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联资本李家庆:别用过去的方式投资AI创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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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生态在发生变化,投资的底层逻辑也在发生变化,投资人必须适应新变化,重新思考技术发展、产业发展、上市政策等多重因素



文 | 《财经》记者 刘以秦

科技创新与风险投资密不可分。今天我们正处于以AI大模型为核心的新一代技术浪潮中,这是一个长周期、重投入的新技术,资本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级市场投资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从过去的以美元基金为主导,到今天以国有资本和人民币基金为主,过去以消费互联网为主题,今天更多以硬科技为主题,市场整体融资规模持续下滑,第三方数据机构企名片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一级市场共完成8617亿元融资,同比下降38%,2023年继续下滑13%。
对于科技投资来说,资本是否有耐心至关重要,过去人民币基金的周期短于美元基金,但今天随着国资和政府引导基金入场,人民币基金也逐渐往长期发展。
9月6日,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君联资本总裁李家庆接受《财经》杂志专访,他提到,中国一级市场投资过去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次的技术革命又相当于是一次地壳运动,会形成新的高山和地貌,今天同样在快速变化中。作为投资人,必须调整募资、投资和退出的逻辑,考虑更多复杂影响因素。
他还提到,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要做科技创新成本提升了,不仅对创业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还需要整个市场和资本的大力支持,才能跟得上今天的技术变革节奏。
君联资本成立于2001年,是中国最早一批市场化投资机构,其前身是联想控股旗下的联想投资。李家庆2001年加入君联,从事科技投资已23年。君联资本累计投资超过600家企业,包括宁德时代科大讯飞药明康德、智谱AI等,目前最新一期基金管理规模约500亿元,包含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
以下为对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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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险投资的变化
问:过去几年,中国的一级市场投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李家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和国际经济、国内经济、地缘政治、二级市场的变化相关。从美元基金为主体到以人民币基金为主体,从消费互联网到硬科技,从民营资本到国有资本,整个行业已经出现了范式变化。
问:聚焦到科技投资来看,科技领域需要长周期,从美元变成人民币为主体会有影响吗?
李家庆:有影响,但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今天的人民币基金的周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我们能看到全国社保基金、国家级战略基金,包括地方政府的产业投资基金加入,基本都有8年—10年的周期。甚至有一些可以长到12年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影响不大。   
更大的影响是资金供应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重大变化,过去是“美元基金+消费互联网+海外上市”,现在是“人民币基金+硬科技+国内上市”。对于投资人来说,募资、投资、退出都完全不一样了。
问:这个不一样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
李家庆:财务回报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了。除了财务回报,也要考虑国家政策,上市规则,地方招商引资的诉求,更复杂了。
问:有些投资人提到,过去投100个项目里有几个成功,就有可观回报,但现在就需要每个项目都能保证回报,市场对于风险的接受度下降了很多。
李家庆: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一方面要看资方的态度,我们合作的一些国家资金还是愿意让市场化的投资机构来做投资。另一方面,这个差异主要是和行业本身相关。移动互联网是商业模式创新,是存量资产和存量技术的整合,通过资金注入和推动,短时间形成聚集效应,实现赢家通吃。这样就会诞生一批平台型公司,可能实现“超级回报”。

今天我们投的更多是硬科技领域,硬科技有三个特点,一是周期长;二是多路径发展,有很多路径都能实现技术突破;三是不具备网络效应。我们必须接受事情本身的规律,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投资人,你要去顺应这个变化,当你无法做到“超级回报”的时候,你只能通过技术、产业和市场的发展规律,去实现一个相对高的回报率,通过一批项目的成果来实现基金的整体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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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业投资的变化
问:前几年以商汤和旷视为代表的AI创业公司,他们找到了安防这样一个巨大的应用场景后,快速拿到大额融资;今天的AI大模型创业公司,还没有大规模应用就已经拿到很多钱了,这是为什么?
李家庆:这就是我说的行业发展规律。过去,我们习惯于新技术来了,先找到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以应用来带动技术发展。找到了,就快速起来;找不到,就很困难。
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科大讯飞视为第一代AI公司,商汤旷视属于第二代,现在我们见到的是第三代。今天AI大模型最大的区别是,它是一个底层创新,通常来说底层创新和应用距离就会比较远。
比如说当年蒸汽机发明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最早会应用在哪个领域。技术从发明到渗透行业,甚至在个别领域出现爆发式增长,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可能需要20年—30年的时间。如果你还用原有的应用创新模式的投资思路,是有点操之过急,甚至是低估了这件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家、专家,包括媒体的观点,会对整个产业来带波动影响,我认为是不值得的。
问:部分人的观点为什么会对产业造成影响?

李家庆:会给一些非长期的资金,用户,甚至是部分政府主管部门带来情绪上的波动。一旦有波动,投资力度就会快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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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险投资和美国的差别
问:硅谷以市场化基金为主,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科技公司很早就能拿到高估值,并且引领了技术创新,中国现在的模式特点是什么?
李家庆:现在才刚开始,我很难说结果。但确实两种模式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因为资金来源不一样。中国更适合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者说新型举国体制。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硅谷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是谷歌、亚马逊、微软、苹果和特斯拉,他们提供资金、应用场景和客户来源。
在中国,这个责任是政府和国央企在承担。
其实很难说有所谓的优劣,更多还是不同经济体制和不同发展模式决定的,但阶段性来看,我们得承认美国是跑在前面的。
问:这会对创业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李家庆:全世界只有美国有这样的软件服务生态,可以快速实现规模化。中国本身的IT基础设施,企业的能力,应用的水平,服务的愿意都有一定差距。这种情况下,我们的AI走得会比美国艰难一些。因为确实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客户有信心和你一起往前走。大家愿不愿意在早期就投入进来,愿意为还不够成熟的过程付钱?其实是有不同声音的。
问:为什么会有不同声音?AI是国家战略了,必须要投入;硅谷目前有不少人在质疑商业化和AI安全问题,这会影响AI的战略重要性吗?
李家庆:无论是中国还是硅谷,对于AI发展的终极目标是非常坚定的,国内的情况是,目标是明确的,但有些人可能耐心不够,会更关注怎么还没赚到钱?这件事到底行不行?是不是已经到顶了?其实过段时间OpenAI又砸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大家又觉得,哦,原来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所以现在国内的资本坚定投入,国央企和民营科技创新企业全力合作,变得更重要了。
问:对创新公司来说,现在这个阶段创业成本变高了。
李家庆:对,在现在的环境下,民营企业想要创新真的非常不容易,必须要和政府、国央企合作,甚至是获得更大力度的支持。
第一,民营科技企业要保持住对于新技术的跟踪,能跟得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第二,你还要强调自主可控,这不光是中国,韩国、日本也一样强调这一点,所以你不能简单的“拿来主义”,你要真的投入进去。第三,你还要处理好和政府、央国企的关系,他们对外的投资并购其实并不多。
所以这种情况下,创新很难,而今天的科技公司恰恰碰上的是这种程度的技术革命,是一个重投入、长周期的事。
问:上一代的部分AI公司会遇到一个问题,维护客户关系占用了太多的精力,甚至影响到了技术研发,这里面有矛盾吗?
李家庆:不矛盾。上一代的AI公司他们主要是做人脸识别,它太贴近应用了,且这个应用和各地政企关系太密切了,所以你自然会去这么做,要不然你别创业了。不能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对于中国的科技公司来说,这是他能力的一部分。就像如果你在美国,除了科研能力,你同样要具备客户获取能力。
问:这种情况下市场规模会是个问题吗?一些外国创业公司很早就开始做全球化,中国公司大多只能做本地市场,甚至只能和地方政府合作。
李家庆:这其实还好,因为中国市场足够大。先做本土再去出海,还是全球市场一起做,我觉得无所谓对错。以色列、韩国的那些公司只能做全球化,因为他们本土市场很小。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一直用市场化的、长期的、专业的方式来做事,是否符合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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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改变中国软件生态
问:很多投资人说,AI再火,但如果是一家软件公司,他不会投。
李家庆:中国市场对于软件价值的认同度确实不高。这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的消费习惯相关。但这件事是会发生变化的。
问:变化的基础是公有云普及吗?
李家庆:这一次变化的基础是大模型,不是公有云。
有很多人会把大模型理解为一种软件,其实不是,大模型是资产,是数据资产,中国的市场是会为数据资产服务付费的。
过去大家不认为软件是资产,软件看不见摸不着,你不把它装到一个盒子里就卖不出去,还一定要搭配硬件来卖才行。凡是隐性的、长期的东西,市场都不愿意付费。但是当大模型起来之后,它同时是一个软件和一个养成类资产。它会在使用过程中,价值越来越大,当它展现出资产价值的时候,企业就愿意付费了。就像你要采购桌椅、电脑,你也需要采购智力。
我相信未来大家会越来越接受这件事。
问:如果这件事变成资产,大公司难道不会更愿意自己来做这件事吗?他们对本地化部署是有要求的。
李家庆:我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你家里要请保姆,你一定是去找一个有基本技能的保姆,比如会做饭,到了你家之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来适应你家的饮食习惯。这个前提是他已经具备了通用技能水平,而不是什么都不懂,一切都要从头学。

无论你是要私有化部署还是上公有云,你都需要一个通用的大模型,所以做通用大模型的公司,要不断去提升模型的智能,让它可以适应任何一个场景或者专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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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科技创业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
问:今天大部分科技公司都从基础大模型到中间层,再到应用,全部都自己做了,从投资人角度看,这样的公司会更值钱吗?
李家庆:肯定不会,因为你做不到,一家公司肯定还是有侧重的,你到底是做基础训练,还是做芯片,还是做集群优化,或者是应用,大家需要各司其职。
今天有很多大模型公司很焦虑,他发现他做不了应用,因为他对于具体业务的了解不够,客户的需求在数据私有化的情况下做不到。真正底层的技术他也做不到,也没有很强的客户资源,他只想进来快速赚钱。比如早期有很多文生图的公司,一开始看起来好像很厉害,过了两天就发现不靠谱,这个东西大家都能做。   
大模型的发展会让整个水面都涨上去,你露出来的冰山一角很快就被淹没了。核心就是你没有抓手,或者你的抓手并不牢靠。
问:今天投资人对优秀科技创业者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家庆:以前我们会希望找到销售出身的创业者,他对市场和客户很了解,善于运用营销和流量工具。今天进入了另一个阶段,首先要看的是学术背景。我们自己内部的企业交流活动,几乎全都是博士和教授,投资人对于创业者对新技术的敏感度和前瞻性还是有要求的。
其次,他也需要经历从科技工作者到企业家的转变,这个转变非常困难。他要善于整合资源。我们不是要把教授变成企业家,教授就做好自己的工作,他要知道让谁来做CEO,要有组建团队的能力。
第三,投资人对创业者的价值观要求提升了。因为今天这条路很长,资源投入的力度很大,如果你只是做短线的事情,这不行。
问:对比硅谷的创业者来看呢?
李家庆:硅谷其实对创业者本身素养要求相比中国是更低的。硅谷是有相对完备的创业生态的,你可以很容易找到合适的CEO、CFO,所以对创业者个体要求没那么高,你做好自己的事,然后把公司卖掉就行了。硅谷要求的是创业者有某个方面的长板特别长,不需要是全才。
中国就需要创业者能力更全面。今天在中国创业的真的不是一般人。我们没有形成并购的氛围,部分原因其实是没有什么底层创新,自然也就没有并购价值。大公司也会想,你都是“拿来主义”,我凭什么要收购你?
所以我还是蛮乐观的,因为从今天往后,你不能再用过去的方式来做了,我们要自主可控,要底层创新,这样才能带来二级市场和并购市场的繁荣,才能形成新的价值和消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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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秦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