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讲坛 | 李浩：小眉小貌的文学和无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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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4年9月号

李    浩

有一位批评家说过，每写下一段话，一个判断，都会有一种腹背受敌的感觉：因为它所言说的仅是一个侧面，更不意味着“对方”就匮乏合理性和正确性。于是她说，当她确定一个论点做出了阐释之后，就开始思考要用更大的篇幅更多的文字来阐述另外的、完全反向的观点……我承认，我现在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那种强烈的腹背受敌感让我一遍遍地推翻自己已写下的部分，然后又一遍遍地重新开始。

这样的左右互搏让我纠结。我总怕因为对A的强调而造成我否认B、敌视B的印象，不，其实不是，我不准备完全地否认B的合理性甚至我个人也从B的那面不断汲取……但我似乎也不应在接下来的文字中“都照顾到”，它会冲淡我的想说和观点的明晰……这样说吧，当我以一种笃定的方式强调事物的A的时候，一定是事物的B过于强大而以一种汹涌的姿态盖过了A；而一旦A成为了强势和所谓的主流，我就会以同样笃定和真诚的方式来强调B了。

正是基于此，我决定认真真诚地写下这篇文字。

小眉小貌。这是作家黄碧云的话，她曾用这句话来指认张爱玲的小说，说张氏的小说是“俗世的、下沉的、小眉小貌的”。在我看来“小眉小貌”这个词用得极为精妙，或多或少也有着张爱玲式的小小刻毒。小眉小貌，是我们当下小说写作的一个普遍状态或者说基本趋向，甚至可以说，不只是我们的（不过我们的更加明显、更加集中和更加简单些）——在我看来，爱丽丝·门罗、卡佛、尤迪特·海尔曼、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安妮·埃尔诺等等，所提供的也属于小眉小貌的小说，尽管这个说法似乎不能概括他们写作的全部。小眉小貌，这类小说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写下的是俗世生活、日常发生、个人经历和对此的想象，是“目力所及”的生活沉积，始终有着强烈的“个人性”的影子；它们精心于小，精心于微末事件或者难以称为事件的那些“触动”，借用微水的波澜发现人性中的隐藏，乐道于被忽略的细节所呈现出的种种；它们，关心粮食和蔬菜，关心环境和器物，关心情爱、性爱和个人的困境，关心隔阂的存在和自我的孤独。总之，它们的关心和关注始终与生活日常相关，和个人境遇相关，和我们试图言说而又找不到出口的“那些情绪”相关，和……有批评家说作家应是人类的神经未梢，我承认，在这些小眉小貌的文字中更能或许说更便于呈现那种“神经末梢”感，最能体现得淋漓。

这样的小说，呈现我们的现实和现实认知，与日常生活有着一种粘合的、亲密的贴。这样的小说更容易让我们身临其境，进而感同身受，因为它始终是与个人相连的，与经历和经验相连的，仿若此时身边的发生。它的侧重更在于对人性的挖掘上，“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深刻”“开掘着人性的幽微曲暗”是我们对这类小说惯常的评语，它们也的确在做着这一点，部分小说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它们也是“把自我作为方法”的一种范例，是对个人小世界的着力开掘，是那种“没有远方的写作”。它们具体、踏实、绵密、黏稠，也更有亲近感，更容易勾连起我们在这个尘世中的世俗感受。它们，以个人的方式丰富了我们对生活、日常和情感的微妙感受——这是我能想到的用来赞美这类小说的可能评语，我并不否认这些评语的中肯和有效：是的，它们具备。

然而……我想，当小眉小貌成为趋势，甚至成为我们文学写作的基本面目，成为充斥着期刊和图书出版市场中最大主流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强调另外的一面和另外的可能了。出于对文学多样性和更大的有效性的维护，我们可能应当略含紧迫地强调文学的另一面和另外负载了。

在谈论过小眉小貌的小说的特点和优长之后，我愿意以更大的力气来谈论它可能的匮乏。尤其是，它们成为期刊的主流和趋之若鹜的批评家所关注的主流之后。

一是，这类小说往往过于平行于世相、迷恋于世相、沉浸于世相——总之，现实生活中的世相表演既是它的出发地也是它的归踪地，它们所要表达表现的就是日常中的世相纠缠。在这类小说中，它们要展现的多是作者们能看到的“这个世界”和“这个生活”，是日常世俗中的欲望纠缠、世情纠缠、情绪纠缠和精神纠缠。它们几乎局限于现实提供，绝不溢出，不提供平俗、平庸之外的任何东西，局限于生活已有，多少少少会有一些泥沼感——它们也不是对于世相没有质疑与反思，不是，但它们本质更为确认的是：生活如此，个人如此，在这个已经形成的泥沼里我们无法脱身，除了叹息之外似乎并无可能。记得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他《谎言中的真实》中曾强调过这样一段话：“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然而，小眉小貌的、沉迷于日常的那类小说恰恰缺乏“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的那种动机，它们认同的更多是生活里的已有，尽管对已有的不满也是在着的，只不过这种“在着”所诱发的也多是无用无能的叹息，仅此而已。

二是，这类小说的确是“小眉小貌”，局限于个人和个人的生活，它或多或少剔除了在这个时代中的世界影响、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剔除了形而上的审视与思考，有的仅仅是我（个人）在这一境遇中的情绪情感，具有的是一种“手把件的美”，是一种浮雕——在评及张爱玲的小说时，一向喜看张氏小说的刘绍铭先生也颇含遗憾地说道，“借用《红楼梦》里描绘宝玉的话，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端的是‘可怜辜负韶光，于国于家无望’。”我们时下的写作，在有意的剔除上做得更为强烈、本质，仿佛世界风云、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影响不到他或她的生活，经济是上行还是下行也影响不到他或她的生活，家庭和周围的人也基本影响不到他或她的生活，社会中的其他关系也影响不到他或她的生活。在这类小眉小貌的小说中，他或她往往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所有的故事在一个极有限度的两三人或几个人的空间里展开，多少有些真空化，完成的是一种基础欲望的“室内剧”。读多了这样的小说，那种下沉的力量和微微的麻木就会显现，那种索然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就会强化——它们，或多或少有着一丝的“肤浅”感，有点意思，但意思不大。

三是，这类小说的美和妙都属于“趣味性”的，往往是“华彩盖过了主干”，在文字雕琢上的用力明显大于内容实质。它们倾向并沉迷于小，乐道于世情世相世故之下被写作者所窥见的小伎俩、小心思、小恶毒以及小伪装……它不求宏旨而醉心于螺蛳壳里的道场，源于趣味也止于趣味。这类小眉小貌的小说吸引我们的往往就是它的语言美感和情绪铺排，精致而有小小繁华，但细究之下、重读之下——它们匮乏“生活之外”“日常之外”，匮乏那种超越性的、更引人省思和追问的东西，匮乏智慧也匮乏爱智慧，有的多是日常的泥沼和对泥沼中的生活的观看。它们无关宏旨，没有大事儿，满足于无用之用，有的只是世俗欲望和那种个体的、局部的呻吟。是的，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问题是我们如果不在沙和叶的中间有所宽阔、宏大而本质性的注入，沙只能是沙，叶只会是叶，所谓的“一世界”是不会自动地浸入其中的。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同样基于个人和家庭生活，但它透过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变形掘开的是生活中的另一面，一种我们在日常表象中看不到的隐藏，是“整个人类”借用高大崇高的词掩饰起来的幽暗之处，在这样的一沙中我们的确见到了世界；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同样是对一个个人（诗人雅罗米尔）的生命关照，它的强光同样打在个人的身上，但它始终埋伏着形而上的、具有超越性和终极感的追问，追问家庭影响、母亲的控制以及所有可以加诸于个人身上的东西，在这里，个体的一沙也紧紧地连接着整个世界。在鲁迅那里，《阿Q正传》关注的也是一个微小个人，但在这个个人的身上包含着、呈现着一个民族的DNA，甚至更多，是世界上多数人都部分拥有的“共性”。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或者《看不见的收藏》，契诃夫《万卡》或者《变色龙》，它们也都是基于个人和微末，但其中各有沟壑，充溢着爱和悲悯以及反讽的力量……需要承认，我的意思并非是说我们不要书写生活和日常，而是要在这份书写中添置——添置才是最重要的，添置才能让我们从那种平庸的、麻木的、从众的、简单欲望的泥沼中有所挣脱，而不仅仅是散沙化的个体生活的忠实仆从。添置，才是小说得以存在的理由，是它始终保持着闪烁的光的一个重要的策源地带。再回到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接着说道：“小说是生活的临时代用品。回到现实中去总是一种残忍的贫困化：证实了我们总是不如我们所梦想的。这意思就是说，每当小说暂时平息了人们的不满，同时也就挑起了人们的不满，刺激了人们的欲望和想象力。”

他指认着现实生活中那种“残忍的贫困化”。这应当是个事实，尤其是在一个承平日久、种种制度规则日渐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个人生活慢慢被虚化的今日。尤其是，我们的个人性越来越被压缩，越来越不肯冒险和越来越世故的今日。在这里，小说止于展示我们日常中的那些“残忍的贫困化”不仅无聊而且无趣，至少对于我这种迷恋于幻想和智力博弈的人是这样的。

书写了日常性和生活中的发生并不能使它们获得宽宥，哪怕它具有真实性和真实感。是的，生活是如此，但我们希望在文学中读到的不是你我共知的部分的确认，让我在镜子之中照见另一个自己和生活的那种贫困化，而是何以如此，以及能不能有更好的可能，能不能从小说的提供中获得启示——我们也应看到，作为想象性文学的小说几经变化，它由最初的“讲述一个故事”“描述一个故事”在缓缓地向“思考一个故事”过渡，小说中“思”的力量越来越重，尽管这里的“思”并非是简单粗暴地将哲学和社会学的认知拼贴于小说的里面——但，“思”是必要的，追问和反思是必要的，整体性的打量也依然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也会看到，那种与世相平行、小眉小貌的小说（尤其是当前流行着的我们的这类小说），它在悄然地割裂着“个人生活”和历史的、世界局势的、文化演进的、政治的、社会的、他人的关联性，它在消解、剔除种种“外在影响”而将“个人生活”简洁化或者卡通化，仿佛“栅栏之外再无世界”。在我看来这事实上也是一种自觉的囚禁，将自己囚禁于一个在套子里装着的日常、肉体和欲望的世界中，将自己再次地散沙化和孤立化，并将生活变成一个软体的词……我们应当还记得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一段陈述吧：“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而我们当下的那些小眉小貌的小说，其言说的、助长的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样态和情绪，它与这种生活形成着共谋。

尽管，有些小眉小貌的小说未必主观如此。

正如我们所强调的“无用之用”。必须承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是这一理论的拥趸，认定对于文学而言稀薄的艺术性才是第一位的，认定它可以也应当悬置道德，认定言说所谓的严肃话题特别是政治话题并不能使小说获得品质提升，评判小说优劣的标准并不在于话题的重要……即使现在我也不会完全地否定它所具备的合理性。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强调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无用之用本质上出于策略，是矫往过正，是对之前我们的文字过度强调“意义感”“文以载道”和“主题先行”而造成的负担过重的一种卸载与减负，是让我们得以从拧巴的、僵化的道德言说和政治政策解读的禁锢中得以摆脱——同样，我们强调A的时候并不是要否定B，我们强调无用之用的时候并不是要真的卸掉文学的一切重量，将它变成“纯艺术”性质的塑料花。不是的，我们只是希望将拼贴进来的、本来不属于它的那部分赘物清除出去，不是让它“全无容纳”。

然而，再次用到这个“然而”。然而，我们的诸多作家却将无用之用当成了自己回避真问题、躲避生活和生命锐利的庇护所，“无用之用”便成为他醉心于偏安的理直气壮的托词，问题是，说得多了我们也就真的信了，“无用之用”成为了我们的笃定。于是，我们越来越醉心于“近处”，醉心于鸡零狗碎、一地鸡毛，醉心于我疼啊、我苦啊、我郁闷啊、我孤独啊、我为什么没有钱也没有小蜜啊的轻质呻吟，醉心于身体欲望和失去时的惆怅……文学由此变轻，我们不再让它成为匕首或投枪，不再让它承载启蒙和治愚的功能，不再让它变成“对日常生活习焉不察的警告”，不再——

我们和世俗的、世相的、大众中流行的娱乐至死的思想打成一片，我们将它当做是对生活的平视，“作家也不能把自己看得过高”。我们甘愿做一个俗人，甘愿以一个俗众的认知和理解看待我们的生活和日常发生，我们计较于……我知道我在谈及于此的时候肯定再次腹背受敌，甚至会遭受“你以为你是谁”的讥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作家要高人一等，作家要不谙世事和世故，不问钱财粮粟也不便溺，而是说，作家不应当“仅仅”止步于此，这是不够的，就像一个哲学家不能不试图在纷繁的表象中找寻本质一样——尽管这个哲学家在日常中可能像普通人那样精于利益算计，总是遭受家中悍妻的虐待。

“正是由于文学的存在，由于它所形成的良知，由于它带给人们的希望和憧憬，也由于我们在进行一次美丽的幻想之旅后回到现实时的失落，正是由于这一切，比起过去的时代，比起当初那些讲故事的先辈们试图通过寓言使生活多一些人道的时代，如今的文明才得以少一些残忍。如果没有我们读过的那些佳作，我们一定会大不如现在；我们会多一些妥协，少一些躁动和倔强，甚至丧失批判精神，而后者才是进步的动力。”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如是说。在这段话里，他其实在提示我们文学有用，甚至是有大用的，文学的书写甚至可以成为文明“基石”中的一个坚实部分，因为它的里面贮含着人们所需要的良知、希望和憧憬，因为，它一直试图用寓言的方式使生活多一些人道。前些日子，在回答张艳梅教授关于“文学的意义”这一话题时我曾说过，“是的，是啊，文学时常无用，它干涉不了真正的生活，它面对生活中的林林总总哪怕是一片鸡毛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无力感自然也会让我们怀疑文学何为，文学何用。‘文学是种无用之用’，这句话除了让我们部分地摆脱责任和责任感之外还有别的功用吗？让文学摆脱了启蒙、治愚的作用之后，它真的可以变成一种简单的审美，变得轻松、轻逸起来吗？而顺着你的话题，我也想我们能不能继续追问：我们问文学要的意义是什么？它是审美、愉悦、感同身受还是力量感？是跨越时间的永恒性？是影响国家、民族、世界和人们的命运？是民智的开启？我想说，无论哪一项，文学都或多或少具有‘这样的意义’，只是它在威权和世俗利益面前有时会显得过度贫弱……当我们追问意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问的是力量感？因为文学的意义在我们的阅读中已经显现，我们感受着阅读的幸福、审美的快感、智力博弈的美妙以及对我们认知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种种启示……追问它的意义，在我看来是一种外求，我们希望它能展现出力量，希望它能给予力量，当然本质上，我们希望它展现出的是‘教化’的、引人向善向智的那种力量并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是的，在许多时候它都显得失效，但在我看来真正失效的可能不是文学，而是我们的‘接收器’……”

如果说，当时我们祭起“文学的无用之用”大旗是出于矫枉过正，出于权宜的反驳，那现在我们再次地笃定强调就是怯懦地掩饰，掩饰自己的贫和弱，无能和无力——即使我们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由为自己文字的小眉小貌辩护。

在著名的《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文中，米兰·昆德拉谈及“小说的死亡”，他说小说的死亡并不是说小说已经不再生产、不再被写出，不是，它依然会成百上千地被出版出来，只是这些小说没有为征服存在增添任何东西，它们没有发现存在的新的片断，它们仅仅是证实那些已经被说过了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我们早就有的，甚至可能是早被证谬证伪的。“现在我们知道小说是如何死亡的：并不是它消失不见了，而是它从小说的历史中脱落开去，它的死静静地发生，无人注意，没有谁为之义愤填膺。”

当我们把自己局限于日常和日常一隅，满足于小眉小貌甚至更过分些只剩下个人室内剧的时候，当我们不再为人的存在提供新发现、新理解，而仅仅证实那些已经被说过几千遍、几万遍的所谓道理和人性发现的时候，它可能就成了从小说的历史中脱落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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