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读|《李安访谈录》:聚焦李安

莫夫曼:你为何以家庭结构作为你所有电影的基础?
李安:在我看来,家庭关系是非常坚固的。它赋予人信仰,让人抵抗无聊,抵抗对毁灭的欲望。人一般需要某种约束——社会、家庭、国家、宗教的约束。但这可能变得非常复杂。
莫夫曼:你总是在作品中检视父亲的角色。事实上,你曾戏谑地将你的前三部作品称为“父亲三部曲”。在《理智与情感》中,引发故事的正是父亲的缺失。在《冰风暴》中,我们看到了终极美国父亲式人物——尼克松总统深陷丑闻,一切都陷入混乱。凯文·克莱恩饰演的本是我们身边遭遇危机的父亲。你为何经常运用父亲的主题?这与你的个人经历相关吗?
李安: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父权社会,我总是认为父亲有高于家长的寓意,父亲是传统体系的象征。我的前三部作品取材于我的父亲。
莫夫曼:能否介绍一下你的父亲?
李安:我父亲是他家中唯一离开的。他来到台湾,和我的母亲结婚,然后生了我。他是我上的高中——台湾最好的高中之一——的校长。上学时是校长的儿子,这总是令人十分尴尬!而且我是长子,所以总觉得自己必须撑起一切。我家里没有人喜欢艺术和创作,更不要提娱乐行业了。父亲代表的一切——家庭责任——让人难以呼吸,难以面对真我。
莫夫曼:你的父亲想让你做什么?
李安:我猜除了导演做什么都可以。他希望我教书,但我坚持要上电影学院。如果我没有拍《喜宴》并且获奖,他应该会觉得我很丢脸。
在《冰风暴》中探讨父亲,这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和我其他作品中的父亲相比,本随时间推移发生了更多改变。父亲是锚,影片的故事是围绕他展开的。但这一次,人物的原型是我自己。
莫夫曼:你自己?
李安:我自己。我对做父亲的恐惧。
莫夫曼:能否具体说说?
李安:我有两个孩子,分别是十三岁和七岁。我自己做父亲的体验和我对我父亲的认知是不同的。如今不是成年人生孩子——是孩子让父母成为成年人。你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孩子会以你为榜样,你必须努力不辜负孩子的期望,做一个好人。孩子会让你更成熟,但没有人能事先准备好做孩子的榜样,教孩子应该怎么做,满足他们的愿望。你总是担心自己不够好,所以只能伪装。这很像执导一部电影:你有一些想法,但作为父亲和导演,你很多时候需要表演。(笑。)你想对孩子诚实,但无法完全做到。事情会像电影《大话王》中一样变得一片混乱。但作为家长,你必须保持秩序,不能像《冰风暴》中的父母那样固执地冲向未知。
……
莫夫曼:《冰风暴》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阿托姆·伊戈扬即将面世的作品《甜蜜的来世》中也有类似的探讨。你们似乎都在问:我们在对自己的孩子做什么?
李安:我认为这是集体意识的一部分。中国人相信如果你做了坏事却未受惩罚,只是时候未到。我们在对孩子做什么——我们作为父母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它会让我们警惕环境,并注意自己的行为。我们会考虑后果。我们为了方便自己,解放自己,行事必须小心,因为这一切都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希望,正确的发问可以迫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电影和我的家庭是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工作做出了牺牲。因为拍电影时,我肩头扛着很多人的梦想,这比我的个人生活更重要。维持平衡很难,就像让盘子在细杆上旋转那种表演。很有中国味!
莫夫曼:《冰风暴》中有一幕,父亲提着行李箱上楼梯。他在儿子的房间门口停下,说:“嗨,我回来了。”两个男孩一脸迷惑地抬起头问:“你出去了吗?”
李安:(笑。)很悲哀。人物在他们的生活中梦游,很快就会被叫醒。
莫夫曼:但是只有发生悲剧才能把他们叫醒吗?
李安:是的。痛苦最能让人清醒。我认为痛苦在精神上是有益处的——是一种让人清醒的症状。如果去除人体的疼痛神经,人就会失去保护,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真切的痛苦让人成长。
莫夫曼:作为电影人,你的成长历程是怎样的?
李安:我最早拍摄了三部很个人化的作品。但我认为,你的所见所闻、你的周边世界,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不会拍十部那样的电影。我的成长经历挺无聊的,所以我想做有趣的尝试,想要突破自我,想要去探索。现在,我每拍一部新电影都认为影片会失败,我气数已尽,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不想失败,但我想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这是我对电影的态度。但我不想成为电影的奴隶。我会竭尽全力,但一部电影一旦完成,我就要向更高处进发。在我看来,导演是学习的过程,生命是学习的过程。学习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学习就是目标,是人生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