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夜晚聚会多,最近,一些申城市民因代驾产生了不少烦心事——“代驾司机闯了红灯,却不缴纳罚款,违法信息记录在我的车辆上,很让人头大。”“不仅绕路,代驾司机还趁我醉酒不清醒时多收钱。”
行业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月,我国从事汽车代驾服务从业人员已达到百万人,代驾使用人数超过3.4亿人,订单总量破10亿。然而,代驾行业也存在一些常被诟病的问题,如代驾司机准入门槛较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中途加价等问题。
代驾准入门槛低,乱象频发
8月5日,上海市民徐先生使用打车App下单了代驾服务,平安到家后,徐先生本以为这是一次顺利的出行,却没想到不久便收到了机动车违法信息通知,原来代驾司机在开车时闯了红灯,“电子警察正面拍摄到了代驾司机,虽然扣分不在我这里,可缴纳罚款需要本人前去处理,但我根本联系不上代驾司机。”
徐先生尝试联系代驾平台,平台却表示此司机已经不在该平台接单。徐先生先后拨打了两次12345进行投诉反馈,9月5日,代驾平台才联系了徐先生,请他寄送行驶证等文件,协调解决此事。徐先生懊恼道:“申诉流程都一个多月了,沟通成本也很高,因为代驾闯红灯,下一年的交强险也要涨价。”
不少车主对于代驾司机和代驾平台的专业性存疑。今年6月份,代驾司机驾驶法拉利自燃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也引发了公众对于代驾行业准入门槛的讨论。当时,法拉利车主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代驾司机承认将车调成了手动档一档跑了全程,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开过(这种车型),说的话也很外行。”
市民陈先生也有过一次“相互扯皮”的代驾经历,当时陈先生使用信用卡积分兑换了一次代驾服务,代驾费用约90元,但陈先生准备下车时,代驾司机拿出二维码,让陈先生扫码支付220元,他也没有多想,“我当时是醉酒状态,并不清醒,便直接支付了”。
第二天陈先生才反应过来:“首先,司机让我支付的费用过高,其次,第二段行程严重绕路,我是从九亭到泗泾附近,总共8公里左右,但整个行程却有20公里,相当于是绕了个圈子才到家。而且,代驾司机在我车上抽烟,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烟味第二天还残留在车里。”
随后,陈先生立即联系了代驾平台,经过一番据理力争后,代驾平台退还给陈先生200元。但除退款外,陈先生的诉求还包括“对司机进行处罚”,代驾平台客服满口应承,但当陈先生追问具体如何处置时,客服便含糊其词。
有过几年代驾经验的卞师傅介绍道,他注册过多家代驾公司的账号,成为代驾一般要求年满20-60周岁,有些代驾公司并不需要线下路考,仅采用“线上认证+考试”的模式即可注册成功,对驾龄和驾驶经验、驾驶车型并无过多考量。
而大部分代驾司机均是兼职,其中,不少代驾公司与司机签订的是“合作协议”,意指自己仅是中间的信息提供方,通过搭建线上平台,充当信息中介,将有代驾需求的用户与具备服务能力的代驾司机进行匹配,在法律层面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而平台往往拥有更大的权利,如分配接单、冻结账号、或对提现进行限制等,卞师傅就有三笔待提现的款项被冻结了一年仍未能取出。
消费者维权不畅通
多位专家指出,目前代驾行业的乱象的关键在于相关法规条例的滞后性。
比如,代驾途中发生事故或违规的情况,消费者究竟应找谁负责?这涉及代驾司机和平台的关系认定,关键在于代驾司机提供的代驾服务是否是履行代驾公司职务的行为,也是目前在法学界颇有争议的地方——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究竟属于劳动关系、雇佣关系,还是居间关系?
代驾平台往往强调自己仅是信息提供方。但是,平台虽然主要承担信息发布的角色,却掌控着算法调配、司机资质审核和行程路线的监控等环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杨思斌表示,在实际司法案例中,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是比较复杂的,涉及平台管理的强弱。即使同样是代驾司机穿着工作服、接收平台发布的信息,不同的案例也有着不同的认定结果。
而从监管层面来看,交通管理部门、工商部门、人社部门等都或多或少地承担对代驾行业的监管职责,但监管内容分散,且缺乏联动协调,往往会陷入多头监管的状况。
由于责任主体难以确定,监管层面又没有专门的主管部门。因此,在产生代驾纠纷时,消费者往往只能不断投诉,通过民法总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进行维权。
应提高准入门槛,逐步规范代驾行业
近年来,各地对于规范代驾行业的探索也一直在进行。
早在2014年,上海市道路运输协会就成立了代驾服务专业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上海市代驾服务业规范标准》。对于代驾的准入资格和收费标准做出了规定,如代驾者必须有本市户籍或居住证、无重大交通事故证明、五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能熟练驾驶多种类型的轿车,经过培训后才能持证上岗。其中,代驾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内容里还特别提及“高等级的代驾司机才能从事高档车的代驾业务”。
不过,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代驾业态快速更新,这一服务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由于缺乏行业管理规定,不少上海市民因代驾发生纠纷,拨打12345热线投诉后收到的回复都是:本市暂无代驾行业相关管理规定,自行联系平台运营方协商,如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2021年4月,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共同发布的《汽车代驾服务安全管理要求》团体标准开始实施,该标准引入了“汽车代驾互联网平台”的概念。今年3月份,经专家评审认定此标准已经不适应业态的发展,因而被废除。今年9月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发布公告,正公开征集相关标准,对其重新修订起草。
当然,团体标准只是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并不具备强制性和约束力,仅作为行业内的参照,执行与否也全靠企业自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杨思斌认为,并非要对每个行业都出台专项法规。他建议,可以参考对于网约车等行业的规范管理路径,先从地方条例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在下单网络代驾服务时,也应选择有资质、信誉好、大品牌的代驾公司,对于代驾司机的状态也要予以分辨,支付时需通过平台交易,不要向个人支付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