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世华 贾圆程
这是9月9日在天水市秦州区拍摄的伏羲庙。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上指出：“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也需要考古工作去解开谜底。”这些历史之谜包括了中华文明的开端、三皇五帝等重要问题。中华文明应当源自三皇五帝，基于中华大地。在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传承中，伏羲氏位居“三皇五帝”之首，是古代“圣王风范”的杰出代表，也是古代文明成果的集大成者。在古代文献中，“伏羲画卦”与文明肇启相关。如《礼·含文嘉》曰：“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所谓“变化天下”即《易·贲卦》所称的“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乾·文言传》亦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有学者研究认为，八卦文化是中国的根文化；伏羲八卦是具体形象和抽象的统一，这一点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发展。本文拟利用历史文献、考古学和民俗学资料，借鉴史前考古学、易学、文明探源等相关研究成果，从伏羲画卦传说的流传及其特征、八卦及核心观念的产生，以及八卦核心观念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等方面，对伏羲画卦与文明起源的关联性问题试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伏羲画卦传说的流传及其特点
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集中体现在文献记载和传承中的古史传说方面。通过对历史文献、民俗材料分析，伏羲画卦是流传极为广泛、内涵极其丰富、对中华文明影响极其深远的古史传说，其流传主要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官方历代文献典籍，按其内容大体可分为先秦、两汉、魏晋至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其内容随时代有所增益；而民间流传则以各地的民间传说、习俗为主。
伏羲画卦产生于何时？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余闻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说明伏羲画卦在汉代之前已有流传。目前见诸典籍的最早记载是《易传》，《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上》中关于画卦又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说法。先秦时期另有两则文献也反映了画卦传说，一是春秋《管子·轻重戊》曰：“管子对曰：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二是战国《庄子·大宗师》载：“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在以上记载中，伏羲名号有“包牺氏”“虙戏”“伏戏氏”等多种，冯浩菲认为，均属音同音近相代，所指实一。这种同名异形现象与先民事迹多赖后人一辈辈口耳相传，加之古今方俗之异有关，从中折射出伏羲画卦早期流传的历史痕迹。《周易·系辞》传为孔子所作，该书客观记述了伏羲画卦的过程、目的和功用，同时又敷陈了“河图洛书”神话。由上可知，先秦时期伏羲画卦的内容已具备了后世流传的基本要素，包括八卦的产生，以及与数理、太极的关系，特别是“河洛之说”初具雏形，为后世的流传演绎奠定了文献基础。
西汉时期，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极大地促进了易学的发展。据《史记·儒林传》记载，《易》自孔子经六传至汉代田何，又经两传至杨何，杨何被汉武帝立为《易经》博士。田何所传之今文《易经》，终两汉皆居官学地位。在当时易学发展的背景下，伏羲画卦内容有所增益，如《淮南子·要略》：“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义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捃逐万物之祖也。”《史记·日者列传》中引司马季主之言说：“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西汉扬雄在《解难》中说：“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这些文献进一步阐明了伏羲作八卦，及易学的形成过程。其中《淮南子》多述及伏羲画卦在民间流传的情况。东汉，班固《汉书》是继司马迁《史记》确立黄帝至三代帝系之后，从中华大一统史观出发，进一步确立了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以伏羲为首的儒家道统渊源人物谱系（《汉书·古今人表》）。班固在《汉书》中对伏羲画卦做了进一步阐释，《汉书·律历志》载：“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揭示了伏羲作八卦对黄帝、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典章制度的影响。《汉书·五行志》说：“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这是对《周易·系辞上》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进一步阐释。西汉末年至东汉，各类纬书对《易传》河图之说大加渲染，如《尚书中候·握河纪》：“伏戏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以画八卦。”《礼纬·含文嘉》《春秋纬》《黄氏逸书考》等纬书中亦有同样的记载，为伏羲画卦赋予浓厚的神话色彩，龙马负图神话得到进一步演绎。
魏晋时期，受汉代孟、焦、京象数易学影响，伏羲画卦传说又增添了卦气象术方面的内容。如东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府、五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将伏羲画卦与六气、六府、五藏、五行、阴阳、四时相联系，使伏羲画八卦成为传统中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三国至南北朝，玄学盛行，易学发展逐渐实现了由象数易向玄学易的转变。关于伏羲画卦，当时又出现“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之说（王嘉《拾遗记》）。按《说文解字》，“八风”指八方之风，即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融风，分别与八个节气相对应。八风，又称八卦之风，可与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相对应。唐代，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中说，当时已有伏羲重卦之说，“伏羲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在当时寻根思想十分浓厚的背景下，司马贞撰写了《补·史记三皇本纪》，总结前代典籍，概括伏羲史迹，论定伏羲地位，关于伏羲画卦则完全尊崇《易传》记载，伏羲画卦传说在唐代广为流传。
宋代，重视先秦经书的义理研究，其代表人物是朱熹。宋初，陈抟的道教易学及图书之学盛行。受图书之学的影响，邵雍有先天易与后天易的划分，伏羲易为先天易，文王易为后天易。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六十七）中分为三圣易，即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认为伏羲在画卦时参照了河图洛书，进一步阐明了伏羲画卦与河图洛书的关系。从目前保存的文献资料看，宋代伏羲画卦的文献记载大多是对先秦及汉儒文献的引用延说，以《太平御览》为代表，大概有三种说法：一是《太平御览》引《周易·系辞下》仰观俯察说；二是《太平御览》引《礼纬·含文嘉》：“伏羲乃则象作易卦”；三是《太平御览》引《春秋内事》：“始画八卦，定天地之位。”“建分八节，以爻应气。”到了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学术兴盛，关于伏羲画卦除了遵循《易传》外，清《黄氏逸书考》《古今图书集成》《纲鉴易知录》等文献中有较多龙马负图的神话传说。如清代《精编二十六史·五帝》详细描述了伏羲于孟津河中受龙马负图启示，始画八卦的神话传说。龙马的形象为龙首、马身而龙鳞，高八尺五寸，左右有翼，背负图点，伏羲画卦传说更具神话意味。
以上文献基本上涵盖了历史时期伏羲画卦传说的形成、发展和流传情况，是我们深入研究伏羲画卦所依赖的文献资料。按照徐旭生等对传说材料的分类和价值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伏羲画卦传说多为“原生的”史料，大致上反映了画卦传说形成时期的原始面貌；东汉以后的多为“再生的”材料，是在前代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传说，但是其中也包括了不少“原生的”内容。总的来看，自先秦以来，伏羲画卦就一直存在于儒家传统学术思想体系之中，持续得到正统儒学和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倡导，正因如此，伏羲画卦传说在历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八卦也成为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中具有象征性的文化符号。
2.伏羲画卦的民间流传。
除了文献外，伏羲画卦的民间传说和习俗丰富而多彩。根据刘雁翔的整理研究，伏羲祠庙在北魏之后屡见于正史之中，其遗迹分省统计有：甘肃7处、陕西4处、山西11处、河南16处、河北3处、山东20处、安徽2处、江苏5处、湖北3处、广东1处、广西5处、四川2处、台湾2处，涉及全国14个省份，共计82处。这些地区普遍有伏羲画卦传说的流传，其流传地域以黄河中下游为主，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画卦传说及相关的占卜习俗。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伏羲画卦传说流传的主要地区。这一地区画卦传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以甘肃天水卦台山为代表。“卦台山”又名“画卦台”，唐代晚期卦台山（时称蜗牛堡）伏羲庙得以建立。宋金，在卦台山再建伏羲庙。元普奕《伏羲画卦台记》中说：“画卦台者，即古庖牺氏画卦处也……其地突兀，若覆篑而笼岗焉，谚谓‘蜗牛堡’”。有学者认为，“蜗牛”是“卦爻”的讹传，说明至迟在唐代当地已有画卦传说流传。明胡缵宗《卦台记》中认为卦台山地理风水“是羲皇之所以毓，而卦爻之所以画也”。当地流传伏羲于卦台之巅察天观地始画八卦的传说。因此，卦台山的山川形貌、地理风水与伏羲仰观俯察画卦构成了画卦传说的主要内容。这一类型还有陕西延川伏义河畔的黄河蛇曲三大湾、山西洪洞卦底村伏羲庙东侧的画卦台、山东微山伏羲陵东的画卦山、泗水八卦岭、河北新乐伏羲台等，其画卦传说都与其山形地势取象太极图和八卦卦象有关；第二个类型以河南淮阳画卦台为代表。唐代《元和郡县志》卷8《河南道》陈州记陈州宛丘县古迹说：“八卦台及坛，县北一里。古伏羲氏始画八卦于此。”传说伏羲在台上观察白龟，揲蓍画卦。河南上蔡白龟庙，古称蓍台，其传说与揲蓍画卦有关，也属于此类型；第三个类型以河南巩义伏羲台为代表，传说伏羲在此台得河图洛书而画八卦。河南孟津龙马负图寺传说亦属此类。负图寺传说讲述了伏羲降服龙马，受龙马身上纹饰启发，研究出了八卦的故事。传说伏羲面对龙马研制八卦的高台，又称八卦台。入清之后，负图寺曾改为伏羲庙，同时祭祀周文王、周公、孔子及宋六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皆与伏羲画卦和古代易学代表人物有关。除了以上类型外，在民间传说中还存在着第一与第三个类型相互重合的现象，如天水卦台山画卦传说兼有龙马负图神话内容。以上各地的不同情形客观上反映了画卦传说民间流传的多样性。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南、湖北等楚文化分布区，是古代苗蛮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这一区域有着深厚的伏羲女娲信仰，如出土文献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甲篇，详细记述了战国楚地流传的伏羲史迹和传说，李零、饶宗颐、冯时等做了详细考证。综合出土文献记载，伏羲八卦在楚地的流传更多地表现为数术、易学的流行。如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楚地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和竹木简、阜阳双古堆汉简等，都包括相当多的数术书。而数术之学与阴阳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今文本《周易》经传，21世纪初出土战国楚竹书古文本《周易》，都表明楚人不仅信巫，而且好《易》。这些出土文献所记数术、易学流行为伏羲画卦传说在楚地流传提供了很好的注脚。湖北民间流传的《黑暗传》描述了伏羲从他同女娲的媒人金龟的背文得到启示而画八卦的神话传说，即是画卦传说在楚地流行的具体反映。
此外，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伏羲信仰和占卜习俗广为流行。早在20世纪40年代，芮逸夫、常任侠、葛维汉、闻一多等对西南少数民族流传的伏羲女娲传说及遗存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民俗学资料，西南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渊源极深的伏羲女娲信仰，广泛流传着原始八卦思想和占卜习俗。如：云南宁蒗彝族保存以太阳运动定冬夏，以雌雄分五行的古老十月历，它所反映的先有阴阳，后有五行的观念，一年五个季节都以雌（坤）为首，这是“伏羲先天八卦”的特征；彝族服饰器具上的八角形花纹图案反映出“八”这个概念，其忌日的排列也是以“八年”为一个循环周期，其“八方”概念的哲学基础是彝族的八卦；云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各种形式的占卜，如草卜、竹卜、石卜、泥包卜、鸡蛋卜、鸡骨卜、牛肝卜等，这些都属于原始占卜的形式。这些少数民族的伏羲信仰，保存着朴素的阴阳观念，他们在祭祀伏羲等宗教活动中，以原始形态的八卦推断吉凶祸福。可以说，伏羲八卦信仰、占卜习俗长期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之中。
一是伏羲画卦传说具有原生性，不是纯粹的神话。神话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是艺术的夸张与渲染，而我国古史传说是“口耳相传”的史料，其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添加上一些神话的内容或色彩。按照徐旭生对传说材料的研究，汉之前文献如《周易》、先秦诸子、《史记》《淮南子》《汉书》等所记载的画卦传说，具有“原生性”特征；东汉之后由于纬书的渲染出现了河图龙马神话，及至明清，画卦传说的神话色彩愈加浓厚，这些神话是在“原生性”传说内容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我们在研究伏羲画卦传说时，应当将掺杂着神话的画卦传说与纯粹的神话加以区分。
二是伏羲画卦传说具有历史真实性，有其史实渊源。画卦传说实质上源于八卦的产生，现代考古学材料证实八卦可能产生于我国新石器时代。如考古工作者在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了八角形彩陶盆；在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年前的易卦刻文；在安徽含山凌家滩发现了玉龟和夹着的一件玉版八卦图，玉版的方心八角图像与象征太阳的中心图像相配，符合我国古代的原始八卦理论。这些文物往往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墓主人身份显赫，多为社会地位较高的酋长级人物或巫师。在当时没有文字记载的条件下，八卦这一文化创举通过先民们“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后世，记录于文献，这无疑是伏羲画卦传说的史实渊源。
三是伏羲画卦传说具有正统性，有其深厚的哲学根基。伏羲画八卦，辨阴阳，“一阴一阳之为道”成为古代哲学的根基。以八卦、六十四卦为基础，形成了以《周易》和后天六十四卦为代表的儒家易，以汉代京房八宫易和宋代邵康节梅花易为代表的术数家易，以宋代邵雍“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为代表的道家易，这些易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无论历史如何演进，朝代如何更替，儒家易《周易》的记载始终是历代画卦传说的文献基础，因此，伏羲画卦传说以儒家易为正统，具有深厚的哲学根基，这也是画卦传说持续流传的根本原因。
四是伏羲画卦传说具有多元一体性，反映了古代文化的交流融合。徐旭生认为，古代部族不断接触，始而相斗，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终于同化，形成一种融合而较高的民族文化——华夏文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证实了史前各文化区之间相互交流融合，最终由多元归于一体。根据文献记载，伏羲氏自渭河上游的古成纪（今天水一带）向东迁徙，其文化遗迹分布于全国南、北方众多省区，而画卦传说及遗迹主要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证之于考古学，仰韶、大汶口与屈家岭文化的分布、交流和融合的情况，与此大体上一致。如前文所述，尽管各地画卦传说的内容、表现形式各具特色，但仍以黄河流域的画卦传说为主体，多元而归为一体，这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具有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特征也是相一致的。
五是伏羲画卦的龙马神话具有辩证性，反映了中华龙图腾的历史记忆。拉法格说过：“神话——而它们在一切原始宗教里都可以碰到——有历史的价值：传说和宗教仪式证明着久被遗忘的时代。”龙马神话的文化原型可追溯到《周礼》《易传》，《周礼》说：“马八尺以上为龙”，《周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后来“河出图”“洛出书”演变为“龙马和神龟神话”。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详尽论证了伏羲人首蛇身和龙图腾的形成说：“神话本身又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确信它是荒古时代的图腾主义的遗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初步成果揭示出，在距今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伏羲的诞生地天水地区与龙文化的形成也有着密切联系，武山傅家门遗址、甘谷西坪遗址曾出土两件仰韶文化晚期人首蛇身鲵鱼纹，这种纹饰可能是文献所记伏羲“人首蛇身”最早的文化符号，有学者认为是伏羲龙图腾的化身。伏羲画卦中的龙马神话或当反映了伏羲与中华龙图腾的历史记忆，神话表述只是历史时期为古史传说所附加的外在形式，它证明着我国远古时期一个可能“久被遗忘的时代”。
不难发现，伏羲画卦及相关的传说、民间习俗在我国不仅历史悠久、广为流传，而且其形态多样、特征显著。尤其是其分布和流传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相吻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传颂千年、历久弥新、多元包容、生生不息的文化形态。伏羲八卦这一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创举，不仅深深植根于汉民族文化传承中，而且普遍存在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信仰中，广泛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这也是八卦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以八卦为基础的易学发展奠定中国文化思想基础的一个重要缘由。在此意义上说，伏羲创立的八卦文化既是中国的根文化，也是联结各民族精神信仰和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基因，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
二、八卦及其核心观念的产生
八卦及其观念在早期文献典籍中有所体现，如《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及至今日，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伏羲八卦的价值，如谢增虎等认为：“伏羲画八卦，开启了华夏文明，当然是华夏文明的根”，并论述了伏羲八卦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实际上，伏羲画卦和中华文明起源涉及八卦及其核心观念的产生，及具体表现形式等诸多问题。
1.八卦可能产生于新石器时代。
关于八卦符号的来源及其原始意义，过去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八卦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征；古代占筮时所用如蓍棍的一节和两节；结绳记事的“有结”和“无结”；源于“一”和“六”这两个筮数目字；源于占卜，由龟甲、卜骨的兆纹演变而来；古代巫师举行筮法时用来表示奇数和偶数的符号等。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文献研究与考古探索相结合入手。从文献的角度看，不少文献，如《周礼·大卜》《论三代易名》引郑玄《易赞》《易论》《玉海》引《山海经》《帝王世纪》等，都说到夏、商两代已有结构与《周易》相似的卜筮之书，夏曰《连山》，殷称《归藏》。从考古学资料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了较多的殷周数字卦，张政琅认为，这些数字卦是用八卦和六十四卦进行占筮的结果。可知文献上的有关记载足堪信据。有学者据此认为，八卦可能产生于夏商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与陶器刻符有关。
近年来，史前考古发现了不少与八卦产生有关的实物资料，主要有以下几例：浙江义乌桥头上山文化遗址发现距今9000-8500年之间的卦象符号，为彩绘的长、短符号，六个一组；距今8200-7000年萧山跨湖桥遗址中，发现了八组刻划在鹿角器和木算筹上面的符号，距今约6000年前的江苏海安青墩遗址骨算筹上也有类似符号，多为六画一组。这些符号有的类似《周易》阴阳爻卦画，有的类似数字卦象符号，推测可能与八卦一类数卜有关。此类符号在天水秦安大地湾遗址大地湾文化、王家阴洼遗址仰韶文化彩陶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半坡鱼纹彩陶盆、河南大河村仰韶文化彩陶钵、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仰韶文化晚期玉版方形八角形图案及玉龟甲刻文、甘青马家窑文化彩陶罐、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透雕象牙梳柄、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纺轮上均有发现。其中，大地湾文化彩陶上的彩绘符号是一种由波折笔画分四组对顶组合而成的大十字形图案，每组笔画复原起来为六个，或与六爻组成的“八卦”类数字卦象有关，可能与“四方五位”的宇宙观有联系。蒙培元认为，大地湾文化彩陶上的文字符号，都是由阴阳爻组成。凌家滩仰韶文化晚期玉版刻文表达了八卦和洛书内涵，俞伟超认为它们是卜卦器具，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陶轮刻符，李学勤厘定为“离卦”。泰安大汶口文化透雕象牙梳柄上由乾、坤构成“S”形图案。赵忠文认为，八卦卦画之中最先出现的是乾、坤两卦的卦画，其符合《周易·系辞》所讲的“乾坤其易之蕴邪”的道理。此外，考古发现证实，早在距今8000年前左右贾湖遗址已产生了象数观念。裴李岗文化墓葬多数以二、四、六、八的偶数龟甲陪葬，而且上限为八，这种墓葬习俗应是对阴阳八卦的崇拜所致。依据易学象数观念，贾湖的葬俗本身即意味着八卦早已产生，它是对阴阳八卦的一种形象演绎。贾湖遗址的发掘者宋会群、张居中认为，贾湖龟卜当属于八卦一类数卜的范畴，体现了“象数思维”。
以上考古材料和研究揭示出，新石器时代出土部分器物刻符与八卦数卜、卦画符号之间存在关联，过去也有不少学者作过一些探讨，如王先胜分析了史前器物纹饰与易学符号之间的关系，认为器物纹饰含义在古天文历法、古代易学知识背景和体系中一般是能够得到顺利地认读或合理解释的，它们与“伏羲画卦”、天下文明、八卦为历法等中国神话和传说中的重要内容相吻合。赵忠文分析了陶器符号与八卦符号的内在联系，认为八卦应当产生在陶器被广泛使用的新石器时代，阴爻、阳爻符号源于陶器符号，为八卦卦画的全部画出提供了有利的机缘。由于八卦的产生涉及到对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现代符号学理论的认识，至今学界对这一问题仍有讨论。
笔者认为，这些刻划有卦画符号的器物多出土于大中型墓葬，主要用于占卜、祭祀，本身即具有象数观念，与八卦的产生关联较大。从现代符号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八卦首先是一个符号系统，它是由阴爻、阳爻符号表示出来的概念思维，由阴、阳爻符号组成的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各自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界八种现象，揭示了它们对立统一，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影响、变化无穷的运行规律。符号的基本特征体现为抽象性、普遍性和多变性，而普遍性符号的功能具有普遍适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含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八卦本身即具有抽象性、普遍性、多变性等现代符号学特征。列维·斯特劳斯说：“逻辑就是建立必然的联系。”八卦系统就是在事物之间求得必然联系，这是一种内涵逻辑，即是所谓的象思维。王仁湘依据《周易·系辞下》所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认为这里所指当为卦符，也称卦形、卦画，也是一类广义的符号，与现代符号学概念非常接近。他进而指出：“（中国）史前的符号时代是孕育文明的前文明时代”，“考古发现让我们知道了史前的符号时代。在文字出现之前，符号已经开始统领一些特定区域的人群，符号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古中国人认识天地宇宙，萌生出阴阳观念，当天圆地方和地阴天阳概念形成之时，我相信相关的符号也随之创制成功了”。依此观点，八卦符号是史前先民认识天地宇宙，萌生阴阳观念，形成天圆地方和地阴天阳概念之时产生的，这符合人类思想观念形成的一般规律。根据考古资料，距今8000年前贾湖龟甲以背甲象天、以腹甲形地，或者“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已有雏形。贾湖遗址墓葬多数以二、四、六、八的偶数龟甲陪葬，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说明对“正整数奇偶规律”已有所认识。可见，当时天圆地方、天阳地阴的概念或已形成，因此，在此背景下，创制八卦符号以象征天地阴阳的条件或已具备。而出土器物上的卦画符号或是先民创制八卦符号在祭祀、占卜活动中的物质遗留。由此可以推定，八卦产生之初即是对天地阴阳观念的表达和现实物象的模拟，具有抽象性、普遍性和无限包容性。正如王仁湘认为，阴阳是古代观察、解释、利用世界而得出的认知，是一种宇宙观和认识论，它指导着人们的精神思维与社会生活。只不过上升为哲学范畴的“阴阳”是后人对阴爻、阳爻两种符号的概念性描述。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八卦从起源到最终完成经历了一个长时间发展过程，新石器时代发现的越来越多的器物符号材料为研究八卦的产生、形成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综合体，包括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各种因素。在我国文献中，伏羲作八卦对早期宇宙观、社会观和宗教观产生了影响，集中体现了八卦核心观念的形成，以及其对中华文明的重要影响。而这些属于精神和社会关系层面的观念在文献和石器时代考古遗存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首先，从古代文献看，伏羲作八卦是通过对天地自然万物、人类社会运行客观规律的观察总结，包含了宇宙、世界、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在早期宇宙观方面，《周易·系辞下》、先秦诸子等早期典籍对伏羲作八卦与天地之道有不少记载，除了《周易·系辞》所记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始画八卦外，《管子·轻重戊》记述了齐桓公问政于管仲，“管子对曰：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文中“六峜”指乾坤六法。“九九之数”中的“九”为天地之大数，道家有“玄生万物，九权九归一”的说法。《周髀算经》：“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天道圆，地道方，天圆地方即是古代阴阳学说的重要内容，被看作是道的理念。《春秋内事》载：（伏羲）“始画八卦，定天地之位。”这些文献记述了伏羲始作八卦、造乾坤六法，定天地之位，以阴阳变化，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的早期宇宙观。
在早期社会观方面，西汉陆贾《新语》载：“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而生。”《周易·乾凿度》对此说得更加明确：“孔子曰：方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无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于是伏羲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罔罟以佃以渔，以赡人用。”班固在《白虎通·号篇》中也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班固在辞赋名篇《东都赋》中更是描绘伏羲治世为“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斯乃伏牺氏之所以基皇德也。”这些都是伏羲画八卦，定人伦，立王道，确定夫妇、父子、君臣人伦规范，强调社会秩序，维系社会关系，实行社会治理的早期社会观的体现。
在早期宗教观方面，《汉书·律历志》载：“自伏牺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稽古，法度章焉。”东晋《帝王世纪》载：“庖牺氏作八卦，神农重之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唐《艺文类聚·方术部》载：“庖牺氏作。始有筮。其后殷时，巫咸善筮。”数卜、占筮为原始宗教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都与伏羲画卦有关。
其次，从考古学资料看，距今8000年前左右，裴李岗时代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在天文、象数、字符、宗教等方面的考古发现，显示中国当时已经拥有较为复杂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宇宙观，社会也有了初步分化。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不断得到传承和发展，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韩建业认为，“当时‘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以及与此相关的观象授时、天文历法、象数龟占、阴阳八卦、通天敬天等，是一种将天地宇宙、人类万物统一起来的强调普遍联系的整体性宇宙观……在这种宇宙观的支配下，我们的祖先对天地自然始终抱有敬畏之心，发展到《周易》《道德经》所代表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适时而为的世界观，阴阳互补、对立统一、变动不居的辩证思维，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当中，奠定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石，引领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在裴李岗文化、陕西临潼白家、天水大地湾遗址中出现了“族葬”习俗，已有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当为现实社会中重视亲情人伦、强调社会秩序的反映。这是早期社会观在考古学遗存的体现。另外，自贾湖龟占始，至龙山文化骨卜广泛流行，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盛行龟占、骨卜宗教，这是早期宗教观形成的考古学印证。
可见，早期宇宙观、社会观、宗教观多与伏羲画卦有关，亦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实际相符合。《周易·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体现了八卦、易与天道、人道、地道的关系。分析其理论之依归，应当与伏羲所作八卦及其核心观念相关，反映了八卦核心观念的形成。一方面，伏羲“画八卦”的核心要素是“阴阳”，通过对天地日月、寒暑变化、男女等现象的不断观察，将大千世界变化规律概括为最基本的两种物质——天、地与阴、阳关系，产生了天圆地方、天地定位、天阳地阴、通天敬天等观念；另一方面，阴阳揭示了自然万物的正反两面的对立矛盾性，以及矛盾双方的和合统一性，八卦因之又具有对立统一、阴阳和合、追求秩序等观念。由此我们可以将八卦的核心观念概括为天圆地方、天地定位、天阳地阴、通天敬天，以及对立统一、阴阳和合、追求秩序等方面。距今8000年前后是中国“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的重要形成期，也是中华原创思想的爆发期。如前所述，八卦或产生于距今8000前的新石器时代，因此，八卦及其核心观念应当是史前先民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顺应史前农业发展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中华原创思想。
综上所述，八卦及其核心观念可能产生于距今8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八卦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本身即具有抽象性、普遍性、多变性等现代符号学特征。八卦从起源到完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考古工作的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为研究八卦及其核心观念的产生、形成提供了实物资料，为伏羲画卦传说提供了历史背景。距今8000年前后中国“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的形成，为八卦这一中华原创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八卦及其观念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我国开展天象观测的历史悠久，且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联系密切。关于天文学与文明的关系，冯时取义《易传》《尚书》，强调“观象授时”等天文学成就。八卦代表着社会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就与天文学有关。《周易·系辞下》记述了伏羲画八卦的过程，认为八卦本身即来源于对天象地理的观测。《春秋内事》记载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始画八卦，并“建分八节，以爻应气，凡二十四气，消息祸福，以制吉凶。”《周髀算经》称：“伏羲作历度”，《古微书》载：“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陈久金认为，八卦起源于历法即四时八节。四时八节与四方八位又是相对应的。司马迁父子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中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张晏注曰：“八位，八卦位也。”这里的四时、八位，即农历中的四时、八节。另外，《尔雅·释天》《尚书·尧典》《夏小正》等文献中都有天文历法、观象授时的记载，如《尚书·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其中“羲”即伏羲，“和”实际上是女娲，因为“和”与“娲”的古音相同。《尚书·尧典》记载了掌管四时之官的“四神”：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冯时认为他们是伏羲的后裔。另外，出土文献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详细记述了伏羲、女娲的四子分掌四时、建立观测天象系统的传说。卜辞有祭四方、四风的记载，如有一版胛骨刻辞云：“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凯；西方曰彝，风曰韦；北方曰宛，风曰役。”所谓析、因、彝、宛，见于《尚书·尧典》。四子于殷卜辞中已经明确成为分至四神，而且从形式上看，分至四神也是作为四方神出现的。春分神析主东方，秋分神彝主西方，夏至神因主南方，冬至神宛主北方。这些典籍史乘和出土文献反映了我国上古天文学成就，以及伏羲画卦及八卦与“观象授时”、创立历法等天文学的关系。
除了文献记载外，我国发现的距今8000年前左右河南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规形器、骨笛，就与观测天象有关。除了贾湖出土的天文律器外，还在黄河、辽河流域发现了极其丰富的天文学图像和观象遗存，如距今6000多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45号墓葬龙虎与北斗天文图；距今5100年左右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寰丘遗存；距今约5300年河南巩义市双槐树遗址用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距今约4700年山西陶寺龙山文化观象台；距今4000年前陕西石峁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外城东门天文学遗存等。这些天文图像和观象遗存实证了我国史前天文学的悠久历史和突出成就。其中，河南濮阳天文图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天文图，年代在6500年前，其与战国早期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上的二十八宿、北斗、龙虎图案是相同的，显示着万世一系的传统。种种迹象表明，距今6500年前，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中国古代四子传说的出现年代至迟在前第四千纪中叶已经完成。我国史前天文学得到了充分发展，不仅建立了观测天象的系统，而且对天文历法的认识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由此可见，伏羲画卦、观象制历并非虚妄之说，结合文献和考古揭示伏羲画卦与天文历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史前天文学取得的成就和深刻内涵。
天文学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一项重要因素，它首先与原始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结果表明，史前农业的发展确实在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南方和北方就分别发展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和粟作农业，距今8000年前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南稻北粟”两大农业体系已基本形成。农业生产需要准确农时，先民们通过观象授时，进而催生了天文学的兴起。而天文学又加速了史前农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为人口增殖、社群规模扩大和向复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给黄河、长江及辽河流域史前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变化：一是人口的显著增加，二是早期城市的出现。”其中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明更是呈现出领先势头，而且良渚率先孕育出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因此，伏羲画卦、观象制历或是史前先民为适应农业发展进行“观象授时”的历史缩影，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2.八卦与契刻文字对文字产生的影响。
文字出现是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文字的起源始于伏羲画卦，如汉代《尚书·序》有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的记载。班固《汉书》：“虙羲画卦，书契后作。”许慎《说文解字·叙》将伏羲氏作八卦以垂宪象、神农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黄帝时仓颉初造书契，作为中国文字从起源到定型的三个阶段。《帝王世纪》《补史记·三皇本纪》等典籍对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有着相同记载。这些说明先有卦而后有文字，伏羲始作八卦，造书契为文字肇始。伏羲所造“书契”或即“契刻文字”，可能与史前刻划符号有关。考古发现早于殷墟甲骨文，且与文字起源有关的资料为契刻在大量史前陶器、少量甲骨和其他材质上面的符号。陶器符号于1920年代后期陆续发现，1930年代始见著录。解放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在许多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中，如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松泽文化、小河沿文化、西樵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商代文化遗存中，均有一定数量陶器符号的出土，其不少字形、字义，包括契刻方式具有一定的文化延续，它们共同为探索汉字起源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河上游地区甘宁青三省区史前时期陶器上的符号与图像，涵盖了大地湾、仰韶、马家窑、宗日、菜园、齐家、四坝、辛店、寺洼、沙井等十多处文化遗存。其形式有彩绘、刻划两种。内容可分为数字类、单字类和象形类。研究者认为这些陶器符号可能是我国甲骨文字的源头。关于史前刻符的文化属性和内涵，唐兰、李孝定、郭沫若、于省吾、李学勤、裘锡圭、高明等很多学者均发表了相关论述，大多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与中国汉字的起源有关。
此外，古文献中也有“八卦”即为古文字之说，如汉代《易纬·乾坤凿度》将八卦符号释读为汉字，即：“（乾）古天字，（坤）古地字，（巽）古巽字，（艮）古山字，（坎）古坎字，（离）古火字，（震）古雷字，（兑）古泽字。”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序》注中说：“庖牺作八卦，虽即文字之肇端。”当代也有学者认为八卦符号与汉字形成有一定关联。蒙培元认为，阴阳爻是抽象化的符号，从阴阳爻变化组合成文字，是完全可能的[3]。八卦与文字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和八卦的创造过程是一致的。汉字有“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之说，宋代郑樵曾提出：“六书也者，皆象形之变”（郑樵《通志·六书略》）。归纳起来，六书可用象意来概括，这种文字的创造，与《周易·系辞》所说“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的八卦创造，其思路和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二是八卦与史前刻划字符之间的联系，在考古资料中也有迹可循。如贾湖遗址出土M94：4、M233：11和M233：15、M344：28龟腹甲上的刻符，是当时占卜的记录。蔡运章等认为贾湖刻符是“卦象文字”，王晖认为可称“文字性刻划符号”。唐建分析了文字起源的十二个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商甲骨文历史来源的三条考古理论标准，认为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可确证商甲骨文的历史源头，中国文字是由契刻发展而来。甚至有些出土刻划符号的形态较为复杂，内涵更为丰富，可能直接与八卦方位观念相关，如：距今约7300-7000年安徽双墩文化刻划符号，其中的“十”“井”等字形刻符当表示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等空间体系，其“天地定位”思想与八卦理论相吻合。
综上所论，史前陶器、龟甲卜骨上的刻符作为文字起源似可定谳，它们与伏羲“造书契”在年代范围、契刻方式和文化内涵上是一致的，但是二者之间的关联，还需要考古学、历史学和易学等多学科的深入探讨。总之，八卦作为中华原创思想的重要内容，开创了中国文化的符号模型，因此，有必要将八卦符号及其产生的过程与史前刻符放置到中国文字起源这一命题中去研讨，并促使这一命题在深化文明起源研究中的进展。在此意义上说，八卦与契刻文字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彩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由萌芽到发展，奠定了跨越史前到历史时期的艺术传统。中国彩陶最早出现于距今约9000-8500年的上山文化，后来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各考古学文化，在全国多个地区都有发现，不仅数量多，而且个性鲜明，成为各自文化的主要特征和标志。从距今6000年开始，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颇具特色的以花和鸟图腾为代表的彩陶向周围地区逐渐施加影响。此后影响范围逐渐扩大，至距今5300年前后，其影响所及南达长江中游，北抵河套地区，东到黄河下游，西到黄河上游地区。在中国史前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彩陶文化的繁荣集中体现在制陶工艺方面，其中纹饰图案是其最动人的部分，图案内容有表现万物有灵信仰的动物图腾形象、天体和大地崇拜、生殖崇拜、灵魂和祖先崇拜，尤以几何纹、动物纹饰为主，其艺术灵感来自于人们经常观察到的自然界的山、水、日、月等，包括了人类早期的信仰，更多体现了对宇宙和自然万物的认识，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分析中国史前彩陶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彩陶图案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写实到写意的发展过程，具有高超精湛的艺术水准，“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纹饰构图精巧合理，纹彩绚丽多变，与优美的器物造型相结合，在原始艺术中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成为中国原始艺术创作的范例。”无论是其图案的构图布局，还是纹饰内容和色彩应用，彩陶艺术上已经表达有阴阳观念，其中都蕴含了天圆地方、八卦方位、阴阳和谐、对立统一、天文象数等观念。如大地湾文化彩陶一件大口圜底钵的内彩有三或四个相同花纹（如圆点、二道彩）作等距或对称排列；高庙文化出土白陶器身戳印八角星纹表达了八方九宫、天圆地方等空间观念；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葬出土一件红陶细颈壶器，身上装饰了上下三周三角形黑彩花纹，以等级差数递减分层布置，表明当时陶工对数理、对称统一等观念的掌握；河南郑州市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太阳纹、月亮纹、月牙纹、六角形纹等与天象有关的新纹样，显示了人们对天象观测的兴趣和经验。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八角星彩陶豆绘有五个或六个方形八角星状纹饰，除了纹饰构图对称外，采用白底红彩和红底白彩，黑彩勾边，黑白对比强烈，具有阴阳明暗的艺术效果。这些例证形象地反映了彩陶艺术成就，及八卦核心观念与彩陶艺术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彩陶是史前艺术的重要类别，八卦及其观念一经产生就成为史前艺术的基础，尤以彩陶文化表现突出，同时彩陶文化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史前制陶业的发展，为古代文明百花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始宗教是文明时代的重要因素。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大体为自然崇拜、灵物崇拜、灵魂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表现形式是巫师、巫术的盛行、多神教向一神教靠拢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矗立，同时出现了天、地、神、人合一的高级宗教意识。李学勤认为，中国古代的祭祀崇拜是礼制的一部分，有敬祖追远的特点。祖先崇拜是祭祀崇拜的重要特征之一。祖先崇拜观念并非凭空出现，只有当确立了父子之亲、长幼之序等亲情人伦秩序，才具备祖先崇拜观念产生的前提条件；而人伦的确立在文献中是与伏羲画卦联系在一起的。如陆贾《新语·道基第一》所言：“于是先圣乃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班固《东都赋》云：“人伦实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如前所述，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距今约8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贾湖、裴李岗、白家文化或大地湾文化已产生了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如：裴李岗文化墓地分区分组，井然有序，其空间分区应当主要依据的是血缘关系，体现出对祖先的敬重和对社会秩序的重视。与此同时，在贾湖遗址裴李岗文化墓葬中出现了用龟甲作卜卦器具的原始宗教，反映了先民敬天法祖的信仰。可见，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祖先崇拜和人伦观念，与伏羲画卦以定人道，人伦实始的文献记载是相一致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表明，前4000年左右中国各文化区相继开启了“文明化”或复杂化进程。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而自大约58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从考古资料看，这一时期，继贾湖龟卜之后，骨卜宗教开始盛行，敬天法祖信仰得到传承和发展，对中华文明历史演进影响深远。如：甘肃天水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了距今5800年左右石岭下类型带有刻划符号的卜骨，为目前发现最早的骨卜宗教。山东大汶口文化继承了裴李岗文化的龟卜传统，之后在黄河、淮河及汉水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中盛行骨卜宗教。正如张忠培所说：“从龙山时代始，骨卜成了中国的普化宗教……骨卜宗教的普化，是影响深及商周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宗教革命。”原始宗教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在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现了不少带有祭祀性质的大型礼仪建筑和神庙、祭坛遗存，如：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晚期F901大房子，它很像是一个部落联盟的议事会堂和神庙；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出现了祭祀神灵的大型积石冢、祭坛和有大批塑像的类似庙宇建筑；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发现了“祭坛”遗址等。这些祭祀和礼仪性建筑遗存建立在原始宗教敬天法祖的信仰之上，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史前社会注重行天之道、修积德惠的精神追求，也是古中国人对天地定位、天阳地阴、天人合一、通天敬天、阴阳和合和追求秩序等核心观念的传承，它进一步推动了史前社会精神信仰的建构和文明社会的历史演进。戴向明认为，辽西牛河梁发现的“坛、庙、冢”，表明红山社会可能拥有统一的信仰和祭祀行为。良渚已经形成东亚最早的国家。韩建业认为，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可能是甘陕地区“古国”的中心聚落，已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或者初具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根据文献记载，伏羲画八卦，立占筮之法，其影响深及殷商卜筮。新石器时代建立在祖先崇拜敬天法祖信仰之上的原始宗教，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复杂化进程，其中无不蕴含八卦核心观念在内，这无疑是八卦及其观念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综上，通过文献和考古学分析，伏羲画卦与观象测时、契刻文字、彩陶艺术、祖先崇拜、占卜祭祀等相关联；八卦所蕴含的天圆地方、天地定位、天阳地阴、天人合一、通天敬天、阴阳和合、对立统一、追求秩序等核心观念，对早期宇宙观、社会观和宗教观产生影响，史前时期有关天文、字符、彩陶、祭祀崇拜等考古发现，显示了早期中国已形成了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知识体系和精神信仰，而史前天文学、契刻文字、彩陶文化、祭祀崇拜又分别促进了史前农业的发展、汉字的出现、彩陶文化的繁荣和社会复杂化进程，进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与伏羲画卦的关系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伏羲画卦是对中华文明起源影响极为深远的古史传说，八卦及其观念可能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是中华原创思想的重要内容。自先秦以来，由于其对中华文明非凡的贡献，伏羲画卦被历代口耳相传又见诸文献并加以歌颂、推崇。更为重要的是，八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活水源头，八卦到《周易》的演变，为中国文化的定型奠定了基础。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概括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五个突出特性”，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阐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讲好伏羲画卦故事，做好伏羲画卦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无疑是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应当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需要重视古史传说的价值，我们不能在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对伏羲画卦简单予以否定。今后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探索“古史传说与古代文明理论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开展伏羲文化与文明起源的对证研究，以助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