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苗头。双方外交高层对话互动增加，今年7月4日和7月25日，中国外长王毅分别在阿斯塔纳、万象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一个月内两国外长两度会晤，这在过去数年并不多见。与此同时，中印边境事务磋商与解决的步伐也在加快。7月31日和8月29日，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0次会议、第31次会议分别在新德里、北京举行，双方“进一步缩小了分歧，扩大了共识”，旨在推动“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印度方面也逐步释放调整对华关系的信号。印媒报道，印度政府已经着手逐步批准部分来自中国的投资，放宽对中国技术人员的赴印签证。在此背景下，印度国内舆论也逐渐改变调门，朝着改善中印关系的方向引导。尤其对于恢复中印经济接触的必要性，印度各方似乎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然而，在此背景下，印度外长苏杰生却冒出一番颇为惊人的言论。8月31日，苏杰生在参加印度《经济时报》的世界领导人论坛时说：“（国际上）存在一个普遍的中国问题。我们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讨论中国问题的国家。到欧洲去，问问他们当今的主要经济或国家安全辩论议题是什么，显然是中国问题。再看看美国，美国同样被中国问题困扰……因此，不仅仅是印度才有中国问题……”。他还称，“几十年前，世界忽视了中国问题。现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中国）问题。印度的中国问题比世界的中国问题更特殊。因为印度与中国除了有边境争议外，还有更具一般性的中国问题，因此印度采取的预防措施是明智的”。

苏杰生的这番言论，表面上看，似乎是为这些年的印度对华政策进行辩护。其内在逻辑是：因为中国是“坏蛋”，所以给全世界国家都带来了“中国问题”，印度有中国问题自然也不例外；印度这些年采取“脱钩”等一系列反华政策是一种预防政策，当然是明智之举。实质上，苏杰生的这番说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他通过刻意抹黑中国并指出国际上存在“反华联盟”，来暗指印度过去的反华政策只是殊途同归而已。只是不经意间，他把自己对中国的“羡慕嫉妒恨”复杂情感充分暴露出来。而他对中国政体“独特”和中国经济体制“独特”的各种说法，更表明他试图将中国描述为国际社会的“异类”，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搞出“一条线、一大片”的“反华联盟”。

苏杰生这番言论发表的时机很令人不解。就在8月29日，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1次会议还取得了积极进展，双方都对会议成果予以积极评价。究其原因，苏杰生对中印关系的逐步改善是“害怕”的。正如印度知名分析家Pravin Sawhney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原因：现在莫迪政府中有一派强大的声音认为印度应该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另一派由苏杰生领导的政治势力则认为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将危及印度与美国的关系，这是不可接受的。而印度总理莫迪则犹豫不决，因为他想鱼与熊掌兼得。

中印关系的改善势头，可能也让苏杰生害怕了。一方面这似乎意味着过去四年多由他主导的印度外交战略和路线“犯下了错误”，现在正试图进行逐步调整修正。另一方面，他对取悦美国还是很上心的，因为他知道美国现在的战略“心魔”是中国，改善中印关系意味着可能令美国不悦。此前，为了弥补莫迪访莫斯科对美印关系的冲击，他就曾迫不及待地推动了莫迪对基辅的访问。结果，不论是莫斯科还是基辅，都对印度非常不满，只是让华盛顿稍微宽慰了些。

在印度，有很多类似苏杰生这样的“中国专家”。他们由于过去的工作与中国或东亚国家有点联系，就被国内视作中国问题的权威。但实际上，他们既不懂中国，甚至可能都搞不明白印度的基本国情和国家利益，有的只是印度上层精英贵族的意识形态偏好。例如，他说国际社会存在着“中国问题”，中国“是一个工作方式截然不同的国家”。其实，很多国家都认为，“印度问题”才是真问题，印度才是“一个工作方式截然不同的国家”，要不然怎么会那么难以打交道？他说基于安全理由封禁中国的电信技术是必要的，那么美国的技术就那么安全么？迄今，我们至少没有听说过任何“华为门”事件，但是我们却都真实地了解斯诺登爆料的“棱镜门”事件。

苏杰生发表的关于中国的“高论”，常常无法证实，当然也很难证伪，这在国际舆论场颇具欺骗性。比如，他说中国对“全球南方”不重视，因为中国都不参加印度组织的“全球南方”会议。然后，在另一个场合，他又承认印度确实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试问，印度主办的“全球南方”会议没有邀请中国，然后又说中国不参加，这究竟如何得出中国不重视“全球南方”国家的结论？这其中的荒唐逻辑，大概也只有苏杰生才能懂。

苏杰生在外交上的“抬杠”能力，赢得了一些“粉丝”。不过，他主导的外交战略和策略，充满着浓浓的套路感，既没有尼赫鲁外交的道德感，也没有英迪拉外交的道义感。苏杰生主导下的印度外交对所有国家搞套路，最终收获的也是所有国家对印度的套路。

苏杰生作为外长，首要考虑的似乎并不是国家利益。别看他现在似乎很积极地要同中国经济“脱钩”，不乐意看到中印经济合作的加强。但是，一旦有需要，他也是会改变立场的。当年他赋闲在塔塔集团的时候，由于塔塔需要发展与中国的业务，他也为推动塔塔与中国的合作多方奔走，挥洒汗水。印度的很多政客，只不过是把国家当作个人谋私利的工具。至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似乎也不是他们认真考虑的问题。事实上，这才是现在印度外交的“真问题”，可称之为“苏杰生问题”。

对于中印关系，中国的政策一直是明确一致的。对于当下改善中印关系，中国的态度是积极向前看的。王毅外长在会见苏杰生时，提出了两大邻国正确相处之道的“五个相互”(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照顾、相互成就)。这与苏杰生提出的维持中印关系发展必须坚持的“三个相互”（“相互尊重，相互敏感，相互利益”）相比，不仅在精神内核上有相通之处，而且实现了超越，站位更高、立意更远。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印关系仅仅停留在“三个相互”是不够的，只有能站在“五个相互”的认识上，才能在思想意识和政策实践上真正地推动中印关系改善发展。（作者是国际问题专家）

汪大明：印度外交的“苏杰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