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建筑工地农民工索要工资的风波记录
一
工地调研的时候，遇到了一支正在酝酿讨薪的工队。工队有11人，来自荆州市的农村地区，年龄分布在50-62岁，主要做建筑行业的主体结构木工支模。在这个建筑工地做事将近四个多月，现在到了工程尾期。我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生活区的宿舍休息了四天。倒也不是工地没有事情做了，而是因为他们正在和包工头商量着索要工资，不想继续干了。
“到现在，我们的账还没有算，老板摆明了是要拖欠，这种情况我们还能干吗？肯定不能，必须先把账算明白，让老板把字签好。”张师傅对我说。
张师傅是队里的领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班组长。张师傅介绍，他们这支工队的操作模式是一起包活干，工资“平分”，总账给作为揽活联络人的张师傅以几百块电话费补助。工队的固定人员有6、7个，合作十几年了，其余的是看工程大小和紧急情况来决定是否临时叫几个工友来做事。这种情况下，工队内部彼此之间熟悉，干活过程中配合默契，才能干得快，多挣钱。他们嘴上说愁的是没活干，不愁拿不到钱。但事实上，要钱的过程对他们来说也很艰难。
索要工资的过程中发生了各种事情，值得记录
二
对于他们来说，要工资第一步是要算工资，各自算各自的分账，然后合起来算总账，最后的数目和老板的账本对一下。这里就有了分账的问题。本来我以为是平均的，没有必要算。事实上，工队的十一人中，有两人是技术不够熟练，被工队集体开会讨论说他们只能挣九分工。经过工队集体认可的分配模式，倒没有发生矛盾。而是在算账过程中，因为有的人中途请过假，有的人临时加班，这样一来，每个人的工资都是不一样的。整整一下午的时间，他们算自己的账，手算，计算机算，和工友核算，算了五、六遍，最后的账目还是对不上。
三
我介入帮忙核算之后，账目总算是清晰了。接下来是商量如何要工资。
以张叔为代表的五个人认为，让老板过来写一张总欠条，然后承诺何时付清就可以了。以王叔为代表的四个人认为，不能让老板写欠条，而是应该到公司去直接要工资或者至少让公司也签字。这样就可以是三方主体介入了。其余两个师傅则全过程都没有说话，躺在床上盯着手机看玄幻类的小说。
张叔说，通过这几个月的打交道，包工头人还不错，他认为自己在和工头交谈过程中得到了信息，工头目前还有两个工地要开，并且这个工头三十多岁，肯定还要在建筑行业领域内发展。所以，不会拖欠工资的。一旦拖欠工资，他的名声就臭了，他以后包下工程，也肯定没人愿意干了。并且，写欠条是目前行业内的常规做法，这样不至于会和工头撕破脸皮，今后工队还可以继续给他做事。一旦撕破脸皮，这个老板以及他的朋友都不会用我们了。毕竟别的工队都可以接受欠条方式。更何况，就算真的被拖欠了工资，大家再过来闹，为时不晚。他继续告诉众人，国家目前对农民工欠薪问题整治下了大力气。考虑到这些之后，工头绝对不会也不敢拖欠。
王叔也有王叔的道理。王叔没有讲道理，而是讲了例子。与王叔在一个工队的李叔，目前正在打一起关于劳务纠纷的官司。具体情况是，王叔和朋友共7人去年在武汉某区的新建学校支模。当时工程结束，工头写了欠条，答应年底付清工资。结果并没有给钱。过年之后，王叔一伙人给工头打电话，工头一开始还接电话，说是公司拖欠尾款，目前自己没有钱。让缓几天。后来再打电话，工头直接将他们拉黑了。王叔一伙人找到项目部，项目部说钱已经全部结算到位，全部付出去了。他们细细追问之下，才知道最后两个月的工作量没有报。而是工头以垫资的名义报走了。所以，公司就没有再管这个事。王叔一伙到到信访部门，还没进门，门口保安就说这事归劳动局管，让王叔他们到劳动局。到了劳动局，劳动局说王叔一伙的证明不齐全，工资条上缺乏工头的印章，手续不对，让王叔一伙办置齐全。王叔一伙觉得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工资条上要有私人印章。觉得这是劳动局敷衍他们。于是一伙人赶到了区政府门口。进不了门，他们就在门口站着，随即过来两辆警车，警察过来问了他们情况，表示只能去打官司。警察管不了这个事，但是他们要是在区政府门口闹事，警察就得维持秩序，将他们驱离或者带走。无奈，他们一伙先回家，因为工地有活干，就去做事了。到2022年6月份，工地没活了。他们相约着到了法院，找了法律援助中心，让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帮忙起诉。起诉对象为当时的劳务公司以及工头，11月25日才开庭。耗时整整一年，能不能把钱要下来，王叔他们表示还是十分忐忑。他们就是因为欠条上没有项目部负责人的签字，导致直接状告项目部不太可能。而离开工地之后，与项目部不再存在关系。王叔担心的就是再重蹈覆辙。
王叔又给工友们说自己有过经历。去年，在河南的工地上，属于他们工种的工程结束之后，包工头也要打欠条。当时队内的人认为他们的劳动全部付出了，工作量也完成了，理应即时结清工资。所以，当时王叔和工友就到项目部向劳务公司要钱，质问老板为什么不给工人结工资，如果不给钱，就打12345问问情况。当时劳务公司的老板将王叔一伙人安顿到接待室。然后打电话将工头叫过去，然后大骂一顿，说没有金刚钻，不要再揽瓷器活。大骂工头无能。王叔他们听着大骂了一顿之后，又被项目部的财务人员叫过去登记了个人信息和工资情况。承诺第二天到账。果不其然，就到账了。所以，对于现在的情况，王叔认为还是应该直接到公司跟老板谈，工头的话不作数。最差也要公司负责人签字。万一以后工头跑路，也可以状告公司。
两方意见相持不下，从本质来讲，张叔是在讲道义人情，认为工头也不容易，欠工资到年底是正常的。而王叔是在讲法规制度，认为劳动力已经完全付清，就应该得到工资。
张叔从道义的角度理解工头不容易。其理由是当前建筑市场，绝大多数是层层分包的。主要的链条可以视为发包方--承包方--劳务公司--工头--工人。作为甲方的发包方是按照承包方施工进度来付款的。而劳务公司作为专业分包方，分为包工包料的专业分包或者包清工的专业分包。承包方本身是资质型公司，生活费的垫资通常是劳务公司付出。而劳务公司再往下包给工头时，为了缓解垫资压力，又要求工头具备一定的垫资能力。垫资分为两种，一种是前期垫资，一种是长期垫资。前期垫资为：工地初开时，第一个月的工作量在第二个月25号上报，在第三个月的25号，公司才会拨付第一个月工作量的百分之30作为生活费。也就是说，工头需要给工人垫资三个月的生活费。长期垫资则是工人在工地的生活费全年由工头负责发放。这里涉及到承包方、劳务公司两方其实都是作为资质性的单位存在，在工头的眼里就是皮包公司。这些单位同时在运作的项目非常多，其之所以运转自如是因为成本压力都在向下压，工头是末端。这种情况下，就有了耕耘在建筑行业包工的包工头、老板们的不容易。因为能够长期和公司合作的筛选机制就是工程做得好，工人摆得平。这个摆得平就是防止闹薪事件问题化，比如说打12345被投诉，公司的资质就要下降。欠薪没有问题化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当前的包工头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从小工一路做起来的技术娴熟的农民工精英。他们招呼自己的工友或者工头的工友做事，相互之间利用熟人圈子来维护信任。二是家里有钱、有资本的富人老板，富人们则用自己的名望来获得工人的信任。
张叔告诉我，他们木工的老板是一个富二代。自己根本不懂做事，请了自己的舅舅给自己算账和带班。但是，没有人会傻到一个劲往里面垫资。所以，即便这个老板有钱，他也不会把工资结清，因为他在工地没有结清。客观上来说，工头是在把自己的风险转移到农民工身上。例如从事市政工程的一名工人，目前就正在索要一笔工资。具体情况是：去年他跟着老板做路面铺设，干到年底后，回家了。本来以来能给钱，结果老板说，工程验收时，甲方说不合格，扣了老板30%的款项。工头就认为工人也要负责，就一直不给工人。工人打电话不接，微信拉黑。要起诉，又觉得为了三千块钱来回奔波，不值当。所以，迟迟没有办法。
从理念上来说，无论是王叔的担心、李叔的遭遇以及市政工人的揪心事。都属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在张叔的眼里，法律是绝对可以保障他们权益的。问题是，找法律、寻求部门援助，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手续不齐全，被部门打回。比如，在寻求法律解决过程中的耗时问题。
其实，在王叔或者张叔的心底里，都非常信任国家力量。不过张叔是将国家力量作为底线，也就是先礼后兵。王叔是将其作为工具追求问题及时解决。王叔说，不能被抖音宣传视频欺骗了，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遇到欠薪问题找到劳动监察部门之后，即便是证据不足，劳动监察部门的人员也会全力以赴介入来找，包办式地解决问题。他们自己的真实经历是，在诉求申张过程中，必须按照规矩找部门、做材料、守程序。
问题是，对于部门来说，要甄别信息，要明确主体，所以，要农民工们提供完善的材料、充足的证据无可厚非。可是这些理所当然的程序正义在不懂法、不知道如何操作、不熟悉社会规则的农民工来说，过于高高在上了。很多农民工公交和地铁的乘坐都是死记硬背路线图。在国家力量的体系面前，这些从来没有被普过法的人又如何能挥舞起法律的大棒。
作为国家力量的代表，部门介入，必然是以理服人、以法治事。问题是，在讨薪事件中，存在太多的链条和主体，当包工头认为自己没有过错，而单位也认为自己有理由的时候，讨薪就变得艰难。出于为未来可能要讨薪付出高昂成本的考量，王叔认为当前，按照规矩办事，人走、事了。也就是说，要么结工资，要么三方签字，防止赖皮。但这只是他的建议。
四
最终，王叔还是没有说服张叔，也就没有说服所有人。作为领班的张叔决定叫工头过来签字，写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到***班组武汉**项目余款111420元，现工人已经完工离场，双方商定于本月下旬付每个工人部分工资，其余工资年底结清，如有违约，本人愿意承担索要工资所产生的来往费用。 ***（手印） 2022年11月*日。”问题就在于欠条将本来是承包方公司的责任迁移到包工头。当然，按照现在的工地管理制度，工资由承包方打给工人卡上。这个责任甩不掉。但是，对于工人来说，谁找自己干活，谁就是第一责任人，工人讨薪也是逐级往上索要，在他们一般不愿意打官司的情况下，工头一旦失信，作为工人的个体找公司要钱、或者打官司，都将是一场时间的拉锯战。
工头写了欠条后，又对工人说：我们这次合作的很好，你们做事也很不错，下个工地就快开工了，到时候联系你们。我们目前包工就是这样，尤其是疫情，我们的价格被压低了，包活不容易，你们打工就更不容易了。这个工地，我到下个月才能结到70%的进度款，所以，下周也只能给你们付70%的工资。这70%的款项都花出去了。自己辛苦了一年，还要到年底才结到90%的款项，算了一下，最后的10%才是我的利润。所以，我们都不容易，你们信我，我下个星期一定给你们付到70%，剩下的到年底结了一定给你们。以后还要多合作，我也还要长期包工，不能为了你们的11万，就把我的名声毁了。”看到工人谁都没再说什么。工头也就走了。
第二天，王叔对工人说：“我们的工程完工了，支模做完了，我们的进度是100%，凭什么要70%。”他还是想去公司让公司签字，要一份保障，众人没有吭声。有人怂恿王叔去公司闹，总是有几个师傅跟着一起去的，不能再重蹈覆辙。王叔说，大家都这样，他也就这样。他跳出来去闹事，今后工队他怕是不好待下去。既然都愿意担风险，就都担着吧。反正就算出事，也不是自己一个人。
要工资的事情无疾而终，第二天一早，大家收拾好行囊，又奔赴下一个工地。但是跟这个工地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到这时，我才明白了，一个工人师傅说的那句话：“打工就是一场为时一年的赌博，到年底，工资是否要到，才知道自己赢了还是输了。”
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