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悖论：“软考核”与“高任务完成度”的共存
一般认为，以“硬考核”为载体的督检考体系，是推动基层行政主体完成上级交办的治理任务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监督检查、考核排名等一系列负向激励措施，上级交办的治理任务可能很难在基层落实下去。政治性高压和高强度动员，往往被视为自上而下推动工作的前提。
然而，笔者2024年7月在贵州东部乡镇调研发现，当地在医保缴纳、养老保险收缴和撂荒地整治方面，虽然有任务要求，但是并没有自上而下的刚性考核压力，不存在任何与排名相关的激励措施。超额完成任务，也不会在大会上做经验交流、获得绩效工资；实在无法完成任务，也不会要求在大会上做表态发言、被扣减工资。分管领导通常最多只是指出问题所在，绝对不会以辞职相威胁。
在这种看似宽松的基层治理氛围下，乡镇的各项工作并没有出现“推而不动”的现象。乡镇分管领导反映，村一级普遍都能完成交办的工作，“你不用担心，都会完成的”。
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运动式治理向常规科层式治理的回归，也不是向传统的以“无为而治”为底色的简约治理的回归。毕竟，治理事务大部分是自上而下交办的，基层行政主体完成这些治理事务的过程也并非遵循按部就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正式治理方式。
那么，基层治理为何能够普遍实现“软考核”与“高任务完成度”的共存，不会因激励差异而带来动力分化和绩效分化？
二、工作方式：精准到人的“点状”互动
从笔者的调研经验来看，当地之所以能够实现“软考核”与“高任务完成度”的共存，关键不在于制度和组织。相反，其工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绕开了制度和组织的形式，或者不以制度和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从一些治理实践的细节中，我们看不到对群众的组织，也看不到作为制度体系的包村制、工作组、驻村工作队等的整体组织结构。块状的制度和组织是隐去的，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点状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比如，在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所有村干部划分了责任片区，每个村干部都去自己负责的片区，挨家挨户做宣传，“不听的村民很少”。保洁员如果看到有村民乱扔垃圾，也会直接对该村民说：“你给我捡起来，不准乱丢。”
保洁员属于公益性岗位，工资每个月才400元，“不可能让他天天干”。乡镇纪委书记在当地主抓村庄卫生，入村检查卫生时如果发现垃圾，会拍照后以微信私聊的方式发给村里分管卫生的村干部，或者亲自给这位村干部打电话：“张姐，找人打扫一下，拍照发群里。”村干部就会打电话联系某个保洁员，让他做好卫生后拍照发到微信里的乡镇村居工作群。
又如，驻村第一书记在走访群众时发现有老人赶集，每天用零钱都要去银行换，就亲自帮老人换了几百元钱；亲自联系单位里的朋友，让单位食堂采买遭遇滞销问题的农民的农产品，将大棚南瓜拉到食堂卖掉；当村办公经费紧张，但纸墨用量过多的时候，亲自从自己单位拉来纸墨供村干部使用；在稳岗就业工作中，给相关村民一个一个打电话，开车帮他们跑到相关部门盖章、收集他们的账号。驻村第一书记说，“做了事很开心，虽然隔一个星期他又不认识我是谁了”。
驻村第一书记认为，如果什么事都经过小组长，效率太低了，工作太慢了。按照组织结构程序化地开展对接和沟通，“觉得讲不清楚”，“还是亲力亲为最省事”。
再如，村干部会对焚烧秸秆的村民，以一对一的方式“苦口婆心讲道理，尽量让他不烧”，“大部分村民听招呼，把秸秆埋了，或者拉回去喂牛”。村干部也预先知道哪些老人会烧，知道这几个老人会在天快黑的时候出动。村干部就会晚一点吃饭，去看着他们。村干部说，“烧不可能不让他烧，让他堆到中间烧，离山远一点，定点焚烧，周围看着，把树枝、打火棒等灭火工具准备好，就行了”。
村干部会通过自己的渠道，向驻村工作队员上报“哪个村民组的哪个村民爱点火”，驻村工作队员再将信息反映给分管领导。
小组长在执行秸秆禁烧政策时，一般也会在旁边看着某个村民烧，“只要不出事就行了”。当然当地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烧秸秆引发火灾的先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小组长的安排下，村民烧了秸秆，也没有出现意外事件。
此外，围绕交办任务的完成，村书记与乡镇分管领导之间也频繁互动。即使完成交办任务的情况排名排在最后，乡镇也不会对村书记扣分、扣工资。不过，村书记还是会主动与乡镇提前协调工作事宜，“如果实在完不成，可以调整办结时间”。
如果乡镇交办的工作，村书记也觉得不甚合理，村书记并不会跟乡镇分管领导展开辩论，而是配合乡镇分管领导每天报进度。村书记认为，他们只会考虑工作有没有完成的空间，“抬杠没有意义”。笔者调查的地区，海拔较高，冬天本不适合种油菜。但为了完成乡镇交办的任务，达成治理季节性撂荒的目的，整个乡镇最终都完成了任务，不过冻雨天气导致种下的油菜全部绝收。
三、点状治理：隐去组织的低成本动员机制
基层行政主体的工作压力，往往是由组织带来的。这里的组织，不仅包括正式的行政组织形式，也包括“包村制”“工作组”等非正式的组织形式。考核排名、表态发言等方式，都是附着于组织之上的制度规定和安排。政治性任务的压力传导和最终完成，通常需要借助于组织载体。组织很容易让压力变得制度化，而一旦压力被制度化，就会让体制变得无比僵硬。
然而，在上述点状治理场景中，组织是缺场的，在场的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组织的缺场，带来了“软考核”，也带来了动员的低成本。这种动员并不直接依托组织，而是直接在个体之间完成，不过非但没有影响政治性任务的达成，反而让整个完成过程避免了一种高耗能状态。
那么，点状治理何以实现“软考核”下低成本的事务达成？
首先，具象的点对点互动，避免了来自抽象监督系统的机械考核和判定，内涵了容错机制。村干部普遍反映，因为有面对面的机会，他们在工作中面对来自乡镇的任务要求，有讲道理的空间。在“大势”之下的“讲道理”，不是为了抵制执行，也不是为了选择性执行，而是为了结合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情况，通过解决问题而促进任务的达成。
比如在撂荒地整治工作中，村干部无须为了完成指标任务而蛮干，而是可以向乡镇分管领导反馈撂荒原因，讲清是因为交通还是人为而导致撂荒，继而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
又如在秸秆禁烧工作中，村干部可以向乡镇分管领导解释：“上面说不允许烧，下面如果不允许，会产生对立矛盾，以后就不好做工作了。不但任务完成不了，还和你成了敌人。”因此，只要不出事，秸秆禁烧政策的执行就是“软考核”。
这样一来，就避免了责任的单向下沉和政策的机械推进。在上下级的体制性关系下，自上而下交办的事务以“村协调、乡镇负责”的方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行政意志没有抵触社会意志，而是有限度地与社会意志相妥协，不过最后仍能落脚在行政事务的执行和完成。
其次，具象的点对点互动，本身就构成一种压力传递模式。这种方式不同于简单粗暴的、自外而内的体制性压力，因为具体的人对具体的人的微观而精细的权力运作，是一种人格化的、情感化的直接催动，往往叫人无可推诿。如果说指标压力、打分排名和利益奖惩，更多是属于一种治理技术，那么人际互动中的人际关系运作、沟通交往的话语策略等等，则是属于治理策略或治理艺术。工作动力的注入接口，不在政策执行的结果端，而是弥散和融合在每一次点对点的接触过程中。
点对点的动员，更多是个体对个体的正向激励，而不是体制及其抽象代理人对个体的负向激励。因为点与点之间的接触，往往蕴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村干部说，他们的工资不高，并抱怨：“每月1000元补助，去年每月发800元，余留200元成为年底的绩效工资。去年的绩效工资今年3月发了2400元。都到7月了，今年的工资一直没有发。去年也是5月补上半年3个月的工资，8月又补3个月的。如果靠这个养活，我早就饿死了。”村干部其实知道他们的待遇只是象征性的，而他们的工作量早就超出了他们拿到的工资。之所以他们还在干，是因为这种点与点之间建立的伦理性连接：“选到你了，信任你，就不是钱的问题了”，“突然辞职，会有人说你是不是犯错误了”。
再次，具象的点对点互动，是能够精准而灵活地进行的。它控制的是当事人，而不是作为治理对象的事件本身，因此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政策工具，将问题消灭在源头。一方面，这种治理方式不用“制度性地耗着”；另一方面，这种治理方式真正将权力以“滴灌”的方式精准渗透进了社会毛细血管中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因此，它往往是低成本而又有效的。政策执行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没有在社会层面造成任何矛盾冲突的波澜，实际上问题都在无声无息之中悄悄化解在了水面以下。
当然，点对点互动的方式也是灵活可变的，它可松可紧。一旦发生了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相关的事件，任务执行的刚性程度自然上升，因为涉及到追责。基于一种应激性治理和反应性理政的姿态，点对点的监控将骤然收紧。比如森林防火，“只要不出问题，清明上坟拿火上山的也有，平时管得不严。政策严，一定是因为死人了”。
四、一点反思：点状治理与治理有效
之所以部分地区的基层治理，会呈现隐去组织性的“块状动员”而显露“点状治理”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基层政府已经无法承担经济激励和运动式治理背后的巨大组织成本。简而言之，低成本的点状治理是地方财政状况倒逼的结果。
前面已经分析，点状治理对于完成自上而下交办的任务仍然是有效的。因为点与点之间的政治势能存在差距，这决定了处于低位的政策主体无法改变政策“大势”，自主选择竞争性的政策方向。他们只能协商性地让政策更为平滑地执行下去，即使政策的具体执行方向可能存在偏差。
因此，点状治理无法发挥政策纠偏的作用。它细密而精准的权力渗透和控制方式，很有可能以一种温情脉脉的执行过程，无声地迎来政策的失败。点状治理往往引导政策以一种看起来非常顺利的方式，走上离治理有效更远的道路。
就像今年冬天，为了响应粮食安全政策，在乡镇分管干部对村干部、村干部对村民个体的点状治理中，当地村民在地势高的农田里种上了油菜，结果因冻雨而绝收。整个过程，基本没有出现任何抱怨与反抗，不论是村干部，还是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