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白元 环球时报驻印度特约记者 米小丫】据新加坡《海峡时报》18日报道,截至今年8月,印度最高法院积压了8.3万起案件,创历史新高,其中73%的案件当事人为联邦、邦和县三级政府部门。涉及政府部门的诉讼大部分是由印度民众发起,主要起诉政府在养老金、工资和征地上的不作为,而政府部门习惯性上诉至最高法院增加了司法系统的负担。法律专家认为,印度官员不愿承担任何风险,而对于他们的诉讼费又没有限制,这导致他们热衷诉讼。报道援引印度律师桑迪的话称,很多上诉到印度最高法院的案子根本就没有必要。
资料图(IC Photo)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去年5月,印度最高法院曾以轻率诉讼浪费各级法院时间为由,罚款哈里亚纳邦城市发展局(HUDA)10万卢比(1万卢比约合845元人民币),再向对方当事人赔偿5万卢比,同时指明罚款必须由该局在此前判决作出后仍决定上诉的官员承担。1986年,哈里亚纳邦希萨尔县一名男子分得一块土地,后接到HUDA通知,他须额外缴纳约2.68万卢比,男子不服遂于2003年10月将该局告上法庭,HUDA败诉后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
印度《经济时报》曾报道称,某邦政府因反对给一名政府雇员每月发放700卢比津贴而上诉,最高法院法官加瓦伊去年在审理此案时称,为了上诉,该邦政府得花费70万卢比。加瓦伊表示,当事人为联邦政府和邦政府的案件中,至少40%属于轻率诉讼。
《环球时报》驻印度特约记者注意到,政府的轻率诉讼又被称作“法律外衣”。当地普通人尤其是生意人很怕沾上这类“外衣”,一旦进入法律程序,时间拖延足以拖垮生意和生活。此外,一些被告甚至可能被限制自由。这是由于堆积太多的政府诉讼案件,政府律师无法应付不得不一直寻求休庭,就会对被告的生活自由产生直接影响。
印度司法部国务部长今年6月批准了《国家诉讼政策》,以阻止政府部门进行轻率诉讼,希望将平均案件处理持续时间从15年缩短至3年。《印度快报》称,印度人民党在今年竞选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要制定《国家诉讼政策》,以加快案件审理,降低诉讼成本,减少政府作为当事人的案件数量和减轻法院负担。印度《铸币报》近日评论称,《国家诉讼政策》能否成功取决于它是否能克服过去的缺点以及其执行力度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