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根据笔者去年四月到今年暑假的半跟踪式访谈内容整理成稿。文中人物和事件的发生地均为苏北某一乡镇,重要信息已按当事人的意愿做了模糊处理。)
“当一个男孩偷烟去卖钱”
坐在派出所里的张扬是紧张的。
面前的商家怒不可遏、喋喋不休,“这几个当着我的面都敢偷东西,以后指不定能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呢!”民警则一脸严肃,然后抬腿就给了张扬一脚,“你们几个小兔崽子,真当派出所是自己家了!”
几分钟后,张扬的妈妈胡琴匆匆赶来,从门外浓重的夜色里挤进了亮满灯光的派出所大厅。快步走到张扬面前,不发一语,甩手给了张扬一巴掌。然后又满脸歉意地走到商家面前,连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孩子还小不懂事。求您给他一次机会。他偷了您多少钱东西,我赔给您。”
这样的流程,这样的话语,胡琴记忆中已经说了无数次了。她说,“闭着眼我都能找到派出所,真的去过太多次了”。
后来商家清点张扬和他的朋友们偷的烟,共计价值两千九百块钱,张扬有些侥幸,“好险。警察说要是到三千块钱,就可以立案了”。
说着说着,张扬停住了。他指了指前面不远处亮着灯的一家商铺,门口停着一辆货车,货车上装满了西瓜,一个中年男人坐在货车旁边低头刷着手机。
张扬偷的那家商铺。作者拍摄
张扬说,这个商铺屋里卖烟,外面卖西瓜。男店主平日里就坐在外面卖西瓜。当时张扬的几个兄弟在外面假装买瓜吸引老板视线,张扬则偷偷溜进店里拿烟,结果还是被逮到了。
在张扬的原计划里,偷来的烟是打算卖给当地的学生和混混。烟,在乡镇的青少年群体中是极其有市场的。一个在镇上中学上学的学生告诉我,在他们一整个年级,几乎有一半的同学都抽烟,其中还包括很多学习成绩好的学生。
对于校内的学生来说,抽烟代表一种隐形的符号权威。他们抽烟的地点一般选在学校的厕所。他们认为敢在学校厕所当众抽烟是一件挑战学校权威的事情。“敢于挑战学校”在他们的思维逻辑里会被解码成“我很牛”“很有种”的面子资本。
用他们的话说,“我连学校都不怕,我还怕什么”,这些孩子沉溺在这种自我虚拟出来的符号权威和优越感中,最后被抽烟文化吞噬淹没。
而对于张扬这类的“混混”,也就是街角青年来说,抽烟是脱离学生身份,彰显自己成为社会人以及心理成熟的标志。对于中途辍学的混混们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校园文化深恶痛绝。他们急于脱离校园文化和秩序的浸染束缚,也急于与学生身份割席分坐,因此抽烟就会被抽象化为一种脱离校园、成为社会人的象征。
当然,烟也是他们圈子里默认的一种亚文化,抽烟被他们看作是心理成熟的标志,毕竟他们高歌“无烟不丈夫”。
也正因为烟在校内校外的流通极为顺畅,才催生出张扬的铤而走险。但这并不是张扬第一次偷烟,也不止张扬一个人偷过烟。因为偷来的烟只要低于市场价,就会“秒空”。
张扬还偷过其他的东西。比如晚上带着自己的兄弟们去偷汽油,卖了几百块钱,最后几个人平分掉了。
张扬家并不缺钱,从张扬用的价值七八千的苹果手机就可以看出来。张扬的爸爸在他上海的大伯工厂里担任管理层,妈妈在隔壁地级市的某个单位做文员,一家人的收入并不低,并且在隔壁市已经有了两套房。
“就想自己赚点钱花。总问家里人要钱也不好意思,总是感觉被家里人管着。而且一犯错,家里人动不动就威胁说‘把你钱断了’,真的很烦很烦。”
对于张扬来说,钱,成了家里“操纵”自己的那根线。正因为这根线的存在,张扬觉得自己处处被家里管着,成为舞台剧上受人牵制拉扯的木偶。而要想摆脱被控制的命运,就必须剪断这根线。
他采取的方式就是去偷东西换钱。当然,张扬也享受偷东西过程中的那种紧张、刺激以及得手后巨大、厚重的喜悦。他说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喜悦,就像是“自己突然认可了自己,原来自己也是能够做成一些事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焦虑和恐惧——
“如果被捉到,免不了又是一顿打”。
“偷电瓶去卖,三天赌输了五千块钱”
张扬指了指一个三楼亮着灯的房间,那是当地镇上的一家台球厅,开在超市的上方。“看到没有,等到半夜两点多,这里的灯就会全部关掉。然后里面开始赌博。”
我又仔细抬头看了看,台球厅里白炽灯的灯光从窗户里溢出来,把四周包裹着的黑夜晕染的如同白昼。耳边忽的传来张扬的声音,“其实镇上几乎所有的台球厅都有赌博”。
我问张扬里面赌钱的是否都是学生,张扬回道:“大多数是大人,但也有一些不上学的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又加上一句:“只要有钱,不管你多少岁,都可以‘上桌’。”
十七岁的董兴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扬形容董兴“嗜赌成性”,三天输掉了五千块钱。董兴也察觉到自己的荒唐,但“一旦开始赌,就刹不住了”。
起初动了赌博的念头,一部分是因为觉得新奇好玩,一圈人围在一起斗牌,成年男人们的每一声叫喊,每一次欢呼都在无形之中拉近董兴与赌桌的距离;另一部分是金钱诱惑。看到赢的人将“一桌子的钱”揽入怀中,董兴的内心彻底屈服了。
当他将仅有的五百块钱全部压在桌子上的时候,董兴的人生秩序就注定变得混乱。
董兴赌过的一家台球厅。作者拍摄
五百块钱就像是一粒细小的石子投入汪洋,几乎激不起一点水花,还很快沉底,消失不见。董兴不甘心,以请朋友吃饭的名义问家里又要了一千五百块钱,再次抛了出去,依然石沉大海。
“赌徒困境”开始在董兴身上上演。付出得越多,代价越大,越是不甘失败,越是加大投入试图翻身,越是难以抽身。董兴又向朋友凑了三千块钱,但依然如泥牛入海。
窟窿越来越大,董兴有些慌了。他第一次感到手足无措。董兴说,自己在学校和老师打架,被强制退学时都没这么惊慌、失措。
说到这,董兴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两年前的夏天,董兴和朋友去河里洗澡。当董兴游到河中间时,水流突然加速,董兴猝不及防,想拼命游到岸边,但一下子用力过猛,腿被抻着了导致抽筋。董兴就在水里用力扑腾,就在感觉“快要交代在这”的时候,岸边的几个兄弟找来一根长树枝,几人合力将董兴拖了回来。
“输了钱后,那种感觉又回来了。”我追问董兴是什么感觉,“快要淹死,快要溺死的感觉。”
只是这次不会再有人给董兴递来能够脱困的长树枝了。董兴开始把目光投向电瓶车。
按照他的说法,镇上有一些卖电动车的商家在晚上打烊时不会把电动车推进屋里,而是放在门口用一条铁链锁住。董兴就会在凌晨街上没有什么人的时候,用工具偷偷把电瓶撬走拿去卖。
董兴不敢一次性偷太多,每次偷一两个就拿去卖,卖来的几百块钱又再一次送上牌桌。
商家发现电瓶车电瓶被盗后报了警。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董兴的妈妈庄丽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染上了赌瘾。从派出所回去的路上,她不停地告诫董兴,“不要再赌,赌博不会有好下场”,甚至言语威胁,“再赌就把你腿打断”。
一星期后,正在制衣厂缝制衣服的庄丽又一次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你是董兴的妈妈吧,你来派出所一趟,你儿子又偷人家电瓶了。”
“再一次坐上赌桌”
庄丽说,自己骑上车赶往派出所的路上,整个人都是懵的。
不出意外,董兴又一次走上了赌桌。只不过这次不是在台球厅,而是在澡堂。赌博,已经渗透进小镇生活的多个维度。
为了凑钱,董兴盯上了一家熟食店的电动车。一到晚上,熟食店的老板就会在店里忙活,很少顾及到停在外面的电动车。再加上冬天室内外温差,玻璃门上会结一层厚厚的白雾,从里面就更难看到外面的电动车了。
董兴偷偷地把电瓶车推到旁边的巷子里,取出电瓶后再把电动车推回去。等到晚上老板骑车时候才发现自己车子的电瓶不翼而飞,紧接着就报了警。
通过查看隔壁甜食店的监控,警察再一次把目光锁定在了这个十七岁的男孩身上。
庄丽走进派出所,情绪有些崩溃。看到坐在大厅里眼神呆滞的儿子,她哭了出来。那一刻,这个母亲只感到深深的绝望,“你还不如死了算了,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
庄丽在镇上的一家制衣厂上班,每天的工作就是用面前的缝纫机缝制衣服,在双脚不停地踩动中换来一个月不到四千块钱的收入。丈夫在工地打工,对于儿子的荒唐行径失望透顶,好多次和庄丽说过“让儿子自生自灭算了”。但身为母亲的庄丽又怎么能真的丢下孩子不管,就像这次,哪怕已经失望、愤怒到极点,她还是再一次把儿子董兴“赎”了回来。
庄丽工作的制衣厂。晚上八点还有工人在赶制衣服。作者拍摄
我问董兴为什么再次赌博的时候,董兴陷入了漫长的沉默。我说是因为无聊吗?董兴若有似无地点了点头,“可能吧,每天确实挺无聊的。但说到底还是为了钱”。
“赢一次够花一个月的”,董兴沉溺陶醉在这种巨大的诱惑中。
对于妈妈庄丽来说,她知道儿子对金钱的渴望,所以她不止一次和董兴提过,让他出去学门手艺,比如理发,靠自己的能力挣钱。董兴也确实去过上海学理发,但是还没到一个月,不仅带去的钱花完了,家里还贴进去一些钱,“根本存不下来任何钱”。
还有一年,董兴就成年了。面对前路,董兴既迷茫又颓废,他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也不想干什么。“在理发店很累,从早忙到晚,每天要接待不同的顾客,还要对他们好言好语。有时候剪得不满意了,对方恨不得把你吃了。”
庄丽已经对自己的儿子彻底放弃期望,她只求董兴能够不再惹事,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但显然,至少在目前,庄丽还是要提着一颗心。坐在制衣厂,她特别害怕手机来电,仿佛电话的另一头藏着一只猛兽,只要接通就会跃出,将其吞噬。
“打架,打的他们满脸是血”
张扬可以说是派出所的“常客”。
在偷烟事件的前不久,张扬就因为打架被警车带走过。张扬说,他们打的是隔壁镇的一个混混。“那个混混之前在快手上发视频骂我,很嚣张,还敢来我们的地盘乱转。”张扬和兄弟们把这个混混“截胡”,带到了河边的树林里猛揍了一顿。
混混的家人在看到孩子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气冲冲地赶到张扬所在镇上的派出所报了警。在警局里,一群家长围在一起争论不休,最终张扬和兄弟们的家长一共赔给了对方五千多块钱,这件事才得以平息。
“我以为至少得赔上万,没想到才五千块钱。”张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觉得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应该不止这些钱。
当然,这也不是张扬第一次因为打架被警察带走。去年四月份,我就和张扬认识并进行了访谈。当时张扬还没辍学,我们坐在在学校的会议室里,刚聊两句就进来两个民警把张扬带走了。后来才知道是张扬在学校厕所里打人,被打的学生家长知道后,直接报了警。
打架,成为贯穿张扬校内校外生活的一根线,串起了张扬乖戾且失序的生活。
和张扬一样,丁乐和他的兄弟们也曾和隔壁镇的混混们打过架。据丁乐所说,他们那次的打架规模较大,是两个团体互殴,夹枪带棒,最后有的人被打得满脸是血。
其实打架的原因很简单。隔壁镇的混混帮看不上丁乐所在的本地帮派,在快手上发作品说丁乐他们“算什么东西”,甚至上升到了地域歧视。丁乐和他的兄弟看不过,就和对方约在两镇的交界处打一架,通过武力一决高下。
这里要交代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于现在的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来说,快手已经成为他们彰显个性、传播亚文化的绝佳阵地。为了近距离观察这些初中生的生活状态,我也申请了一个快手账号,账号成立的第一天,就有一些初中生来和我建立关系,比如家人、兄弟等。
也就是说,快手成为了这些乡镇青少年构建另一个自我的“赛博空间”。在这种虚拟的空间场域中,青少年们可以建立亲密关系,可以分享自己的日常,也可以重塑自己的形象。染着一头黄毛,手里搓根烟并且刻意露出手臂上的纹身,成了很多男女混混快手作品的标配。
当地混混的快手作品。快手截图
也得益于快手的公开性,周边镇上的混混们彼此也都认识。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是崇尚绝对的强弱秩序的,地域的相近又使得对这种强弱秩序划分的需求被凸显出来,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但不可能有人会主动认领自己是较弱的那一方。因此,在快手上约架成为了一件“必须要做”、不可避免的事情。
张扬说,他现在对当地派出所的内部构造和审讯流程了如指掌。“如果能带手机把整个过程拍下来发到快手上的话,我就火了。”
隔了几秒钟后,张扬咬了咬嘴,“还是算了吧,那个鬼地方我也不想去了。”
“派出所也不得安生?”
派出所所长孙鹏也不想张扬他们再来。孙所长说,他早已经被这些小孩搞得焦头烂额。
“在学校,小孩被打之后,家长人还没到学校,一个电话就先撂到派出所。问家长什么情况,家长就一直重复说自己小孩被打了,让我们快点过去。”
孙所长并不是对家长报警这件事感到不快,“自己的孩子被打了,家长肯定心疼,能够理解”,但是如此频繁的因为同样的原因出警则让孙所长有些纳闷。
“每次到学校,这些事情又无法真的立案处理,最多也只是协助学校批评教育、协商矛盾,无法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警方在处理校园打架和欺凌事件中并没有很强的惩戒措施,但是家长又好像过于依赖警方这种公共资源。
孙所长后来想通了,他觉得家长只是想通过报警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给予对方家长和孩子一些震慑,也给自己孩子在学校立威,杀鸡儆猴,“以后就不敢有别的小孩欺负自家孩子了”。
但在孙所长看来,校园打架斗殴、欺凌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在于学校,学校应该推行各种措施和方法预防以及处理这些事件的发生。学校管理不到位,导致作为公共资源的派出所也要被裹挟进去,“现在派出所都快成为学校的服务机构了”。
除了学生家长报警,老师也会报警。孙所长说,前段时间镇上中学有一个年轻女老师在班里讲课,一个男生一直讲话扰乱课堂纪律,女老师就想拿书敲一下他,结果手还没敲下去,男生就一把把女老师的手给攥住,然后把老师抵在墙上。女老师哭着回到了办公室,打电话给自己的男朋友,男朋友一气之下报了警。
孙所长所在的派出所。作者拍摄
除了要处理校内的纠纷,孙所长所在的派出所还要维持校外的秩序。每天晚上,都会有警车在街道来回巡逻,包括一些公园的角落,“只要不巡逻,就会出事”。
也就是说,这些乡镇的混混青年们已经对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了挑战。包括偷盗、电摩炸街、斗殴等等,都在时刻搅动着小镇平静的生活秩序。
但即使这样,依然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们明明看到前面有一些小年轻聚在一起,估计是要准备斗殴了,结果一看到警车来就立马分开来跑。等警车一过,这些小孩又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聚在一起”,孙所长摇了摇头,“根本防不胜防”。
“这些街头少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化用道格拉斯在其著作《洁净与危险》中的观点,如果一个人自身都没有秩序,那么这个人就会变得危险。
偷东西、抽烟、打架、赌博,这些乡镇的街角青年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带有浓厚的越轨色彩。他们对社会秩序没有概念,快意恩仇,很多行为的发生全凭当下的意愿。
他们和家庭脱钩。这里的脱钩主要有两层意涵。一层是这些街头青年与家庭的情感联系并不深,和父母的交流次数屈指可数,他们更乐意将时间挥霍在街头巷尾和台球的滚动碰撞中。第二层是和家庭的传统期望相违背。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更希望他们能够上成学,再不济也要踏踏实实地学个手艺,能够为将来自己成家立业攒下资本、奠定基础。
但很显然,这些街头混混们并没有活成父母想要的样子。
他们也很矛盾。对于张扬和董兴来说,他们其实知道自己的行为并不受待见,或者说是错误的,但是他们没有动力去改正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态度,有一种“得过且过”的颓废感。他们会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但那种担忧会被即刻到来的快乐、刺激所驱散和淹没。
就像张扬上一秒还在问我:“你觉得学历真的有用吗?我没有学历以后真的没法混吗?”下一秒就和同行的男生商量着下一站去向何处寻求刺激、制造快乐。可以说,张扬和董兴是麻木且清醒的活着。
他们还注重圈层地位和强弱秩序。对于这些街头少年来说,他们通过抽烟、打台球、纹身以及发快手并在快手上建立关系等方式构建自己的交际圈以及圈层文化,然后通过打架划分出强弱差异。但是这种圈层文化具有极强的排外性,也就是说不同地域的街头少年圈层无法融合到一起,而且还会产生摩擦和矛盾。反映到现实中就是相邻的街头青年帮派之间会约架,通过武力上的比拼来决定地位——“让他们看看到底谁牛逼”和话语权——“打完他们才老实,不然天天在快手上还以为自己多了不得。”
当然,对于张扬这类的街头少年来说,他们对金钱的欲望也极为强烈。这是因为他们注重关系消费和精神消费。对于张扬来说,打台球、谈恋爱、聚餐等花销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他们愿意为关系和带有享乐性质的消费买单。当这种具有高消费特质,甚至是带有一些挥霍性的消费文化碰到农村较为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在这种巨大的矛盾中,他们只能选择通过非正规手段——偷盗和赌博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
他们还有自己独立、反传统但带有越轨性质的一套亚文化价值观。张扬和我说,他觉得“偷东西不一定就说明这个人品性坏”,“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要综合多种方面”。张扬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坏人”。在他看来,自己讲义气,即使偷东西,卖来的钱也是和好兄弟平分,“不能算是一个坏人吧”,张扬试探性地给出了他的结论。
而以上的特征综合起来,便拼凑出了一个让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十分头疼的街头少年形象——
对于学校来说,这些孩子注定无法通过学习完成人生的流动,他们是和学校文化、秩序完全对立的存在,被“淘汰出局”是必然的结果。
对于父母来说,他们在孩子身上寄予的厚望在一次次的越轨行为后被消耗殆尽。他们也身处巨大的矛盾和情绪的撕扯之中。面对孩子惹下的祸端,他们即使不想也不得不去帮忙处理,拉下自己的脸面为孩子求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像“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派出所的”胡琴和“看到手机来电有些应激”的庄丽,她们早已因为孩子的一误再误、屡教不改而陷入深深的“母职倦怠”。
对于社会来说,作为社会公共资源的派出所被彻底地卷入这些少年的日常生活中,无法给予实质性的处罚,有时候还要陪着他们玩“敌明我暗”或“我明敌暗”的猫鼠游戏,既浪费警力又浪费心力。“有时候真的恨不得把他们关个一年半载的”,孙所长在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也深感头疼。
究竟该如何逆转这些街头少年的人生轨迹,重塑干净、健康的社会秩序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张扬所在镇上的另一家台球厅。作者拍摄
我在和张扬聊天的时候,当时已经接近晚上的十一点,我俩就坐在马路边上对谈。在聊天的过程中,一位中年妇女骑着电动车来到我们的面前,询问镇上台球厅在哪。她说她上初一的儿子今晚想和朋友出去玩,但是自己不同意。两人吵了一架后孩子就从家里跑了出去,到现在还没回家。我问她为什么想要到台球厅找自己的儿子,这位妈妈很无奈地说,因为儿子的朋友是一个混混,那个混混经常带自己儿子去打台球,“和混混玩没什么好下场”。
张扬帮忙指明了方向后,这位妈妈匆匆说了声谢谢,便又消失在前方的黑暗中。我听到张扬“唉”的叹息了一声,随即陷入沉默之中。
(文中出现的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