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葡萄酒的发展进程,被义和团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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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魏水华

头图 | canva

1900年,满清政府认为义和团“民心可用”“本为忠良”,官方将其定性为合法社会组织,将长达数年的暴乱推向了高潮。

各国使领馆、各地教会组织、甚至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都遭到拳民们的烧杀抢掠。

一时间,整个社会人心惶惶,人们放下了手中的工作避难。他们中,包括中国现代葡萄酒技术第一人,时任烟台张裕公司的酿酒师马克斯·冯·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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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冯·巴保的家族,是德国著名的酿酒世家。

马克斯的爷爷兰伯特·冯·巴保是巴登地区现代葡萄栽培业的先驱。包括《葡萄栽培:故事与会话》《葡萄树及葡萄品种》《德国的酿酒葡萄和食用葡萄》等19世纪前半叶的德国农学书籍,都出自兰伯特之手。今天,在韦因海姆街头,还矗立着刻有他名字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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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的父亲奥古斯特·冯·巴保毕业于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农学专业,曾经是世界上第一所葡萄酿酒学校——奥地利克洛斯特新堡葡萄酿酒学校的校长,他系统地建立了从葡萄栽培到发酵工艺、酒窖管理、化验分析的教学内容,被誉为“现代葡萄酿酒学的奠基人”。由他名字命名的葡萄酒糖度检测标准“巴保糖度表”,是世界上最早科学测定葡萄酒味觉的标准。而捷克和匈牙利至今种植的红葡萄品种“早红维特利纳”,别名“巴保维纳”,就是为了纪念奥古斯特·冯·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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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的姐夫埃德蒙·马赫是克洛斯特新堡葡萄酿酒学校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是《葡萄栽培和酒窖管理手册》的作者,也是意大利上阿迪杰地区农业研究所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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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的二哥卡尔·冯·巴保是南非开普殖民地首位葡萄栽培顾问、开普敦葡萄酒出口联合会经理、南非最古老的酒庄大康斯坦夏酒庄的经营者,被誉为南非葡萄酒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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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代人,对包括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南非在内的众多优质葡萄酒产区的科研现代化都有着巨大的贡献,在世界葡萄酒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例子。

全球顶级的酿酒世家,为什么会来到当时穷、落后、愚昧,甚至没有多大消费市场的清朝做酒?

因为钞能力,南洋华侨的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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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依靠种植业、金融业发家的南洋首富张弼士,在北京觐见慈禧和光绪帝,除了授予官衔之外,还给了张弼士不用下跪的特权。

原因很简单,清朝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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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两百多年的大帝国,有着冗杂的管理机构;武德缺失屡战屡败,缔造了一堆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的赔款;隔壁日本都打算脱亚入欧了,不管清政府是不是做做样子,北洋水师的技术现代化也得花钱;最头疼的是东南互保初露端倪,帝国最富庶的奶牛江浙和岭南地区,越来越难收税了。

这种背景下,依靠数百年下南洋攫取了巨额财富的华侨们,自然成了清政府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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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为张弼士亲题“乐善好施”,现藏于马来西亚槟城

出于政治地位的诉求,或是出于对母国安全保护的依赖,很多南洋华侨们也乐意被当作救命稻草。比如张弼士,下南洋之前,他是广东梅州大埔的一个普通农家娃,没读过私塾、也没考过科举,虽然依靠做生意成了巨富,但在中国社会层级“士农工商”的“种姓制”下,依然是社会底层。

清政府给了地位,张弼士也开始“撒币”。除了为捐建国家项目之外,他还投资产业,比如,在山东烟台建设张裕葡萄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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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烟台不仅仅是为了当地的种植环境,更重要的是,烟台是中国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当时中国拥有最佳通航条件的良港之一。三十多年的开埠历史让这里有了数量庞大的外国人社区和学校,各种优秀人才和新技术更容易被应用,而繁荣的海上贸易则让出产自这里的商品有更好的销售渠道。

不得不说,商人的眼光是精准的。但这也为后来义和团的文章,埋下了伏笔。

1892年,张弼士从美国加州购买了2000多株酿酒葡萄,开始在烟台试种,但因为烟台的气候条件和日照条件不如加利福尼亚,结的果子不多,含糖量也不够。于是,财大气粗的他又从欧洲买了64万株酿酒葡萄种植。

1894年,张裕公司保存至今的大酒窖开挖,窖深7米,整体用大青石和水泥砌筑。张弼士想把葡萄酒做成百年产业的决心初露。

1896年,在奥地利领事馆的引荐下,张弼士与克洛斯特新堡葡萄酿酒学校毕业的马克斯·冯·巴保在新加坡见面,在张“一定要做最好”的要求下,双方签订了聘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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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工作中,马克斯为张裕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现代酿造技术和酿酒设备,并为张弼士购买的酿酒葡萄苗进行选育和杂交,新的葡萄藤成活了,结出的果实糖分丰富,颜色鲜艳,而且抗虫、抗病、抗寒。

张弼士很高兴,他借用了杂交的赤霞珠、蛇龙珠、丽品珠几种酿酒葡萄的英文统称“Cabernet”,将马克斯·冯·巴保酿造出来的美酒称为“解百纳”,意为中国红酒了解“海纳百川”。

信达雅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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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资金支持、人才支持和品种支持的中国红酒,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本来完全有机会,趁着这一波红利而一飞冲天。

然而义和团的到来,让一切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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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拥有数量庞大的义和拳拳民。

1899年底,山东泰安,英国传教士西德尼·布鲁克斯在寒冷的冬天被脱光衣服,在遭受义和团百姓殴打后死亡,并被斩首,他是有记载的第一名死于义和团的外国人,也是义和团公开屠杀外国人的开始。

1900年6月和7月,义和团在河北保定和山西太原袭击了外国人的学校,至少杀死了53名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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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的一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GB Farthing 家庭合影。1900 年,照片中的全家被义和团杀害。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在华外国人风声鹤唳,像马克斯·冯·巴保这样的技术人才,怎么可能专心为中国酿酒,怎么可能在专业领域获得新的突破?

英国学者玛丽•蒂芬的书《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第七章,专门讲述了义和团阴云之下烟台外国人社区的状况,她写道:“5月27日,星期日,卡拉尔一家,福勒一家,以及埃克福德一家分乘三条船,前往西海岸,又从那里继续前行到巴保男爵的葡萄园。我们五个人划着小船走了很远……我们还绕着一艘日本军舰划了一圈。在回来的途中,我们遇到维维安和莱拉,以及吉勃里家的孩子,他们都划着自己的船。于是我们在‘森塔号’巡洋舰附近聚拢,停靠在一起,等待巴保男爵和‘森塔号’司令划船赶上来……

包括马克斯·冯·巴保在内的外国人们不敢靠岸,在海上漂流的惨状,跃然纸上。

当然,除了巴保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之外,花重金雇佣他“振兴民族产业”的张弼士,更像是冤大头。

面对这样的暴行,满清政府又是怎么表态的?

彼乃益肆梟張,欺淩我國家,侵佔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凶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聖。我國赤子,仇怨鬱結,人人欲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燬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

这是1900年6月21日,光绪帝发布的《上谕》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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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满清官兵“由长官授意”当街打死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公然挑战《万国公法》中“外交人员人身不可受侵犯”的国际原则。

面对这样的政府,即便没读过四书五经的张弼士,也愧与之为伍:心灰意冷的他返回南洋,不再上心国内的生意。1904年,张弼士在英属马来西亚槟城创办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学校——孔圣庙中华国民型华文学校,志在脱离满清政府的体系,培养有更广阔视角的华人。

1909年以后,张弼士更是公开站到了授予他官衔的满清政府的对立面,捐资赞助孙中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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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张弼士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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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拳民们,今天杀了洋人的孩子,明天可以就回家,喝着传统的甲醇超标的自酿白酒,种田过日子,顺便还骂骂洋人的酒像是马尿,哪有我天朝上国的传统美酒好喝;但中国葡萄酒的发展,中国制酒工业的现代化,却永远地错失了那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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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裕葡萄酒在辛亥革命之后重新开张,红白葡萄酒和白兰地都陆续上市销售,并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

但十几年的空白期,看起来不长,有时候,却失去了先机。

就在中国葡萄酒发展因义和团运动停滞的那些年,日本著名的甜葡萄酒“蜂印香窜”上市、享誉世界的日本牛久château酒庄建成、日本甲州地区也成为国际葡萄酒行业认可的新世界产区之一。直到1971年,《世界葡萄酒地图》第一版发行之时,都只收录了日本酒庄,没有中国酒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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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对酿酒葡萄来说并不算是太好的种植环境,但一步先,步步先。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葡萄酒才依靠多元化的产区、庞大的人才储备和消费基数,渐渐扳回局面。这一晃,竟是百年。

更可悲的是,看似螺旋上升的历史,对生命有限的人来说,却可能是一生的遗憾。1917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洋政府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时年55岁的马克斯·冯·巴保不得不启程回国。他把一生最黄金的20年用在了中国,但其中十年,却因为历史的曲折而荒废。这位事实上的中国葡萄酒技术之父,最终也没能让本来拥有种植优势、资本优势和市场优势的中国葡萄酒成为受到全球认可的新兴产区。

历史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体身上,就是难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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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马克斯·冯·巴保对中国葡萄酒产业的贡献,新疆石河子建成的张裕巴保男爵酒庄


参考文献

Creating a wine heritage in Japan.C Wang - Asian Anthropology, 2021 - Taylor & Francis

Peking plots: Fictionalizing the boxer rebellion of 1900.RG Forman -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99 - cambridge.org

"中国岁月 : 赫徳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英)玛丽・蒂芬著 ; 戴宁, 潘一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

《张裕公司大事记》.宣传材料.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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