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眼中的婚姻与家庭 | 牛津《社会学词典》

社会学词典（第4版）

〔英〕约翰·斯科特、戈登·马歇尔 主编

陈云松、白中林 等译

页数：1564

装帧：精装

商务印书馆 2024年7月新书上市

牛津《社会学词典（第4版）》由英国国家学术院、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协会前任主席组织编写，其中译本由国内知名社会学学者陈云松、白中林主持翻译。2000多个词条涵盖全面、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易读实用。内容涵盖教育、性别、人口、社会分层、医疗、宗教等社会学的不同领域，从古典社会学到当代社会学的关键术语及相关学者，从社会学到与社会学交叉的心理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等专业，致力于厘清与疏通社会学的概念、脉络和趋势，是社会学相关学科研究学习的常备工具书。

今日特别辑录牛津《社会学词典（第4版）》中与“婚姻”和“家庭”有关的一组术语及其注解，以飨读者。

不少最近的社会学研究，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都会讨论到人们对于婚姻这一制度在走向衰落而感到愈发恐慌的感受。这种恐慌源于两个方面：首先，出现越来越多的婚姻关系破裂和相应的离婚；其次，随着更多的人在同居关系之中甚至是在婚姻关系之外抚养子女，婚姻事实上变得过时了。毫无疑问，离婚在不断增多。如果英国的离婚率继续保持当前水平，那么平均每三对夫妇里就会有一对以离婚收场。在最近这些年中，初婚年龄的中位数在明显上升，青少年婚姻在明显减少，并且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尽管还只是小部分人，会终身不婚。与此同时，同居的比例在持续上升，在结婚前先同居俨然已成为一种规范。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孩子是在婚姻关系之外受孕和出生的。看到这些统计数字，人们或许可以合理地断定婚姻的未来将黯淡无光，但是，婚姻对于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说，仍然是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那些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的人里，大多数仍然有足够的乐观心态去开始第二段婚姻。

为什么人们要结婚？在西方社会中，人们会强调婚姻偏情绪的方面，也就是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所说的，“情感个体主义在盛行”( 参见《英国 1500-1800年的家庭、性和婚姻》，1977)。虽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观察到，“丘比特的闪电很大程度上是由阶级、收入、教育、种族和宗教背景等确切的渠道在导航”(《与社会学同游》，1963)，但是，人们对伴侣的选择，主要还是出于对一段关系中所提供的温情与爱意的渴望。虽然婚姻明显更倾向于发生在背景相似的两个人之间(婚姻的同质性)，但是我们仍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伴侣选择的刚性程度是否在不同社会群体之中会有不同。出人意料的是，美国的一些近期研究表明，阶层地位越高，同质性的婚姻就越少( M. 怀特[ M. whyte]的《约会、交配和婚姻》，1990)。这一研究还指出，婚姻同质性这一变量几乎无法预测婚姻关系的成功与否。

对于婚姻成功和婚姻调整的关注，已成为近期研究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正如大卫·摩根(David Morgan)(《家庭》，1985)所谈到的，婚姻正在“医疗化”——治疗师和婚姻咨询顾问在随时准备着去应付婚姻问题和提升婚姻质量。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怎样去衡量一段婚姻成功与否？很明显，稳定性并不是一个充分的指标。有些夫妻过得很不幸，但仍然在一起。反之，有些夫妻有着让人嫉妒的关系，却离婚了。一系列的婚姻质量清单被开具出来。另外，人们最近意识到，婚姻质量和婚姻问题这两者事实上是独立的。例如，冲突和争吵在一些婚姻中可能是关心和投入的标志。很明显，婚姻在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段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养家糊口伴随着较高的婚姻张力，这点对于有小孩的父母尤为突出。再婚家庭相较于初婚家庭会有更大的破裂风险，特别是在有继子继女的情况下。这或许部分是因为，在社会期望和规范仍然表现出婚姻应当相守到老的传统期待时，再婚家庭是一种不完整的制度安排。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从“破裂的婚姻”和“破碎的家庭”这类词汇可以透视到传统的理想化安排，且这些词汇具有不幸的、负面的内涵，特别是对于那些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孩子而言。

该术语指在家庭内部对任务、角色和责任的分工。随着越来越多已婚妇女进入正式劳动岗位，社会学家开始更细致地考察家庭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联系，包括女性参与有偿劳动是否带来“传统的”家庭角色以及家庭劳动组织的改变。研究者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贡献了大量经验研究和理论文献。

早期的一些研究对某种乐观的看法提出质疑。例如迈克·杨(Michael Young)和彼得·威尔莫特( Peter Willmott)在《对称家庭》(1973)中发展的观点，即尤其是在中产阶级家庭中，丈夫和妻子会越来越倾向于共同完成赚钱和操持家务的任务(在这之前它们是分隔的)。罗伯特·布拉德( Robert O. Blood)和唐纳德·M.沃尔夫( Donald M. Wolfe)(《丈夫与妻子》，1960)基于对底特律家庭的大样本调查发现，家庭任务中的性别隔离基本上没有改变：男性在外从事需要“机械才能”的工作而女性需从事家务劳动。安·奥克利( Ann Oakely)的《家务社会学》(1974)和史蒂芬·艾德格尔(Stephen Edgell)的《中产夫妇》(1980)也报告了类似的研究发现。罗纳(Rhona)和罗伯特·拉波波特(Robert N.Rapoport)针对双事业婚姻的研究关注到女性遭遇的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该冲突导致她们承受来自传统家务劳动和支薪工作的“双重负担”。

最近的更多研究详细地记录了传统的女性家务分配基本上保持不变的情况。莉迪亚·莫里斯(Lydia Morris)的《家务劳动工作》(1990)对这一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进行了非常优秀的总结。她认为，美国和英国的研究产生了类似的结论，最重要的包含以下几点：女性，包括就业的女性，继续承担主要的家务负担；男性负担家务劳动的增长(程度很小)不能抵消女性提高的就业率；可能是生命周期效应导致照顾小孩的额外负担的增加，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的收入最低；但与其他阶段相比，男性在生命周期的这个阶段倾向于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无论妻子是否工作，丈夫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保持相对稳定。这些研究在侧重点上和具体观点上的区别是有意思的，但与已经得到确认的核心观点相比就显得无关紧要了。莎拉·伯克(Sarah Berk)重复了这一观点：“丈夫的工作活动和与工作领域相关的个人特征是决定家庭总市场时间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很少有已婚男性在从事家务和照顾小孩中扮演重要角色”(《性别工厂》，1985)。

核心家庭一词用于指由配偶及其仍受抚养的子女组成的家庭单位。家庭的早期论述强调了核心家庭的生物学必要性。人类学研究强化了核心家庭的“自然性质”，如乔治· 默多克( George P. Murdock)断言，核心家庭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群体”(《社会结构》，1949)。默多克将这归因于核心家庭在完成物种生存和社会连续性所需任务方面的效用，即性关系的调节、生育、儿童社会化以及两性之间进行经济合作等。社会学家强调单纯生物学角度不足以充分理解家庭形式，并坚持认为有必要研究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进程如何形塑核心家庭。

对家庭的结构功能主义解释(参见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罗伯特·贝拉斯[Robert Bales]的《家庭、社会化和互动过程》，1955)仍然很重要，因为随后的许多家庭社会学都是对功能主义解释的回应。然而，由于历史和跨文化差异的证据，孤立地认为核心家庭是为适应成熟工业经济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观点现已不再被世人接受。帕森斯认为，核心家庭适合工业需求，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它使家庭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于更广泛的亲属群体；另一方面，它确保了在个人主义和非个人化的世界中，成年人和孩子有一套稳定的甚至是有限的情感关系。威廉·古德(WilliamGoode)(《家庭》，1964)也强调核心家庭很好地服务于工业社会，提供了克里斯托弗·拉施(Christopher Lasch)所称的“无情世界中的避风港”。(《无情世界中的避风港》，1977)但是，古德同时也警告说，家庭的形式和功能会随着个人意愿与动机变化而变化。

“家庭作为避风港”这一论题提出了为谁提供避风港的问题。通过将家庭视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权力的存在被忽略了。丈夫、妻子、父母和孩子都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权力。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和彼得·威尔莫特(Peter Willmott)在《对称家庭》(1973)中声称，核心家庭正变得更加平等，性别角色的分工更加灵活。但是，许多女性主义者并不接受这一乐观的观点，他们认为家庭是一个压制性的机构，特别是对女性而言。显而易见的是，随着离婚率上升和人口老龄化，核心家庭不再是英国或美国的常见形态。一个成年人通常会经历两次核心家庭：一次作为原生家庭中的孩子；在一段独立时期后，作为其婚姻家庭的父母(参见C.哈里斯[C.Hanris]的《家庭与工业社会》，1983)因此，核心家庭仅与生命历程中的某些阶段有越来越多的联系，并且相比过去持续时间更短。鉴于大多数已婚妇女和母亲都就业，她们的角色结构也可能有所不同。尽管如此，核心家庭似乎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机构，可以幸免于各种社会动荡并适应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