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

讲清楚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是“中国有约·相约山东”活动向海内外展示孔子故里曲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内容。山东曲阜是春秋时期鲁国都城,是五千年中华文明重要的见证地,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相约山东曲阜,让我们一起走进东方圣城,走近圣贤的精神世界,感悟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成为近年来思想文化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进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那么,何谓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呢?毫无疑问,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自然也就出现过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包含诸多重要的文化元素。对历史人物和文化元素理解的不同,人们提炼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自然也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为更好的构建主流文化,至迟从汉代时期就已经有人开始提炼与中华文化关系最密切的元素,如有学者说:“孔子以前,黄帝以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周公”,同时说明黄帝、周公和孔子皆是与中国关系最大者,并为此后的中国学者所高度认可,如清末民初的历史学者夏曾佑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史》就引用了此语。所以,黄帝、周公和孔子三人应是中华传统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黄帝,姓公孙,号轩辕,“五帝”之首,被后世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中国第一位杰出历史人物。据司马迁描述,黄帝不仅“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拘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而且救乱于“神农氏世衰”之时。黄帝通过“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的雷霆手段,最终实现了“诸侯咸来宾从”。此后,黄帝又打败炎帝、蚩尤等其他部落,并获得当时所有诸侯的尊崇,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首次融为一体。

尽管春秋时代出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史记·五帝本纪》)的状况,但这丝毫不影响孔子对黄帝的赞誉和尊崇。《孔子家语·五帝德》一文详细记载了孔子心目中的黄帝形象,他不仅“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而且“播时百谷,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既为天下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而且为百姓的生活和身心健康提供食物、药材,同时他的仁爱之德泽及自然界的动物,呈现出人们心目中向往的“大同”世界。

在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黄帝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而此后很多部族的姓氏都可以追溯黄帝的后裔,在维护民族团结上自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移”;又如《北史·魏本纪》记载:“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鲜卑山,因以为号。”所以,黄帝是维系传统中国社会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

周公,姓姬,名旦,西周王朝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被后世尊奉为“元圣”。据《礼记·明堂位》记载:“成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辆,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在西周时期,周公的地位极为特殊,《尚书大传》中总结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尽管这种说过于整齐曾受到疑古学者的质疑,但是这也反应出周公与西周王朝关系。

如果说稳定新生政权主要是对西周王朝有利,那么“制礼作乐”则与中国数千年的风教文化密切相关,进而奠定五千年中华礼乐文明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山东曲阜周公庙第一进院落东西两侧石坊上方的“经天纬地”“制礼作乐”,分别代表的是周公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及其作用。按照通常的理解,周公“制礼作乐”是周代初期礼乐制度的创建过程,应是西周初期统治集团的共同建树,周公在其中则起着主导作用,自然也就成为西周礼乐制度的主要缔造者。

就常理而言,周代成熟的礼乐不会凭空产生,应是此前礼乐文化的总结和提升。孔子通过比较三代的礼制,所得出的结论是:“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一方面,三代礼乐是“因革”“损益”的关系,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周代礼乐“监于二代”,是此前礼乐文明的集大成,最终汇聚成“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周礼”,这也是孔子时常“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的原因。

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世尊奉为“至圣”。孔子首先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师者典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从三十岁开始,孔子就开始创办私学,将自己所学的“先王之道”传授给弟子,成为传统中国教育史上的典范。孔子一生教授的弟子众多,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话说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此规模庞大的学术团体,为战国时期文化繁荣以及诸子百家争鸣都奠定了基础。

当在鲁国的为政受挫后,孔子便带领弟子开启周游列国之行。就孔子师徒周游列国的目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道,也就是为在各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二是求仕,也就是寻求实现自己思想抱负的平台;三是学习,也就是通过实地考察丰富自己的思想学说。尽管孔子周游列国的范围并不广,主要涉及今天的山东、河南一带,但是孔子周游列国之行也是思想学说影响扩大的过程,被称为儒学的第一次南传北进,也为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奠定基础。

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在“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的情况下,孔子开始全身心整理典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的工作。孔子自述说“述而不作”,也就是将此前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特别是蕴含“先王之道”的内容,也就是司马迁说的“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所以,这些典籍既是后世中国人了解中华上古文明的一把钥匙,同时也推动孔子儒学成为孟子心目中此前中华文化的“集大成”。

巧合的是,黄帝、周公和孔子三人都与山东曲阜这座小城密切有关。曲阜是黄帝的出生地,据《史记正义》记载:“母曰附宝,……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曲阜是周公的封国,据《史记·周公世家》记载:“(武王)丰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为鲁周公。”尽管“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但是由于周公的特殊地位,先秦时期的鲁国拥有“兼用”“四代之服器官”(《礼记·明堂位》)的特权。同时,曲阜更是至圣孔子的出生地,《史记·孔子世家》开篇就有“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的记载,孔子通过创立“儒学”使曲阜从此前的一座“文化高地”,变成此后的一座“文化高峰”。从这样的角度说,曲阜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见证地,并孕育出众多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载体。而“中国有约·相约山东”2024年国际媒体采访活动走进曲阜,也是将中华文化精髓向世界展示,与世界分享。

作者简介:魏衍华,孔子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部长、研究员,首批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入选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论语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论语学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