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圆满结束，开国大典随即开始。

公安中央纵队警备团担负天安门城楼上下及观礼台周围的警卫任务，确保中央首长、各民主党派人士、外宾和观礼群众的安全。

作为开国大典的核心区域，这里是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绝不容有任何漏洞。为此，公安中央纵队警备团采取以武装警卫为主，便衣警卫为辅，以及部署标兵和验证军官等方式，维持大典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和破坏。

除核心区之外，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还加强了军警民一体的全城警戒。在城内执行正常警卫任务的第二团所担负的155处警卫目标，在西北城郊执行任务的第一团所担负的7处警卫目标，第三团所担负的15处警卫目标，都加强了警戒，增派了巡逻组。

地面易控，空中难防。为了防范国民党可能实施的空袭，第二团担负了天安门广场周围13个制高点的控制任务，同时负责复兴门西侧和安定门、宣武门西侧3个防空区的警戒和防空工事的守护任务，严密监视敌情动态。

1949年10月1日凌晨5时，公安中央纵队按预案迅速到位。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和行人通行。

为了便于组织指挥，公安部、市公安局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下设立了大会临时指挥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担任总指挥，市公安局三处副处长武创辰等担任副总指挥。除主席台的警卫由公安部直接负责外，其余的大会保卫任务，几乎都由市公安局承担。

为了确保永载史册的开国大典万无一失，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在局里专门开了两天会议，认真研究、布置大会内外的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仅观礼台周围，就从公安部队调派了1000多名便衣警卫。不仅如此，北京市公安局还以便衣警队为基础，专门成立了警卫科，隶属于保卫处。

在开国大典时，有一部分警卫分散到游行队伍中，进行随机控制，以防出现意外险情；另一部分则与有关派出所共同负责会场四周制高点的控制。

在参加开国大典保卫工作的便衣民警中，警卫队副大队长李宁是非常幸运的。他的任务是负责中南海到天安门城楼沿线的警卫，以及与负责天安门城楼上警卫任务的中央警卫处指挥员之间的联络，并护送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城楼，通报大典进度等。因此，他胸前佩戴的标志也与众不同。

开国大典这一天，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使用了两种证件，一种是红色绸缎竖式燕尾条状贵宾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及重要贵宾佩戴的就是这种红色证件。另一种就是李宁佩戴的浅黄色绸缎竖式燕尾条“工作人员”证，顺序号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筹委会”印章，只有中央首长的秘书、警卫员以及中央警卫处的少数警卫拥有。

△圆满完成开国大典保卫任务的北京警察合影纪念。

李宁后来回忆说，10月1日这天，看着近在咫尺的毛主席和新中国领导人们一步步登上城楼，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始终不敢忘记自己的职责。后来，他将这一特别标志捐给了北京警察博物馆。

开国大典当日，关瑞兰等女警负责天安门后至午门前这一段警卫。在开国大典进行中，她负责城楼上的供水。多年后，她追忆说：“每时每刻都提高警惕，都是瞪大眼睛的。”“开国大典开始后，我在城楼下烧开水。开水由几个男同志和两个女同志送上城楼，用洋铁壶，一壶一壶送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谁是哪号壶，是固定的，这壶是不能交给任何人的。这是纪律。”

北京市公安局刘朝江，当时在内七分局高碑胡同派出所工作。这个派出所是1949年6月由街政府和派出所合并时新建立的一个中心派出所，所长是来自老区的宋克栋。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就在内七分局管界，而高碑胡同派出所则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这个布局，给这个地区的保卫任务增加了难度。但为了开国大典，宋克栋把“明岗”做大做强。刘朝江后来回忆说：“当时身着豆绿色的公安干部制服，头戴豆绿色解放帽，圆形的帽徽上镶嵌着‘公安’两个耀眼的字，胸前别着一枚带有红色天安门轮廓的圆形证章（代替出入证）。这一‘明岗’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来回穿梭巡逻，一次需要半个多小时，但不觉得累。到了换班时，都不愿换，都想多值一个班。尽管大四眼井紧靠天安门广场，但我们任务在身，不容我们分神。责任大于天！”

北京市公安局在1949年年底的工作总结中自豪地写道：“我们基本上完成了首都的警卫工作，保证了各种重要会议的进行，保卫了各级首长、民主人士及国际友人的安全。”

记者：朱彦闫树军（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民盟盟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文字编辑：李冰洁

新媒体编辑：杨明珠（实习）

审核：周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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