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奋在书房。
刘斯奋书法作品。
“刘斯奋艺文生涯70年”系列活动将于9月26日隆重开启,活动包括“诗文书画——刘斯奋艺文七十年综合展”,《蝠堂诗品》丛书、《刘斯奋自订艺文年表》新书首发活动,刘斯奋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改编舞台剧、影视作品展示活动,“文化蝠堂——刘斯奋艺文生涯七十年学术研讨会”,全面展示这位跨界“通才”的文艺成就。
1944年,刘斯奋出生于一个充满文学与艺术氛围的家庭。父亲刘逸生是中国早期著名的报人、诗人和文艺评论家,被誉为中国现代诗歌赏析学新流派的开创者,其著作《唐诗小札》等影响深远。
刘斯奋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在小说创作、学术研究、美术、书法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说:“我从不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在不同的身份中切换自如。其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荣获全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是迄今为止,广东第一位也是唯一获此项殊荣的作家。
他还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出版了学术著作《岭南三家诗选》、《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等书。刘斯奋近年的兴趣主要集中到绘画方面。他的人物画曾在各地展出,被誉为新文人画。
但是,在旁人看来是“通才”的他,却一直谦虚地认为自己是“业余的”。刘斯奋为自己取别号为“蝠堂”,以“似鸟非鸟,似兽非兽”的蝙蝠自喻。
他给记者讲了一只蝙蝠的故事:有一只蝙蝠出外找朋友。它去找走兽,但走兽们认为它会飞,属于鸟类,因此不肯接纳它。于是它只好转而找飞鸟,不料飞鸟们又认为它没有羽毛,应该属于兽类,也不肯接纳它。结果弄得这蝙蝠“毫无立场”,进退失据,颇有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狼狈。
刘斯奋说,这个故事使我油然想到了自己。由于受到父母的熏陶训诲,从少年时代起,就迷上了写写画画,当时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做一个文化人,能够用好老天爷赐予的那一点悟性,得其所哉地过上一生。不料世事的发展却大违所愿,命运之手鬼使神差地将他推入了从政之途。虽然对于写写画画的兴趣始终没有稍减,而且一直在为少年的梦想不懈地努力着,但是却连一天的“专业人士”也没有当过。结果情形就成了这样:在写作界的眼里,他是从政的(或者还是画画儿的);在绘画界的眼里,他也是从政的(或者还是写作的),而在从政的同事当中,他又是写作和画画儿的。这情形,十足就像故事当中那只蝙蝠。他认为自己既不是纯粹的作家,也非纯粹的画家,而是一个无拘无束、率性而为的“跨界”文化人。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已经80岁高龄的刘斯奋始终乐呵呵的,一如他的人生态度,人生就是要尽情地玩一场,“我玩了大半个世纪,没有遗憾”。
A
谈小说《白门柳》: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才是好作品
记者:为什么要写《白门柳》这本书?
刘斯奋:1980年春天,我作为宣传部张江明副部长的随行人员,赴广西桂平参加“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在行经西江的船上,经王晓吟介绍,认识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编辑邢富沅,一路上谈史论文,颇为投契。末了,他提出让我写一部历史小说,篇幅和题材都由我自己决定。我自幼受家庭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后来又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从事文学创作一直是我的一个梦。受到正式约稿,自然极大地激发起我的创作冲动。回来之后,经过一番考虑,决定以明末清初那一段“天崩地解”的历史为背景,以江南地区一群有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角,通过他们所走过的坎坷曲折道路,来揭示我国早期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把构想报给出版社之后,得到了认可,我就开始动手创作。
记者:写《白门柳》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刘斯奋:写《白门柳》所面临的挑战,除了此前没写过小说之外,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作为土生土长的岭南人,对江南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可以说完全隔膜,只能凭借历史材料去驰骋想象,直到写完第一部才去江南实地考察一圈,补了“生活”。二是以黄宗羲这种思想家作为小说主角,如何把抽象思想变成形象,如何把思想家成长过程展示出来?由于此前并未有同类作品可资借鉴,同样构成了很大的考验。
现代人写历史小说,要有一个站得比古人更高的立足点,才能够显示今天人们在思想和社会方面的发展。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大动乱,令中国社会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这么大的一场历史动乱,中国社会究竟得到了什么,出现什么能够代表时代本质意义上的进步?我想来想去,是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诞生。这是我们土生土长出来的,并不是西方传进来的,这是真正代表时代进步的。所以我决定将早期民主思想作为要表现的主题,站在这一思想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就跟前人看法完全不一样。
记者:《白门柳》得茅盾文学奖后,对你的创作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斯奋:得茅盾文学奖是一个荣誉,但一部作品得不得奖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能经得住历史和时间考验的,才是真正的好作品。《白门柳》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几十年仍然受到读者的认可与喜爱,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写完《白门柳》之后,我就封笔不写,转身去画画了。
记者:完成长篇小说《白门柳》的创作之后,你的兴趣和主要精力便从写作转向了绘画和书法。为什么不继续写小说了?
刘斯奋:这要命的《白门柳》,已经前后耗费了我整整16年的光阴——从37岁到53岁,可以说是人生当中最成熟、精力最充沛、艺术感觉最敏锐,因而也是创造力最旺盛的一个阶段。而为了写这部小说,我已经硬是把浑身解数都“砸”进去了,最后得以完成,算是有了一个结果。接下来呢,当然可以再写别的,但水平能否保持是一个问题;即使能够保持,却没有突破和超越,那么就不必浪费自己的精力,也不必浪费读者的时间了。更何况,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写与不写,全在兴趣。兴趣来时,只管没日没夜地埋头折腾;兴趣一过,掷笔退场,也不会有瞻前顾后的为难。人生不过短短数十年光景,既然心中已经另有所骛,又何不试着换一种活法呢?
也许我属于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岁月都有着切身体验的一代,因此对于能赶上当今这样的鼎盛时世,从心底里感到珍惜;面对海阔天空的艺术之域,情不自禁地兴奋莫名。一种竭我余力,遍访名区,穷探宝穴之慨,油然而生;觉得惟有如此,才不至于辜负时代的厚赐。正是这一种无法抗拒的“时代诱惑”,使我在完成《白门柳》的创作之后,又转向了绘画和书法,打算去追寻少年时代的另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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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人画:中国艺术应坚守传统的审美理想
记者:你的文人画将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和原创性相结合,显示出强烈的个人特色。你为什么会选画文人画?
刘斯奋:文人画路子是轻描摹而重挥写,轻形似而重神似,轻客体表现而重主体抒发,轻技巧审美而重文化审美。这种画风发端于唐、宋,大盛于元、明,曾经主宰画坛数百年;其艺术观念即使是从当时世界美术的格局来看,也是走在前头的。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历史和政治种种原因,文人画才衰落式微了。但是,这种画风其实在很高的层次上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理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发扬。事实上,也只有在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审视自己和面对世界的时候,文人画的价值才得以被重新认识,受到认可,并有了通过注入现代精神,继续发展推进的可能。这对于身为文人的我来说,无疑又是一种令人意动神驰的“诱惑”。
记者:中国画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刘斯奋:不能妄自菲薄,盲目唯西方的马首是瞻,继续充当西方文化的附庸。而是要回归与重振中国艺术自身的“道统”。重新发挥中国画以线造型、以简驭繁和侧重写意三大优长,沿着弘扬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的方向去寻求突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不管是当前的中国画,或是中国当前的油画、版画、雕塑,乃至一切中国艺术,都必须认真解决和始终坚守住的,就是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一个民族的审美理想,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制高点。只有站在制高点上,才能真正与别人分庭抗礼。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就是中庸之道,是含蓄、内敛、不走极端,认为过犹不及;就是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在中国传统中,有很多东西是不入画的。如死亡、战乱、灾祸、杀人、流血都不画。因为人类社会或大自然的这些极端的、非正常表现,都不符合中国文化的重视现世生存的情结以及“和为贵”的中庸之道。这与以执着的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西方艺术以激情之极度发挥,揭示之穷尽形相,表现之繁复淋漓为最高境界。画画也是无所顾忌,战争、死亡、流血、砍头、解剖,这些揭示人类“原罪”及其救赎的事物,全都可以入画。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理想。我认为中国画——其他艺术品种也同样,应当始终守住自身的传统理想,从而在艺术表现上显得别具襟怀,大异其趣。才能真正使对方自觉不能,自叹不如,也才会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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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诗词:学习传统文化最好的方式是读古典诗词
记者:你将在9月26日首发新书《蝠堂诗品》,这本书是讲什么内容的?
刘斯奋:《蝠堂诗品》丛书一套9册,凝聚了我在诗词研究领域的成果,精选唐诗名家经典、宋词豪放派、婉约派名篇佳作。特别选取了清代、近代面临国家变革、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品德高洁、舍生忘死、以笔为炬、唤起民众觉醒的岭南诗人。古诗选注部分通过今译文字为广大读者消除阅读的隔阂,让读者充分感受到古典诗词之优美。
记者:你对古典诗词的研究很深入,也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你对古典诗词的爱好是来自哪里?
刘斯奋:来自我母亲,我母亲钟爱传统诗词。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她怀着我逃难到广西梧州,路上也一直在读古诗词。受到了这种胎教和母亲的影响,我从小对诗词就特别地敏感,十几岁就可以写出很不错的诗词。曾记得在中山大学迎接新同学的墙报上,我写了一首五言律诗:“喜得新同志,年华看早阳。挥鞭来八面,与我结同裳。漠北霜风劲,江南春草长。红旗须认取,千里说豪肠!”
学习传统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读古典诗词。因为古典诗词的作者是古代文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一生都是读写诗词的,他们主要就是为了科举考试。由于熟读四书五经、古代典籍,从小培养了他们的灵性与人格,道德观与价值观,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写诗词,诗词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古典诗词又属于古代的百科全书,山川草木、喜怒哀乐,全都在里面,并且古诗词是形象的,既朗朗上口,又通俗易懂,是进入传统文化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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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自身:玩了大半世纪,人生没有遗憾
记者:为什么这次会想要举办艺文生涯70年系列活动?
刘斯奋:我已经80岁了,觉得人生应该要回顾总结一下,玩了大半个世纪了,有什么成果、经验、得失,都展示一下,让大家来评判一下,如果能给大家一点启发或一点感悟,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目的了。
记者:这么多年做学问,有没什么经验之谈?
刘斯奋:古典诗词、史学修养和思想方法,是我几十年来为文问学的三根支柱。首先诗词充满传统文化的精神,通过古典诗词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捷径。第二史学修养就是读历史,了解历史,了解这个时代的变迁。第三就是思想方法。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活动的三维空间中,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其与《周易》对于宇宙的变易认知,与中国传统的“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的唯物主张,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民众诉求是相通的。现在很多人不重视思想方法,如果不掌握思想方法,看什么问题都是雾里看花。
记者:艺术创作如何创新?
刘斯奋:我的小说创作也好,书画创作也好,都具有独特的个人面目,而且极少重复。但从我本人的意愿来说,从来没有刻意去创新。只要你将自己的天赋、学养、想法和人生经验尽情发挥出来,那就一定是新的。作者无意求新,但读者自觉其新。
以我写《白门柳》为例,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来审视、思考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现象、忠奸邪正的判断乃至男女关系的理解,自然都会与古人不一样。而用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方法进行创作,也自然会与古代小说大异其趣。当然,作为一部历史文化小说,我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积累和把握,无疑也起到重要作用。
总之,我从来没有刻意去创新,甚至不愿称之为创新,但只要把我的全部天赋、学养和积累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它自然就是与众不同的新的东西。很多艺术家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挖空心思搞出新,其实并不见得新,往往都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
记者:人生有没有什么遗憾?
刘斯奋: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作家、画家、书法家、学者都做了,什么都玩了。建议大家充分玩,将自己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至于达到什么程度就看老天爷决定。
记者: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或寄语吗?
刘斯奋:人的潜能是多方面的,绝不是只能做某一方面的事情。你只有试过才知道行不行,所以年轻人要多方尝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你还有很多青春岁月去挥霍,不要这么紧张,我35岁之前还是一事无成的。多准备多积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现代社会发展很快,很多新事物出现,也带来很多机会,问题是有没有准备好,能不能抓住机会。同时,要扬长避短,要弄清楚自身的长处和短处在什么地方。比如我的外语一塌糊涂,数学也不行,唱歌跳舞更不行,这是我的短处。补短是很难的,一定要认清自己的长处,把长处发挥到极致。你最能把握的,就是你的长处、你的天赋。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许晓蕾 实习生 叶嘉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