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坏的情况发生了。2024年2月13日一个平淡无奇的中午,五名负责人收到来自阿尔伯茨的邮件,邮件正式宣布了标本馆关停的消息:“我们仔细考虑了维护标本馆所需的条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资源缺口过于庞大,为这些藏品找到一个或多个新家,符合杜克大学和标本馆的最佳利益。这些藏品理应存放在一个有足够资源为后人维护它们的机构中。”
普莱尔没想到,翻修变成了关停,临时安置变成了永久搬出。
在事后发给媒体的邮件中,阿尔伯茨解释,关停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紧缺,学校需要将资源投入到其他地方。“若要负责任地收藏如此珍贵的藏品,需要生物系和学校长期投入大量资源……而这会牺牲很多其他紧急、重要的事项。”
伯恩哈特称,她与普莱尔、马诺斯等人探讨了关于标本馆未来的各种方案,比如搬到校内更加现代化的处所,或是将标本安置在校外,甚至还包括向其他植物标本馆寻求合作。她表示,尽管自己和普莱尔一样,支持最“积极”的方案,“但校方认为,普莱尔计划所需的资金和内部合作关系是无法实现的。”
这与普莱尔等人的说法不同。他们强调,此前一年里,校方与标本馆的沟通极为有限。“行政部门从未与我们讨论,也从未与我们对话,说‘让我们一起想想办法,看看能做些什么’,或是发起众筹。”普莱尔说。作为替代方案,她曾提出自筹资金在校园内新建一座标本馆,但校方对此视而不见。
“有杜克校友联系我,提出一项300万美元的捐赠计划,他承诺捐出第一笔100万美元。就在那时,杜克大学摊牌了,他们没有抓住这个好机会,反而让我们关停标本馆。”
阿尔伯茨承认,捐赠计划确有其事,但若要翻新设施,维持标本馆日常开支,至少需要2500万美元。这超出了杜克大学的承受范围。她还强调,此次决定更应该看作“搬迁”,而非“关停”。“诚然,标本馆搬迁无论是对杜克大学,还是对教职员工来说都是一个损失……但长远来看,我们打心眼里认为这都是为了藏品着想。”
“有些人觉得,搬迁是对标本馆价值的否定。这让我既好奇又困惑,还有点沮丧……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认识到了这些藏品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也知道其中蕴藏的惊人价值。只是说,我们不再是这些藏品的合适管理者。这和说标本馆没有价值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阿尔伯茨认为,植物标本最好交由自然博物馆保存。
缅因大学的植物生态学副教授杰奎琳·吉尔(Jacquelyn Gill)反驳,截至2023年,杜克大学的捐赠规模高达116亿美元,财力远胜很多公立大学。“现在这所大学居然说,他们担忧藏品的前途,想要把它们转手给别的机构。我不禁要问,如果杜克没有资源,谁能有这个资源?”
普莱尔补充,2500万美元的数字“毫无根据”。教员们向杜克大学学生独立报纸《纪事报》透露,生物科学大楼的翻新计划让校方重新审视了标本馆的“实用价值”,管理层决定,将资金集中在“更见成效”的项目,牺牲标本馆。校方则始终拒绝对此置评。
面对《纪事报》问询,杜克大学公共事务副总裁弗兰克·特兰布尔(Frank Tramble)回应,校长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Price)、教务长亚历克·加利莫尔(Alec Gallimore)并没有参与关闭标本馆的决定,但他们完全支持阿尔伯茨和伯恩哈特,“确定项目的优先顺位”。
显然,标本馆的优先顺位并不高。阿尔伯茨表示,与图书馆等普惠机构相比,标本馆更像是大学里的“研究核心”,仅服务于少数学生和教员。“这绝不是贬低植物标本馆的价值,但在讨论标本何去何从的时候,没有哪个理性的世界会忽视这一点。”
“这是一场零和游戏,”阿尔伯茨补充,“没有谁拥有无限的资源。”
关于标本搬迁的讨论已然开始,一个可能的接收方是得州植物研究所(BRIT)。但业内人士认为,如此大规模的藏品,接收方空间和人手有限,很难将其整体搬到一处。更可能的做法是,将馆藏分割,分别托付给许多不同的机构。这样一来,产生的成本将会高得离谱。不止如此,在搬迁过程中,标本也很容易散佚。
“情况会非常混乱。东西会丢。无论多么小心翼翼,东西也会受损。”吉尔在播客中说,许多标本只此一件,损失会难以弥补。“无论如何,搬到新家的物件总要丢几样,对吧?”
这些担忧前车可鉴。位于加州克莱蒙特的兰乔圣安娜植物园曾多次接收搬迁的标本,植物园负责人露辛达·麦克达德(Lucinda McDade)回忆,其中一次搬迁赶上了暴风雨,标本被工人随意倾倒在装卸货物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一切,赶去把它们抢救回来。”
2023年10月,日本奈良县立大学在重建校舍时,误将1万多件珍稀植物标本当成无主废品丢弃。当时,现场工作人员简单询问了“这些标本还有人要吗?”——在未得到回复后,就匆匆将标本当作垃圾清理了。这些被丢弃的标本还包括一些已经灭绝的珍稀植物。
问题不只是把藏品搬到另一处这么简单。标本馆不是遗世独立的桃花源,而是和研究者、所在地时时发生着沟通和联系。在多年的标本积累过程中,馆内培养了一批熟悉这些植物的专业人员;杜克大学地处美国东南,这里是生物多样化热点地区,杜克标本馆60%的藏品来源于此。毫无疑问,搬迁会斩断这些联系。
不搬的理由很多,现实却无可奈何。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的刘星月教授告诉我,“从结果来看,在现实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巨量的标本分散保存到条件更适合的单位,实际上是科学合理的方案。”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白明研究员认为,这显然会“让原有学科积累一下子清零”,但在美国大学看来,也是追求效率、提升创新力的一种做法。“当然,对分类学这个基础学科非常不利。至于这种做法对后世的影响,只能让历史去回答,很可能要看运气了。”
流离的标本就像无定飘蓬,无法扎根的标本馆不止杜克一家。2015年,密苏里大学决定关闭历史长达119年的邓恩-帕尔默植物标本馆(Dunn-Palmer Herbarium),逾17万件标本被转移到200公里开外的密苏里植物园。2017年,路易斯安那大学门罗分校为了扩建体育场跑道,将近50万件标本迁至得州植物研究所。从1997年到2015年,由于预算和空间紧张,北美的700多家植物标本馆中,有100多家被迫关停。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哈佛大学进化生物学家斯科特·爱德华兹 (Scott Edwards) 表示。“许多大学博物馆和植物标本馆的命运,取决于学院院长和地方行政部门是否重视他们的活动。”
存放标本的场地要钱,例行维护修缮要钱,雇佣教职工管理标本馆也要钱。“而挑战在于,与其他炙手可热的新兴领域相比,用于支持标本馆运作的拨款接近于0。”埃默里大学植物标本馆馆长卡桑德拉·奎夫在博文中写道,“要是再让我看到有文章扯什么人工智能拯救地球,我可能会发狂尖叫!”她回忆,在担任馆长的过去12年里,“我不得不乞求、借贷、以离职相要挟,才能拿到经费,勉强周转。我们甚至靠卖T恤来筹措资金……”
经费短缺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大学运营模式。奎夫举例说,假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供一笔125万美元的拨款,70万美元会用来承担研究项目的基础成本(包括人员工资、耗材、设备等)。大学会在此基础上抽取一笔管理费(overhead),可能占基础成本的56%或更多。很多大学已经开始对这些管理费形成依赖。
她指出,在政府资助机构看来,运营标本馆是大学的事,不会拨款支持;而在大学看来,标本馆白白占着空间资源,却收不到管理费,相当于净损失,自然也不待见。植物标本馆就此在夹缝中备受冷落。
布莱克·福斯基(Blake Fauskee)是普莱尔实验室的一名博士生。他认为,校方所谓“资源有限”只是幌子,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依托于标本馆的植物学研究不被重视。“一种感觉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杜克大学正逐步淘汰我的研究领域。”
维尔加利斯补充说,标本馆的职能本质上是记录植物,这不够吸引眼球,给人一种老派的感觉,外人常常会有“不合时宜”的刻板印象。很多人并不清楚标本馆“有什么用”,不幸的是,这其中甚至包括杜克大学领导。“他们对此一头雾水。”普莱尔回忆,“每来一位主席、院长参观,我都要花几个小时来介绍说明。”
向行外人解释“这到底有什么用”,是所有冷门学科的宿命,也是几乎注定徒劳的事情。因为这个问题往往意味着,提问者已经抛却了敬畏和好奇心。你甚至能想象,对方是如何以懒洋洋的睥睨姿态,等一个比泡面还要开包即用的简短总结。任何自证的努力在实用主义面前都不堪一击——毕竟,所有人总是要死的。已故植物学家维基·芬克(Vicki Funk)曾做过一次堂吉诃德式的挣扎,她罗列了标本馆的足足一百种用途,并殷切写道:“希望像这样的清单可以帮助人们继续斗争,使那些珍贵的馆藏免于被肢解和破坏的命运。”
杜克标本馆没能逃出命运——普莱尔也一样。快要退休的她迎着各路媒体,一遍又一遍回答“有什么用”,在播客里磕磕绊绊地谈论“重要价值”。她选择向风车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
在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普莱尔向记者展示了几份粉红杓兰(Cypripedium acaule)标本。
上面这株粉红杓兰采摘于1936年5月16日,盛开于北卡罗来纳州塔尔河沿岸的低矮松树林。
而这些粉红杓兰采摘于1997年,4月中旬就已盛开,比60年前提早了足足一个月。
通过分析1886年到2022年间采集的200多份标本,研究发现,粉红杓兰现在的开花时间要比150年前平均提早12天。照这个趋势,它们可能会在蜜蜂等传粉昆虫活跃之前开花,影响授粉和繁衍。普莱尔说,这些标本“代表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植物,承载着绝无仅有的历史。”
标本馆是一份微缩的自然档案,见证了植物演化和环境变迁。在杜克,部分标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200年前。星星点点的绿意,曾伞擎一个世纪的气象,鼓奏大西洋的飓风。如今芬芳散尽,只剩干花褪去娇怯,沉淀成一份遥远的怀想。80多万枚凝固的时光断面静置于此,正如植物标本馆的拉丁文名hortus mortus,这里是字面意义上的死亡花园。
“它们无需浇水,也用不着人操心。”访谈中,普莱尔略显局促,“植物们在这儿很快活。”她咧咧嘴,泛起久违的笑容。
标本馆的作用不止于此。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道:“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然而直到现在,有“名字”的事物仍然是少数。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24年7月统计,我们迄今发现、描述和命名的物种约215万,仅占全部物种估计数量(以3000万计)的7%。2013年发表于《科学》(Science)的一项研究估计,约20%的已知物种存在重复发表现象——我们已知的物种实际还要更少。
人类对物种多样性的无知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就连“地球上有多少物种”这个问题,到今天回答仍然莫衷一是。牛津大学动物学教授罗伯特·梅(Robert May)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300万到1亿种的宽泛估计;流传最广的一项研究来自卡米洛·莫拉(Camilo Mora)等人,他们得出的数字是870万种;新近的更多研究则表明物种数量在10亿数量级。巨大分歧背后,“物种”定义本身都长期意见不一。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物种起源》中写道:“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定义能够令所有的自然学家都满意;虽然每个自然学家在谈论物种时都隐约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
1753年,植物学家林奈(Carl von Linné)发表《植物种志》,首次建立了双名命名法和人为分类系统。他写道,“如果不知其名,则知识难以承续。”此后近300年里,分类学逐渐成长为一门对生物体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科学。生物在特定类群中的分类位置,提供了有关其特征、亲缘和演化的关键信息。这些信息从活体植物那里只能得到一少部分,大部分则依赖于标本馆长期积累的收藏。
标本馆采集的植物实体,是分类学的起点,也是旨归。在新物种发表时,依据的主要材料被称为模式标本(type specimen),是具有唯一性的实体凭证。《国际植物命名法规》规定: 植物新属或新属以下分类群名称的合格发表,必须指明模式,分类群的名称永久依附于那份模式——而这样的命名模式标本,杜克植物标本馆有近2000份。据此进行的发现、描述、定义和识别,如同回转不息的灯塔,为我们照亮物种海洋里的日月浮沉。
遗憾的是,许多物种还没有被发现,就在悄无声息中湮灭了,悲风甚至不曾传来遗响。据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发布的《2023年世界植物和真菌状况报告》评估,约3/4的未知维管植物面临灭绝威胁。许多植物在得到正式命名、被认定为新物种时,就已濒临灭绝。这一趋势近年来愈演愈烈:2020年新发现的植物物种中,有59%濒危(Endangered),24.2%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总体受威胁比例高达77%。
2018年,在几内亚孔库雷河(Konkouré River)沿岸的急流浅滩上,植物学家丹尼斯·莫尔穆(Denise Molmou)发现了一种未知植物,她将其命名为Saxicolella deniseae。到2022年5月,该物种正式发表时,研究人员查看卫星地图发现,早在半年前,由于下游修建水电站大坝,Saxicolella deniseae原本的栖息地已变成一片汪洋。现在,这种植物也用丹尼斯的名字命名:“Denise’s Saxicolella”——丹尼斯可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亲眼看到它的人。
已灭绝的Saxicolella deniseae | Denise Molmou
“道理很简单,你无法拯救一个你不了解的东西。”植物学家拉斐尔·戈瓦茨(Rafaël Govaerts)不无伤感地写道。
在气候变化、物种消亡的背景下,杜克标本馆的命运可以看作是相关学科处境的一个缩影:依托于标本馆的生物分类学,同样步入了生命周期的寒冬。
2022年,白明、刘星月等33名专家联名发表文章《分类学者成“濒危物种”,抢救生物分类学刻不容缓》,指出生物分类学已经“濒危”。文章写道,随着生命科学整体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分类学的发展岌岌可危。很多生物分类学者的状态就如同他们研究的濒危物种一样,数量急剧萎缩,某些类群的分类学者甚至已经“绝灭”。
白明告诉我,这篇文章诞生的契机,是业内普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学生毕业后都很难找工作。”
“传统分类学成果很难发高影响因子杂志,分类学岗位也很少设在头部学校,学生未来毕业后看不到出路。”白明说,这导致大批优质学生被“劝退”,生源质量下滑。
即使是留下来的学生,也很难坚持下去。与其他领域的学者相比,生物分类学者在求职、晋升、研究经费等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大量青年分类学者被迫放弃自身专长,改变研究方向。在我国,分类学研究生80%以上未能从事本学科研究,人才严重流失,梯队难以维系。
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主要以论著影响力、经济效益、社会影响等因素为标准,分类学的贡献和价值被严重低估。“正是因为生物分类学太过基础,以至于其他学科在使用分类学的研究成果并取得实际成效时,忘了分类学不是‘免费’的,是需要有人为它‘买单’的。”
当下,学科主流转向分子生物学几乎成为必然趋势。许多人被分类学的描述性工作误导,认为分类学工作简单且缺乏科学性,将其武断归为仅是在鉴定物种的学科。但实际上,生物分类学不是一门“手艺”,而是综合性很强的科学,需要具备形态学、遗传学、细胞学、生态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像DNA条形码(DNA barcode)这样的新技术能快速识别、分类物种,但并不能取代传统的形态学分类方法。昆虫学家昆汀·惠勒(Quentin Wheeler)打比方说,认为DNA条形码能取代严肃的分类学,和认为计算器能取代纯数学没什么两样。
2023年10月,《物种和分类学家的无声灭绝》(The Silent Extinction of Species and Taxonomists)一文在业内引发广泛讨论,文章剖析了生物分类学遇冷的根源。
伊凡·勒布尔(Ivan Löbl)等人在文中指出,分类学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修订工作,往往几年才能发表一篇论文。这显然与“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就出局)”的现行评价体系格格不入。而且分类学成果通常在最初几年里引用较少,但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会持续被引用。目前的发表指标,不论是期刊影响因子还是H-index,均未考虑到这种特殊的引用模式。这就导致分类学学者在职业生涯关键期获得的引用量很低,坠入恶性循环。
此外,开放获取(Open Access)出版模式近年来方兴未艾,知名期刊往往会向作者收取高昂的文章处理费(APC)。例如PLoS Biology要价高达3000到5300美元。但很多分类学学者都是没有基金支持的业余学者、退休人员,即便是背靠机构的专业研究人员,也大多囊中羞涩。发表费用成为他们眼前一道不容忽视的门槛。
“未来会怎样?”对谈末了,我抛出一个只有时间知道的问题,问白明,也问千千万万未来的分类学家。
白明没有丝毫迟疑:“光等着别人重视是不行的,关键是利用和研发新的技术来拥抱改变,推动下一代分类学的发展。”
杜克标本馆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2月16日,有人在change.org发起请愿,呼吁杜克大学撤回关停标本馆的决定。短短10天内,支持人数就突破了14000;半年后的今天,支持人数更是来到了……20000出头。一鸣惊人习见于文艺作品,平平无奇才是现实的多数。但普莱尔仍不放弃:“也许会发生奇迹?”
奇迹也许永远不会来,也许明天就来。普莱尔倾其所有。
她站在沉默的铁柜面前,能听见这座花园的古老心绪。自16世纪30年代植物学家卢卡·吉尼(Luca Ghini)首创植物标本制作技术、建立第一座植物标本馆以来,这种古老的研究范式始终站在技术前沿。现在,标本馆的收藏不仅包括腊叶标本,还有液体浸泡标本、种子、木材切片、花粉、显微切片,甚至冷冻的DNA材料。我们可以从200年前的标本里提取DNA,可以用机器学习分析标本,研究昆虫的食草习性。往后200年、500年,又会涌现出怎样的技术,那时的人们,又将从标本里解码出怎样的信息?许多物种湮灭在演化长河里,标本是属于全人类的地球记忆。
昏暗逼仄的房间里,普莱尔从标本柜抽出一封红色纸夹,红色代表标本采集自北卡罗来纳。打开封面,又厚又硬的台纸上,压着一株铁线蕨(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1934年5月13日,弗兰克·史密斯在哥伦比亚县采集的标本。”她把标本捧高,对着光亮,“瓦卡莫湖北端。”
身形孤直、倔强,仿佛灰暗夹缝中拱起的新芽。
粉红杓兰标本照片来自The Washington Post, Kate Med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