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坍塌了
在《小官巨骗两千万:上班社保所长,下班彩票店员》的采访过程中,2024年8月19日,我从重庆赶到成都郊区,见到了53岁的蒋钰梅。她如今在成都做保姆,出门不会打车,手机也因怕被追债始终停机,只能我去她雇主家的小区门口接她。
她见到我时,眼中闪过一丝警惕,起初刻意跟我保持距离。后面她说,自己实在是被骗怕了。我完全理解,事实上,这种应激反应在我采访的其他受害者身上也出现过,一位受害者在电话里听说我是记者,本能地认为我要骗钱,无论我如何解释,对方还是情绪激动地声称要投诉我,并挂断电话。
聊起重庆市大足区社保所所长杨皓的骗局时,蒋钰梅倚在桌子一端云淡风轻地讲述自己的遭遇。我诧异的是,都到了这个时候,她还是习惯性地称呼杨皓“局长”。她被亲友们频繁催问社保补缴进度时,也怀疑过杨皓,但随着杨皓发来的一张张白纸黑字还有红章的文件,她又心安了。
蒋钰梅最感激杨皓是在2023年下半年,亲友们催得最凶的时候,杨皓突然发来两张表,一份是补缴20年的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维护申报表,另一份是业务受理单,申办人姓名填的都是蒋钰梅。当时的她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是杨皓给作为串串的蒋钰梅的好处费,按照杨皓的说法,等蒋钰梅到了55岁,就可以每个月领两三千元安享晚年。“我内心肯定感激呀,哪个不想(领养老金)嘛,哪个晓得是假的。”何况蒋钰梅一辈子没交过社保。
讲起通过自己补缴社保的亲友,她表情依旧平静。“他们说要告我,我说告去吧,反正我也是受害者。”蒋钰梅说,自己已经为此付出代价。她以前深信杨皓能办好补缴养老保险的业务,甚至不惜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子抵押给一位疑心很重的办保人。后来杨皓东窗事发,蒋钰梅不仅背上骂名,关了经营多年的门市,连那套房子也收不回来了。
我想起李维秀也是如此,她出于对杨皓的信任,四处宣扬自己一定可以帮忙办理好补缴社保的业务,并称之为为老百姓“做点好事”,还为部分亲友垫付了几十万元。每次杨皓来找她,她都会将养猪场里的活放下,给杨皓杀只鸡、炒点菜,好生招待着,“就当亲弟弟一样”。她还借给杨皓6万元。
与蒋钰梅近似于麻木的平静不同,李维秀见我时情绪异常激动,一触及有关杨皓信息的“雷点”就会炸开。她一面哭个不停,一面以极快的语速用方言倾诉自己的酸楚。她半年不敢随便接电话,亲友们讨债和语言攻击始终没有消停过,连踏出家门都成了难事。
自杨皓出事,李维秀的生活坍塌了,她从在当地有点小名气的乡村女企业家,变成了许多人唾弃的“骗子”和“帮凶”。她的养猪场倒闭了,替杨皓还了100多万元,落了个破产的结局。如今出门花几百元钱,都成了李维秀难以承受之重。她指责家人无用,怨恨杨皓欺骗,说自己在硬撑着活着……我手足无措,几次主动提出放弃采访。后来经过周边人的安抚,她才慢慢冷静下来。
我见到的李维秀很瘦,脸颊深陷,额头上翘着几根干枯的白发。宽大的衣领围住脖子和锁骨,浑身透出疲惫与憔悴。但在她的手机相册里,过往的她身体结实圆润,喜欢穿时髦的衣服,站在一堆花草或一圈白嫩的猪前面,开着美颜滤镜笑盈盈地自拍。出事以后,她像老了十岁。
信任的代价
我把这些事也说给蒋钰梅听,她表示感同身受。她与李维秀原本并不认识,但境遇相似。她们都出身于农村,没念过几年书,性格活络,喜欢张罗事儿。在农村这片熟人社会里,她们天然地获得周边亲友的信任。自然,她们最后也都因为对杨皓的轻信,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生活一败涂地。
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对方是个年轻女人,语气着急,跟我确认她母亲怎么样了。我才明白,蒋钰梅提前跟女儿说了我的电话号码,以防失联。这天晚上,蒋钰梅的女儿两次打电话过来,确认母亲安全。
这个细节让我对眼前的女人又多了些同情,原本她不必如此警惕。蒋钰梅解释,出事以后,女儿担心她的状态,毕竟她现在“仇人”太多,指不定在哪儿遇到什么事。也是因为如此,蒋钰梅连老家都不敢回,半年来都在成都“避难”,在老家那片地方,“已经没有亲戚了”。
蒋钰梅说,她平日不太敢主动跟女儿打电话,怕亲家会给女儿使脸色。因为此前,蒋钰梅也热心地帮亲家母交钱给杨皓办社保,结果被杨皓骗了,两家成了“仇人”。
在杨皓的骗局里,包括蒋钰梅、李维秀在内,至少有7位串串。他们的身份尴尬,一面作为杨皓的受害者,另一面,对于那些将钱交给串串们的农民们来说,串串们是施害者。或许正是这种处于两端之间的痛苦,让串串代元贵下定决心以跳楼的方式去逃避。
我接触的一些受害者其实心里知道,串串们也是受害者,但很难不怨,毕竟他们对社保懂得不多,仅仅是出于对熟人朴素的信任才交了钱。那些经口口相传碾转找到串串的受害者,不可避免地将中间每一环的介绍人都视为“帮凶”。
杨皓被判刑,但还不了钱。受害者们的愤怒只能向串串们发泄,步步紧逼串串们还钱。他们当然也知道,串串们也没有偿还能力,但很难有人可以轻易消化几万、几十万元的损失。
我想,当乡村熟人社会中原生的信任遭遇背叛,每个亲历者心上都会砌起一堵高墙,从此面对任何人都不容分说地警惕戒备。
那次采访结束后,我送蒋钰梅回雇主家,看她消失在夜色中,我心情复杂。她也在硬撑着生活。我很难评判串串们所作所为的对错,只有倾听记录这场几败俱伤的乡村骗局。至于采访中反复抛向我的那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我也回答不上来。
(蒋钰梅、李维秀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