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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热播的抗战影片-------《八百》，曾引起国人广泛共鸣,四行仓库一战重振了当时淞沪会战受挫下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也让大多数的国人第一次认识了这一纵敢于马革裹尸的“八百壮士”...
我也曾去过上海四行仓库近距离感受着壮士们的心跳。
但从没想到有一天我能有幸给其中的一个壮士寻家。
一
2023年5月，恰好我在北京。
近几年致力于挖掘家乡文化的寿州诗人鹏子先生通过微信联系我，说四行仓库保卫战八百壮士之一的王文川先生是寿县人，前几年虽然动员了很多人帮忙寻找王先生的家乡，奈何一直无果。
希望我能帮助寻找一下壮士王文川先生的老家。
随后我上网搜索了有关资料，王文川先生的确称自己是寿县人。前两年家乡寿县的热心人士及《淮河早报》都有出面帮助寻找，但都没有准确的结果。
看来难度不小。
转回头我对鹏子说，先试试吧。不过我还是想与王秀英大姐交流一下，希望能寻到点有用的信息。
作者在采访王秀英大姐
二
15日下午，我与王秀英大姐相约在北京华侨博物馆附近一家咖啡馆会面。
我问王秀英大姐，为什么在老父亲生前，没有问老家具体在哪吗？
大姐告诉我，父亲平时在家给孩子的印象非常严厉，基本不谈自己的过往，他的口头禅“秋后算账”。他被“算”怕了。我有几次想问父亲的历史，都被父亲怼了回去。因为父亲一直说老家是“寿县”，所以也没想到问一问具体在寿县什么地方，以至于给我们的印象，父亲的老家就是寿县的。我曾经通过台湾方面来寻找，但人家让我报出爷爷奶奶的姓名，因为爷爷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随着父亲的离世以及自己岁数的增加，愈发想知道我们王家的根究竟在哪里，又适逢拍摄《八百》电影，我寻根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
三
由于生活贫困所迫，1933年夏，15岁的少年王文川离家由蚌埠，辗转来到南京。后在苏州从军张治中部，被分到第88师262旅524团1营4连，1937年任重机枪手，参加了著名的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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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川喜欢摄影、吹口琴，在孤军营里学的文化。因为相机故障，委托来孤军营慰问的民众带去外面修理，回来时相机被守卫的白俄士兵扣留，后在谢晋元团长的干预下才得以拿回。
谢团长当年的日记中曾三次提到王文川。
鉴于王文川在没有什么文化的情况下，能有如此成绩，这充分说明他较高的智商与情商。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侵华日军占领了租界，将孤军营里的将士分批押往江浙皖、巴布亚新几内亚服苦役，王文川被日军押往安徽芜湖一煤场抬煤。
1940年10月30日，日军修复了淮南铁路线。淮南煤炭得以通过此铁路到达芜湖裕溪口再入长江。因此，王文川去的这个芜湖煤场，实际上就是长江边上的裕溪口煤场。
上为1937年淮南煤矿局（芜湖）裕溪口煤场抬煤伕徽章
1943年春，王文川在老乡的帮助下，逃出了煤场。
历经各种磨难，王文川终于回到重庆陆军散兵收容所，之后被提拔为少尉。
1946年被调往北平陆军总医院，任后勤军需官。在此被后来的岳父看中，1948年1月与林佩衡女士成婚。
上为1948年9月王文川先生与林佩衡女士的结婚证书。上面王文川先生的籍贯写的是“寿县”，出生日期“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这两个都是有误。（王秀英提供）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陆军总医院被收编，由此王文川脱离军界，做了一名普通的老百姓，以做生意谋生。
1954年，国家进行公私合营，王进入北京轴承厂工作，后因病离职。
1960年代初，王在北京安定门办事处的协助下，开办了一家专门修理各种轴承的综合门市部。不久被合并到北京东城区电器厂。
文革期间，王因为历史问题受到冲击。1972年54岁的王文川得了脑血栓，从此长期半身不遂。
王从未跟家人说过自己抗战的经历，家人也一直以为他就是一普通人。
2007年2月，王文川的夫人林佩衡去世，子女们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无意中发现了父亲深埋了多年的秘密，才知道父亲是一位抗战老兵，曾经参加过上海四行保卫战。
2007年8月，在儿子王家宾、女儿王秀英的陪同下，王文川乘坐火车从北京来到上海四行仓库。在见到谢晋元塑像时，已经半身不遂30年的王文川竟然奇迹般的从轮椅上站立了起来，抱着谢团长的塑像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
2009年12月7日，抗战老兵王文川归队。
上为2007年8月，王文川先生在上海沪松战役纪念馆老团长谢晋元塑像前。（王秀英提供）
四
王秀英大姐还告诉我一件事，说2015年来淮南，亲属曾经带她去山上王家祖坟地给奶奶上坟。
然后我就问她，有没有路过寿县城？有没有看见寿县城墙？有没有去寿县城？
她说没有。
据此我判断，王家祖坟不在八公山，很有可能在舜耕山。
我联想到蔡城塘东有个王圩村，解放前隶属于寿县。淮上军总司令王龙亭就是此王圩人，不知道王文川是不是王圩人。待我联系上王圩村的朋友，把王文川的辈分报给他，朋友说辈分对不上。
1952年王秀英曾跟父母亲回来过老家，但因为当时才一岁，所以没留下什么记忆。
大姐跟我说，在淮南，我还有个家门大哥，叫王家滟，他可能知道点情况。
五
经与王家滟先生联系：
我是1950年出生的，我喊王文川大爷，他与我父亲是没出五服的兄弟，他俩关系很好，我们两家以前经常互相走动。小时候我多次随家人去北京看望他，他对我非常好，还给我买羊肉火锅吃。我有次撇着北京腔跟他聊天，他不高兴，批评我“淮南人撇北京腔干嘛？”
那个特殊时期，因为历史问题，我大爷受到冲击，以至于从不敢跟人，包括家人提过去的事。他比较正直。直到2007年我大娘去世，家人才发现他曾经是个抗战老兵。
大爷出生在老王郢，就是今天的淮南三中校园里。因为城市发展及建学校的需要，1954年，我们被迁移到南王郢。他的母亲，我喊二奶奶，也随村迁移到南边，今田家庵第五小学对面，因无人照应，我们家专门在我家旁边给她建了一间小屋。二奶奶1960年代去世，葬于泉山金家岭路西山坡王家祖坟，未立碑，还可寻。
二爷爷，也就是王文川的父亲，去世早，我没见过，也不知道葬于何处。
我有个堂兄王家河（音）与二奶奶很亲，可惜前几年去世了。
解放后还是老王郢时，大爷曾经回来过一次。搬到南王郢后，也回来过。以后就没有再回来了。
他还有一个弟弟，叫王文康。参加过抗美援朝，人高马大，饭量大，力大无比，一人可敌几人，在战场上立了很多功，后退役回王郢。有十几个奖状，都被婶娘拿给我们玩弄没了，1960年饿死于那个自然灾害。葬于大通水泥厂南山坡下，现已无痕迹了。
他还有个妹妹王文英，住田家庵，2021年也去世了。
前些年，通过多次与大爷的聊天，我断断续续了解一些他早年参加抗战的历史。在他最后的岁月，我曾经向他提出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可能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抑或其他，一直未果，有点遗憾。
他的大女儿王秀英前几年回来过，我曾就她父亲的家乡跟她解释过，但她搞不清，一直认为父亲是寿县人。我女儿还专门开车带她去泉山二奶奶的坟前祭拜。
解放后，王文川一直与老家王郢村亲属保持互动，并有书信往来。
王文川最后的岁月是在北京清河的一家养老院度过，王家滟与家人多次去京探望。
王家滟先生告诉我，本来他的家人准备把老人生前的心爱之物----口琴和手表，一同随骨灰安葬的，是我提醒他的子女，是不是可以留下来送给有关部门。最后这两样东西送给了崔永元抗战口述史资料馆。
上为1931年王郢位置图，1918年王文川出生于此。
六
老王郢村位于今淮南市田家庵区淮南三中、金湾名街一带，其原区域东至田大路，西隔人民路紧邻龙湖公园，南距舜耕山约4公里，北距淮河约2公里，村域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现属舜耕镇。
老王郢村现为淮南三中，壮士王文川先生出生地
清嘉庆年间，山东王起科携家眷逃难至此谋生。
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约在清光绪年间形成村落，时人称之“王郢子”。
王姓迁居前，已有姚、金、樊姓等人家在此居住。此处归怀远县管辖。
解放后，由于王郢村地处田家庵商业区南沿，随着城市的拓展，村民逐步迁出。从1954年起，部分村民分两期迁至南岗。2001年区政府实施旧城改造工程，开发建设"金湾名街"，老王郢子剩余的零星住户全部搬迁，原村落不复存在。
1929年王郢归怀远县洛河区管辖，1932年属怀远县第二区。
1940年3月，日伪设置田家庵镇。
1949年4月归属淮南矿区人民政府淮舜区人民政府，1950年9月归属淮南市第一区洞山乡。1954年王郢村成立"民生初级合作社"。
1956年蔬菜合作社成立，王郢村划为生产大队。
1960年长青专业蔬菜社成立，当时的王郢大队和新店大队合并为新王大队。
1983年新王大队划分为王郢和新店两个大队，后改为行政村，同属长青乡管辖。
上为1931年---1933年王郢位置图，此时王文川就住在此。
上为现王郢社区委员会
七
不知道王文川先生知不知道，他当年在芜湖煤场抬的煤炭，就是由火车从200多公里的九龙岗与大通煤矿拉来的，而这条铁路的那头就是他的家——王郢（田家庵）。
王文川先生1918年5月出生于王郢村，1933年夏离家。此时田家庵地名尚不出名，此处一直归怀远县。1932年王郢村归怀远县第二区管辖，并不属于寿县。
那为什么王文川的籍贯填写的是寿县而不是怀远？
为什么王文川认为自己是寿县人呢？
多年前，曾见过廖家湾廖氏三兄弟廖运周、廖运泽、廖运升的资料上也曾说自己是寿州人。
这或许与寿县距离较近，归属感的缘故吧。
早些年王家滟就曾经跟王秀英说过，老家是淮南田家庵王郢。
为什么王秀英不认可呢？
她说是受父亲“寿县”籍的影响，加之她是在北京土生土长，对淮南、寿县的地域没有任何概念。
更何况寿县是2015年12月30日才划归淮南。
综上，王文川的家当时实际上在怀远县王郢村（今田家庵——淮南市第三中学），由先祖王起科自清嘉庆年间来自山东，并非寿县。
《田家庵镇志》（~1953年）黄山书社 2009年9月
《王郢村志》黄山书社 2012年11月
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编 汤 宁
初审 孙继奎
终审 沈国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