但写作多了之后发现，最难的是如何面对平常的人生，并以平常的笔法写出不平常的人生来。

早年间，有人说我是先锋写作。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叫做《黑蝴蝶，黑蝴蝶……》，作为处女作来说，实际上它的浪漫色彩更多一些，先锋意识可能有一些，先锋姿态是完全没有的。

1984年的3月初，我接到《安徽文学》编辑苗振亚老师的一封信，信里写道，你的小说我们准备在第四期发出来。信的末尾还提了一句，我争取近期能有湖北之行，到时候去看看你这位年轻人。我此前从未见过文学编辑，因此只注意到前面的好消息，以为后面的话是客套。

当时我借调在英山县文化馆工作，收到信后不久，县里组织一帮文学青年采风写作，来到安徽霍山县的漫水河镇，住在镇上唯一一家国营旅馆。第二天中午同伴跑来和我说，你的老师来找你。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来到隔壁房间，床边坐着特别斯文的两个陌生中年男人。其中一位他站起来自我介绍，自己叫苗振亚，是《安徽文学》的编辑。他俩从合肥出发到湖北看我，结果乘坐的大巴车在半路抛锚，一时半会修不好，就到镇上的邮电所打电话，得知我出差的消息，苗老师非常失望，在挂掉电话前随口问了一句，去哪出差了？接电话的人将地点告诉苗老师。苗老师当时在电话里面就笑起来了，他说，我们正好就在这里。

在两省交界的一个偏僻小镇，居然有如此神奇地相逢，稍稍有一点点偏差就会错过，但就是所有的点都对上了。

这种奇遇对一个青年作家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我就想，自己是不是和文学还真有点缘分？否则怎么可能在这种山沟里面能遇上对我的文学道路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编辑。

刘醒龙站在藏书柜前周甬/摄

正观新闻记者：您在文学回忆录中称苗振亚老师为恩师，能谈谈您和恩师的故事吗？

刘醒龙：苗振亚老师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文学编辑。当年的《安徽文学》名声响亮，曾推出许多震动一时的作品，作为名刊的编辑能够到一个偏僻县城看望一个首发处女作的作者，这种影响是极不一般的。

而苗老师对年轻作者怀有的深刻理解与宽容、对文学信仰的塑造也让我终身受益。

第一次见面，谈起读书时，苗老师问我喜不喜欢契诃夫，我当时愣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斗胆说不喜欢。

一个20来岁几乎没有见过外面世界的年轻人敢直言不喜欢契诃夫，这是极需要胆量的。但我非常感谢自己内心的诚实，这种诚实让我说出真心话，也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文学天地。

苗老师就问，你读过契诃夫的哪些作品？我如实说出《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等最受人欢迎的一些短篇。接下来苗老师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到现在还非常受用的话，他说，那你不喜欢就是对的。

寥寥几字，在我看来，是一个大编辑才有的见解。我一直认为苗老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编辑，他对事、对人、对文学本身的看法都是了不起的。他说话永远是轻轻的，非常轻描淡写，稍不注意这话就过去了，绝不高声跟你说一个字儿。

苗老师用非常平和的语气说，契诃夫年轻时漂在莫斯科，经常接到给报纸写文学作品进行补白这种“急就章”的活，他的很多短篇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时创作的，就像是在练笔。契诃夫真正好的作品是一些中篇和戏剧，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史会将契诃夫的短篇放在如此高的位置？是因为那些短篇作品展现了封建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没落，对他们进行抨击，契合了我们的意识形态。

1984年3月，在大别山深处与苗振亚老师这种意外地相逢，让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觉得是醍醐灌顶。

这就是上苍对我最大的恩惠吧，让我的文学信念与心灵豁然开朗，同时还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与引导，让我知道我的阅读，我的写作，是走在一条符合自己性格的正确的道路上。

“作者一旦开始了写作，只怕是到死才能放下”

正观新闻记者：《圣天门口》创作时，您提到自己“达到一种默契的境地，像对待老朋友一样与它交流”，您在长篇作品的写作中是事先列好框架再创作，还是一气呵成？有何写作技巧可以分享？

刘醒龙：我从来不用提纲。我信奉作品的水到渠成，就像河流一样，从源头到流入大海，这种自然而然地流淌过程是最美的、最壮观的，当你看任何一条河流中间出现水库或拦河坝的时候，河流的自然美感就大打折扣了。

能把详细提纲想好了事先就列出来，这种作家我当然佩服。但我也同情，在一定的框架里面写作，就像把自己限制在牢笼中。实际上写作的最佳状态是灵感的活跃，是突然之间思维的迸发。

在写《听漏》的时候，我曾想过其中几个人物的大体走向，但在写作中他们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构想，挣脱了写作者的束缚，就像放风筝一样，自由散漫，那条唯一的无形的绳子是人物自身的命运，而不是我的构思。

正观新闻记者：您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站在中国文坛的高峰上之后，您依然笔耕不辍，这40年来您持续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刘醒龙：写《挑担茶叶上北京》时，我刚好40岁，如果那个时候就放弃了不写，那么后面人生怎么度过？

《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才2011年，按现在的时间，那时候我也还是年富力强，一个年富力强的人能就此坐吃山空吗？

一个作者，只要叫他开始了写作，只怕是到死才能放下，甚至到死都放不下，如果脑子还管用，哪怕进到坟墓里也会一直想着写作，一直想怎么样把它写下去。

然而一个人的文学素养不可能始终处在水准线之上，在到达一定的时候，年龄、智力，包括思维体系都有衰竭的时候。从前是把手稿存放在抽屉里，现在是写了存在电脑里面，因为拿出去是没有出版社和杂志愿意发的。说得文雅一点，这种写作就是无效的。

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生命的过程始终处在这种有效的范围中，尽可能下滑得晚一些，再晚一些。

正观新闻记者：您觉得自己会经历这种无效吗？假设有一天到了面临的时候，您会选择如何去对抗这种无效？

刘醒龙：我的内心一直在做准备。等出版社不要我的稿子了，杂志社也把稿子退回来，这种事情成为常态后，那就要知趣，去当一个真正的养老金领取者，养花，带孙子，等到连这些事情都做不了，就任其老去，决不再让自己纠缠在文学中。

这很难，但一定要保持内心的清醒，千万不可以在70岁、80岁的时候又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毛头小伙。不能说世界开始拒绝你的写作的时候，你也开始拒绝这个世界，那就太悲哀了。

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

正观新闻记者：您在2018年出版了为故乡立传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作品中也常有对“父辈”“故乡”的浓重书写，如今年近古稀，您对于故乡最深的怀念是什么？这些情感如何塑造了您的创作风格？

刘醒龙：故乡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四个字：贤良方正。前两年因为我眼睛出了毛病，看书比较吃力，就开始在手机上听书。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一字一句地读，什么都漏不掉，像西游、水浒、红楼这些，里面的诗词基本上没有人会逐字逐句地读，但在听书的时候是跳不过去的，必须用耳朵听过每一个字才算。

某一天我在听水浒的时候，突然听了四个字：贤良方正。

童年时爷爷常常也在我耳边提起这四个字，他就是一个读水浒的人，我想到或许这就是他对我幼年教导的源头。这很奇妙，爷爷能够记住这四个字，并反复对我讲，让我至今都记忆深刻。

为什么说贤良方正？因为这四个字放在一起就是一种普世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文化的源远流长，这四个字能够很好地体现黄冈人的性格。

贤良出文官，方正出武将，集贤良方正于一身的黄冈英才辈出。特殊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源流，造就一种特殊的文化气质，在这种气质之下，我们去写自己的故乡，是永远也写不完的。

文学上的选择，其实也都源自一个人的内心，源自熟知的生活。我的写作也是这样，我了解他们，甚至不用去琢磨去思想，只要写到这一方的人，拿起笔就像拧开自来水龙头一样，哗哗啦啦地往外流淌。

一个作家，最成熟的、最好的作品，一定是他最有经验的、最有把握的。

周甬/摄

正观新闻记者：您当过县水利局施工员，县阀门厂工人，县文化馆创作员，县创作室主任，地区群艺馆文学部主任。这段基层工作经历对您的文学之路产生了什么影响？

刘醒龙：写作者的阅历可能比知识储备更重要，独一无二的阅历写出来就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我曾当过10年车工，体会是不锈钢最难加工。近两百斤重的大铸件从车床上搬上搬下，加工铸铁扬起的尘矽塞满了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又韧又硬的不锈钢被车刀切削下来的铁屑带着几百度的高温，偶尔会准确地钻入人的领口。那飞起的铁屑落到皮肉上，扯都扯不下来。但强力切削进程不能中断操作，必须等这一刀走完，停下车床后才能处理。

离开工厂十几年后，我领口处的十几个疤痕仍旧明显，那正是我当车工强力切削不锈钢时铁屑飞溅的烙印。

十年的工人经历锻造了我的近乎不锈钢一样坚韧的神经，也锻造了我极其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而后成为我的人生态度，甚至是文学态度。

某些作家写长篇的时候，对笔下的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开篇浓墨重彩的、极其精彩的人物后面却消失不见了。在我的作品中，会善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如同对待我加工出来的每一个零件一样，从粗加工到精加工，流程完整，保质保量。

正观新闻记者：您目前担任着《芳草》杂志主编，作为主编，您在选稿上有什么讲究？

刘醒龙：办杂志是一件十分耗费精力的事。我从2006年担任《芳草》的主编，开始天天坐班的日子，当时有很多同行觉得，你再干下去就把自己毁掉了，我自己也知道，真正安身立命的还是写作。

但既然做了这个事情，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口气坐了17年，到去年八月才退下来。这17年，我从新手到行家，慢慢建立起来自己的杂志理念。

我认为办杂志是要带着感情的，首先是对文学的感情，第二是带着对基层写作者的尊重，因为他们代表着文学的未来。

我没有批判的意思，但有些杂志越来越像同仁杂志，越来越小圈子化，一些杂志之间的编辑互相换稿子发布，这种生态我把它认为是当下文学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我当年办《芳草》的时候，明确提出面向江汉本土、面向中西部的写作者，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基层默默无闻的写作者中发现了一批好的作者，他们也成为现在西部几个省份的中坚力量。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芳草》刊发的一部短篇和一部中篇同时获奖，我无意贬低他人，只是陈述一种事实，别的杂志也有同时两部作品获奖的，但作者是功成名就文坛尽知的，《芳草》这里的两位作者，西藏的次仁罗布和山西的李骏虎，却知之者甚少。

还有青海的龙仁青，当初曾分两期接连刊发他的十来个短篇，引起小小轰动。广东的王十月也在同一期上刊发了他的六个短篇，还有不久前去世的导演万玛才旦，也曾辗转找到《芳草》自荐作品，随后发了不少他的小说，并推荐其中一些译介到国外。

文学杂志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如果都往一个地方靠，都往北上广挤，那么其余的广大的文学人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文学的命运就是这样。当我们抱着“玉碎”的信念，文学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我始终觉得最好的作家，起码有相当一部分的好作家，他们是会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冒出来的。

第一现场始终决定作品的生命力

正观新闻记者：近年来您步履不停，探访南海诸岛、深入可可西里……是怎么想要开启一段旅途的？您怎样看待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刘醒龙：阅读一词，阅是阅历，读是读书。二者结合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阅读。

和朋友交谈，是一种阅；向老师请教，这也是阅；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用自己的眼睛和感官去体会，将一知半解的'阅'与这种实地感受结合起来，加上读到的文字，才是真正的阅读，所以行走各地，对写作者来说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会李白的诗，千年以前的人物因为诗歌的存在，从未将他和死亡连接在一起，所以真正在安徽马鞍山见到李白墓时，我甚至不敢往前走，只看了一眼赶紧出来，非常胆怯，好像接受不了李白是一个逝者这件事。

这种文化的神圣与不可侵犯，只有到了那个地方你才能感受到。

我们人生的过程除了阅读之外，更多来自对生活的感知，这种感知造就了你写作中不可替代的唯一性。

写《听漏》时，有一个新的人物形象叫听漏工，这个工种几乎是第一次作为文学形象出现，它原先只存在于生活当中，没有进入到文学创作和传播层面，但我把它写出来，以后就会有别人跟着写。

2007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诗歌的第二现场》，在文章中我曾提出刑侦上的“第一现场”在文学意义中的概念，即指你对一件事情唯一的认知，唯一的了解，你独特的判断。

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的水送到北京初期，个别自媒体出现负面的声音，说水送到北京的自来水管后，家家户户水龙头流出的水是浑浊的，当时文学界也有人跟着一起说了负面的话。

通水一周年时，我参加南水北调工程全线的采风活动，在丹江口水库大坝边上，有一个实验室，旁边是一个水池，水池里面泡的全是各种各样的自来水管。

负责人告诉我们，这是北京市各个居民区中采集来的，放在水池里浸泡，以形成的各种数据来判断丹江水送到北京之后，与当地从地下抽取的自来水的最合适的混合比例。因为丹江口水库的水是南方的地表水，呈弱酸性，而北京市以往使用的地下水，呈弱碱性，这种弱碱性的水长年累月地在自来水管内流动，形成了一种弱碱性的水垢，而弱酸性的丹江口水库的水通过南水北调工程进到北京市的这个水管体系之后，酸碱中和使水垢溶解，变成浑浊的水流出水龙头。等到这种酸碱中和反应结束了，家家户户水管中流出来的就是清水了。

这就叫第一现场。作家写作是不是唯一性、是否来自第一现场非常重要，它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也决定着作品是否有效。

我在湖北做了十年省政协常委，有一次政协组织有关人员去鄂西山区调研，以解决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相关问题，当时发现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一个高山的教学点只有两个学生，却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配了三个老师。

在调研会上，所有的人，包括学校老师都认为应该撤销这个教学点，把这两名学生安排到山下条件较好的寄宿学校，避免浪费教育资源。我是与会人员中唯一表示反对的，这种教学点不仅不能撤，还要加强。

我的理由是，过去的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最大差异是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新出现的最大的差异是城里的孩子放学会有人来接，能每天见到家人，而乡下的孩子长期待在寄宿学校里，见到的只有同学和老师。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亲情的缺失，在十年、二十年，长大成人走向社会后，可能会表现出人格的缺失。这样的缺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谁也无法预料其后果。作为唯一的反对者，大家都说，这种观点也只有当作家的才想得出来。最后，省政协采纳了我的意见。

这也是第一现场的一种，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别人没有看到的，看到问题最深刻的症结，你的脚步到达现场，重要的是心也到达现场。

正观新闻记者：您如何看待严肃文学作家纷纷下海做直播或者在抖音直播间卖书这一现象？

刘醒龙：短视频作为一种流行方式，它的出现肯定是有效的，但我们要记住一个问题——观众通过短视频喜欢上主播，在直播间买的书他们看不看？如果只买不看，我觉得意义不大。

不过现在有些视频节目做的很好，就是和大家交流怎样读书、教大家读书以及分享读书的理解和心得，我觉得这种交流比直接叫卖商品更有意义。

正观新闻记者：您觉得一个人一路走来能够不停的闪耀，最重要的选择是什么？

刘醒龙：当我们选择文学的时候，首先要尊重文学，当我们想和别的写作者同行时，就要发自内心地尊重同行者。

在写作这条路上，我不知道和同期的声音相比，我是否走的路远一点，或者站到的位置高一些，不是我无法判断，而是任何“我”对“我”的判断基本上不起作用。

在时光的长河里，再强势的“我”，对“我”的判断也不过几十年，这样的几十年也就是一种自我虚荣。我觉得自己能够走到今天，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作品写得如何，而是十年工人生涯奠定的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性格。

车工经历将我训练至此，我的一生也像机器一样，一旦开动就必须要运转下去，像加工出优质产品那样写出让人满意的作品。

百家访谈｜刘醒龙：车工经历让我练成不锈钢一样的文学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