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外交：国际关系的新现实？

作者：Miroslav Plundrich，西波希米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教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冲突管理和非国家行为体。

来源：Plundrich M, “Diplomacy of Non-State Armed Actors: A New Re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35,No.1, pp.206–223.

导读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对外关系不仅由各国官方政府主导，其他行为体也发挥着作用。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各种外交政策工具和活动建立对外联系，以提高其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地位的例子愈加常见。尽管如此，学术界却缺乏对非国家武装行为体（non-state armed actors, NAA）活动的概念化研究，或对其的研究范围倾向于强调其非法负面行为，如对国家间和国际环境的威胁。因此，本文致力于提出一种新概念方法，旨在回答“能否将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国际活动视为外交的新分支”这一问题。

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外交”：研究现状

对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常见研究通常聚焦于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叛乱等威胁。但并非所有国际活动都一定具有威胁性。对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而言，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能成为他们寻找盟友、资金、物资、公众支持、新成员等的机会。

近十年来，有学者考虑到国际体系中各种行为体的新现实，开始修改外交和外交政策的定义和概念，如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等学者指出，外交政策是“国际关系中独立行为体（通常但不限于国家）所开展的官方对外关系的总和”。布里奇特·科金斯（Bridget Coggins）提出了“叛乱外交”这一概念，用以指“叛军与外国政府或代理人进行战略沟通”的情况。

除了对叛军的研究，也有学者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分析限制，使用所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分析方法，从领土问题和地区主义（regionalism）两个角度论证行为体在“准外交”层面选择各种战略进入其他国家并实现其海外目标的强大功能逻辑，认为“准外交”目前有多种形式，并已成为一种全球性实践，在各地区和特定地区背景下具有不同特点。尽管如此，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活动在逻辑上也并非与政府的官方外交活动平行，而是处于对立地位。

基于上述观点，国际关系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特定的互动领域，当前体系的许多行为体都试图加入这一领域，外交不再是主权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的专利，对外交的定义应以实践为导向。

硬性和软性外交工具：来自中东的经验证据

国家外交政策工具的性质包括硬性和软性，具体可以分为三类：军事、经济和外交。军事工具可以用于军方和军方之间的暴力接触，经济工具可以用于制裁或支持，外交工具可以用于断绝外交关系或公共外交。

根据“准外交”的定义，以真主党和哈马斯，以及“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为例，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软性外交工具有：

（2）在外国开设国家以下的各级常设办事处；

（3）地区当局对外国地区或国家的正式访问；

（4）参加由外国参与者组织的各种国际活动，如展览、论坛等；

（6）地区当局参加外国实体在其中央政府代表团范围内组织的国际活动。

首先，外交和准外交的最基本活动之一即外交官或代表团的会晤。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非国家行为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开展此类对外活动，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代表与包括主权国家或其他非国家武装团体在内的其他行为体之间已有许多访问案例。以真主党为例，伊朗位列其频繁互动数量之首。此外，自2006年以来，真主党与叙利亚、俄罗斯也建立了代表关系，并多次接待美国外交官。除了日常的正式或非正式会议和代表团程序，在某些情况下，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甚至可能因其在某些地区（如中东）的重要作用而可能被邀请到谈判桌上。除了外交会谈和行动之外，还有组织各种国际活动，如会议、论坛、展览等。

对外活动的另一个领域是资金流动和投资。如上所述，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可以从其他行为体获得或提供资金和投资。“博科圣地”、“基地”和“伊斯兰国”之间的相互资金支持就是一个例子。由于这种资金流动，“博科圣地”可以获得反对尼日利亚政府的资金、武器及参加军事培训。另一个层面的合作是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如伊朗为塔利班提供资金支持，真主党向什叶派平民提供奖学金和农业机械支持。除了支持和资金往来，真主党与伊朗政府合作的另一个例子是他们在拉丁美洲的联合投资活动，如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在军事技术交流和部队培训方面，“博科圣地”的部队多次在“基地”训练营或“伊斯兰国”训练营接受训练。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危机期间，真主党反过来协助阿萨德政权训练其民兵，之后从阿萨德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各种武器供应。在商业方面，真主党与“基地”的合作更多，伊朗政府与哈马斯、塔利班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等组织长期合作，并通过提供技术和武器支持这些组织。此外，伊朗还向也门叛军，特别是胡塞民兵提供武器和其他军事技术。

另一种对外行动与次国家行为体或国家的常见对外行为类似，即在国外建立基层组织。出于合法性和非官方性考虑，在对其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弄清被调查组织的这些分支机构是否在特定地点非法活动、是否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是否与政府合作。例如，“基地”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即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在阿拉伯半岛设有青年党，即阿拉伯半岛“基地”，或伊斯兰次大陆“基地”，主要在印度或孟加拉国活动。

最后，公共外交和宣传也是一种手段。有学者对真主党、哈马斯、伊斯兰国和“基地”如何利用媒体传递信息，以及它们在此类行动中因组织性质而产生的不同之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作为有限冲突组织，真主党和哈马斯为寻求改变其活动环境与国际社会沟通，而作为全面冲突组织，伊拉克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则更多地谈论国际社会，而不是与国际社会沟通。这些不同的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利用公共外交作为外交工具，争取公众支持，从而获得对他们的积极政策，使自己的目标得以实现。

辩论：如何定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国际外交活动？

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走向国际是出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考虑，主要是为了经济、军事、政治或意识形态领域的利益。在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这种多边或双边行为中，不乏与外交活动和准外交活动等类似的对外活动。

根据经验证据，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善于同时利用外交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工具来勾勒其海外目标，与军事领域的模式最为相似。从非国家行为体的立场来看，不同之处在于不对称条件（如恐怖主义）。在软实力背景（非暴力军事）中，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在军方的意义上可能是相同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对制裁等硬性经济手段的使用，这是现行的国家和国家管辖制度所导致的。

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与国家行为体是相似的，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不透明性及其在国际体系和法律中的非法性之外，最大的限制在于外交概念本身。这一概念是由国家构建的，事实上为其所独有。而“准外交”是指各种外交管辖权外溢到国家以外的行为体，即次国家行为体。无论如何，将“准外交”概念及其应用移植到非国家行为体是错误的。

就其本质而言，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是在国家结构之外出现和运作的，它们的活动不透明，尤其是经常与官方政府对立。同时，即使是他们的内部活动，也难以与政府的官方外交活动并行不悖。因此，如果要讨论非国家武装行动体的外交，就必须为其研究制定一个新的概念框架。

基于现存的外交、准外交、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叛乱等词的定义，建议用“反外交”(“antodiplomacy”)一词研究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外交，“反外交”对外工具的概念也可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工具，前者包括在国外建立组织、非国家集团的代表访问、参与国外的和平谈判、参加或组织各种国际活动（国际会议、论坛、展览等）、参与国外行为体的投资、与外国行为体的军事技术和培训交流、公共外交；后者包括军事力量、暴力、行动、削减资金支持、破坏伙伴关系。

结论

综上所述，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正在建立比以往更加重要的对外关系，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具有排他性和严肃性。基于本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对外活动与国家或次国家行为体略有不同，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可以通过外交活动和外交关系成为主权国家的平等伙伴、可能的竞争者或敌人，可以揭示国际关系的某些动态，使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在国际环境中成为更加危险和更具竞争力的角色。其二，对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研究仍有局限，如缺乏透明度。对外交往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作为“反外交”活动的具体指标，应在研究中予以关注。总之，“反外交”为国际关系领域提供了一场新的辩论，增添了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研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词汇积累

Military-to-military contacts

军方对军方接触

Paradiplomacy

胁迫外交

Antodiplomacy

反外交

Hybrid warfare

混合战争

译者：赵伶卓，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系，研究兴趣为国际传播与国际组织。

校对 | 任淼植黄伊颖

排版 | 韩雄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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