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舆论对外卖骑手的“重视”,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忽而是“困在系统中”的悲情满满,忽而是“年入百万”的励志传奇,忽而又成了“每月不到900块”的心酸代表,乃至骑手的队伍规模、收入水平竟成了观察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
各路人马拿着放大镜研究“骑手“,不管是电影导演、高校学者,还是街边路人、营销号段,都能在这个话题中找到自己独特的叙事角度。这两天关于“745万骑手收入800亿”引发的全民帮外卖骑手算账,就很有代表性。许多人动动计算器简单做个除法,便得出“每人合计1万多元”“人均每月不到900块,年薪刚过万”的唱衰语调,表示心酸!
且不论这个算数水平如何,光是引发的批判算法、批判平台的“政治正确”言论,就再一次如蛆附骨般海量涌现。事实上,根据美团研究院自己公布的数据,近一半骑手接单天数不足30天。也就是说,这些算术爱好者首先就选错了基数,犯了常识性错误。
而如果一个骑手全年跑单超过260天,日均接单时长在6小时以上,其收入在当地具有一定竞争力。美团公布的数据表明,以2024年6月为例,如果骑手在一线城市跑单,月收入可达7354元以上,如果在三线及以下城市,月收入可达5556元以上。今年1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也指出,2023年外卖员月均收入为6803元,超过蓝领群体的平均值6043元,外卖员、月嫂、货车司机等职业的收入水平位居蓝领前列。
但数字常常抵不过情绪,频上热搜的“骑手叙事”,杂糅了底层悲情、劳资矛盾、经济焦虑,依然成为中国互联网舆论的独特叙事。支撑“骑手叙事”的,是三套“算法”:送餐服务的平台算法、社交媒体的流量算法和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市场算法。
三种算法一台戏,骑手叙事一锅粥。
被污名化的平台算法
平台算法是中国网民熟悉的“陌生人”。
2023年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到了5.45亿人,占网民整体的49.9%。同平台算法打交道、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算法的网民,真正了解过平台算法的百无其一。但是,无知并不影响他们声讨“算法罪恶”的正义。
绝大部分的骑手叙事中,“平台算法”都是头号反派,是“资本万恶”、“算法剥削”的罪恶工具。那么,一边点着外卖,一边骂算法的正义网友,又算什么呢?
二十块钱点外卖,附赠一份声讨算法的免费正义。键盘侠总能赢两回——花钱买回来的服务,和靠无知充值的自信。
只要你足够无知,看啥都是恶意满满的阴谋。平台算法就这样被“无知之幕”包装成了罪恶工具。
平台算法哪有什么阴谋?按件计酬是人类最古老的报酬支付方式,又不是平台经济崛起后的新发明。流水线作业不是按件计酬吗?平台出现之前,零星分散的外卖业务不也是按件计酬的吗?所有的按件计酬都需要精确计算劳动贡献,底层逻辑别无二致。归根结底平台算法只是按件计酬的技术工具罢了。何至于“算法剥削”,一惊一乍?
平台算法并没有改变按件计酬的底层逻辑,而是在技术力加持下让计算更便捷、更公开、公平了。每一单平台收费多少、外卖员取酬多少,明明白白的。所有的计算自动完成,没有“人情世故”的人工干预。收入即时计算按时给付,算法可不会拖欠薪资。
算法的确是机械的、冰冷的,无喜无悲不带好恶的偏见,这不正是按件计酬的最好工具吗?批评算法“没人性”的,难道都是没有被人事部门“手工KPI”毒打过的温室花朵吗?真正的“打工人”,可不会对职场的“人性”抱有温情脉脉的圣母想象。
送餐服务这样技术门槛不高的自由职业,需要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人性之光”,而是“丁是丁卯是卯”的精确计算。这种有一单算一单的行业,不折不扣地做到多劳多得,才是对劳动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尊重。
对于劳动者而言,“人性化”不是道德高调的空头支票,而是更多元化的自主选择。便捷高效的平台算法降低了从业的门槛,增加了劳动者自主选择的空间。从业者可以选择兼职赚零花,也可以全职干。可以卖力接单当“单王”,也可以选择“摸鱼”放空。
传统的按件计酬可没有给打工人自主安排工作量的选择空间——进厂打螺丝的“临时工”,别说白占工位摸鱼,就是上厕所也得精确到秒。只要不带偏见,不难发现平台算法不仅比传统流水线生产的计件报酬更公开公正,也更“人性化”。
当然,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平台算法不是万能的。平台算法只是送餐服务的计酬工具,这种企业经营机制不能替代社会福利分配机制,更不能替代宏观经济和劳动供需关系的市场算法。
骑手的“苦情叙事”总是把骑手收入、平台经济红利的矛头指向平台算法,完全搞错了方向。
被遮蔽的市场算法
“算法剥削”的指责,是对骑手收入分配机制无知的想象。这些键盘侠的经济观念还停留在前工业化时代,想当然地认为平台的盈利和几百年前的手工工场那样赚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这是非常荒谬的想象。
实际上,平台企业的财务报表清晰地显示,非但不是平台赚了骑手的血汗钱,反而是平台用“生态红利”补贴骑手的劳动收入。
2023年,美团全年营收2747.45亿,其中配送服务收入821.91亿及佣金收入746.31亿。美团有745万骑手,不计任何其他成本,配送服务收入即“跑单费”收入全部平摊到骑手每个人头上,人均年收入1.1万元。同理,把从商家收取的佣金收入也平摊上去,人均1万。反正,用户给的跑单费和商家给的佣金加在一起,也只够支付外卖骑手2.1万元的年收入,月均仅1千多元。就这三瓜两枣,得多大脑洞才能想象出平台抽成骑手收入赚钱?真要靠骑手跑单收入抽分子,那平台只能喝西北风。“算法剥削”,实在荒唐。
真实的情况是,大型外卖平台不仅不能从外卖员跑单费里“抽分子”,还得从广告等其他线上业务中转移一部分收入,用以补贴外卖骑手收入。
2023年51%的中国外卖骑手月收入处于7000—12000元区间。显然,骑手收入主要来自平台生态红利的补贴。
平台的生态红利来自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科技效应,增值了外卖员的劳动。在整个生态体系中,送餐服务是“烧钱”养着的成本支出项,而不是利润来源。外卖配送服务的平台经济中,从来都没有“骑手红利”,只有补贴骑手的“配送成本”。
由此可见,对外卖骑手终端收入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按件计酬的平台算法,而是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市场算法。
宏观经济好一点,平台上的商家经营活跃、广告投放多,可供分配外卖骑手的生态红利蛋糕就大一点。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分流外卖骑手的队伍,那么外卖骑手的人均收入就高一点。
反之,平台商家的日子紧巴巴、广告等线上业务收入减少、跑外卖的人员增加,平台企业的日子不好过,外卖骑手的收入也堪忧。平台和骑手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生态体系中的合作共赢,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互害。
这几年骑手收入下降,就是“市场算法”的结果。消费和就业两头堵的大环境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平台经济的生态红利分配僧多粥少,就算把平台算法改出花来,也改变不了“市场算法”对平台和骑手造成的宏观压力。
把骑手收入问题归咎于“平台算法”的“道德家们”,是对“市场算法”选择性失明。这种有意识的顾左右而言他,构成了“骑手叙事”的第三种算法——流量算法。靠渲染骑手职业的苦情赚流量,并不是真的关心骑手权益,而是挑动、激化社会矛盾,“吃人血馒头”。
贩卖情绪的流量算法
“骑手叙事”已经成为了互联网舆论的常驻热点,“流量不够,骑手来凑”已经到了怪异荒诞的程度。编造骑手“苦情叙事”,特别符合国人听祥林嫂哭诉的重口味,
今年4月份,江苏省泰州警方破获一起冒充外卖骑手虚假摆拍引流案件。作案者没有跑过一天外卖,却天天晒“外卖员真实工资收入”,千篇一律的六七十和各种奇葩扣款。作案者赚到了流量和打赏,却给当地外卖平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无独有偶,近日一名外卖小哥自拍在大雨中崩溃大哭的视频引发公众关注。视频画面字幕中写着“三单全白跑,还摔了两跤”“外卖小哥大雨中连接3个订单,第一单顾客说没做好防护,雨水打湿了,虽然那只是一箱矿泉水。第二单地址不详……第三单骑车摔倒……等红绿灯时情绪瞬间‘绷不住’在路边崩溃大哭”。
虽然有一些评论看出了猫腻,指出了“哪有那么巧,肯定有剧本”,但是更多的还是出于同情的点赞转发。结果,该短视频播放量超过千万,登上社交媒体热搜。然而,这也是一条摆拍的假视频。经公安机构查证,拍摄该视频的张某摆拍造假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带货变现。最终张某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这是真要“崩溃大哭”了,但不是骑手的苦情,而是骗子的报应。
这类爆款视频还有很多,短视频行业“小剧本”的想象力都用在了“骑手卖惨”上。诸如“女骑手深夜被盗车后大哭”的闹剧,以一窝骗子被警方处理告终。“#211毕业男子被裁员后瞒着妻子送外卖#”上热搜,其实是盗用身份的炒作。
“骑手卖惨”的苦情叙事,已经成为公开的、成规模的灰色流量生意。
剧本被批量制造,在网店里公开售卖,业绩不俗。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外卖小哥被投诉”“叫外卖不让打电话”“送外卖电梯坏了”……在相关网店里,38元就可买到两万多个短视频剧本,这些与外卖骑手相关的剧本也在其中。网店上还服务周到地提供外卖工装,号称“保真”。
显然,摆拍的“苦情”不是同情,批量制造的“卖惨”剧本不是真惨而是“卖”。被这些流量生意伤害最深的,正是外卖骑手群体。
自食其力、靠劳动吃饭的正当职业被刻意地贴上了“底层标签”后,就成了社会情绪宣泄的猎奇狂欢。闻者无意,说者有心。围观外卖骑手、编造骑手叙事,已经成了一种病态的舆论病。这是利用大众同情底层的朴素感情,炮制了一场对普通劳动者的集体羞辱。有外卖小哥在视频中抱怨道“我跑外卖赚的又不比村里的少,怎么就成了弱势群体,害我娶不上老婆”。
这个老实孩子不可能理解,中国社会高举“劳工神圣”的旗帜,却是用来包根深蒂固的体力劳动歧视。哪怕月入7000-12000的中位收入水平,高于唱唱跳跳擦擦边的小主播,也高于写字楼里的小白领,却洗不掉身上的“底层标签”。一个靠劳动赚钱的体面职业,被流量炒作成了灰头土脸的“失败者”、“弱者”。苦情和卖惨不是同情和关心,而是侮辱和损害。
这些“假骑手”的小剧本大行其道,是流量算法的最优解。骑手被剥削的底层受害者和平台企业加害者的身份标签,完美符合国人的经济想象。因此,刻意制造骑手的“苦情叙事”,已经从短视频的“草根领域”向学者专家的专业领域蔓延,制造了“算法剥削”“逆向改进算法”之类的“金句”。专业性挡不住流量算法的诱惑,守不住理性的底线,屠龙勇士变成了恶龙。
上下呼应之下,骑手成了“完美受害者”,平台企业也就成了黄世仁、周扒皮的平替。编好了故事,分配好了角色分配,生意就更好做了。制造话题、挑动矛盾、贩卖情绪,的确是完美的流量生意。
“外卖骑手”的叙事之争,成了三种算法恩怨情仇的大戏——平台算法创造就业、释放经济红利,却遭到了流量算法的狙击。流量算法从污名化平台经济中赚得满坑满谷,全然无视市场算法发出的报警……
很大程度上,这台“大戏”可以视为中国社会的缩影。之所以流量生意的骗子能无往不利,不是骗子太高明,而是我们的经济观念太陈旧。敌视商业、漠视市场规律的陈旧观念依然主导着我们的社会。道德空谈和乌托邦空想扭曲了现实,已经影响了中国社会整体的经济决策。只要错误的观念还在制造中国经济的出血点,源源不断地向流量生意输送卖血钱,我们就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经济痛感之下,狂热的情绪终于有了冷静下来的迹象。为平台算法正名,高度警惕流量算法的危害,才能改善市场算法的结果。唯有如此,中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才有未来。千万外卖骑手和数不尽的普通人,才能重获到经济发展释放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