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座楼塌的背后,都有一场时代的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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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这本书的题目起得很大,我险些以为这是一部解释明朝灭亡原因的著作。幸好,我的望文生义是错误的。

读罢全书,我觉得前言里最真切、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与皇帝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们,整体看起来似乎无比强大,但细看单个家族却是眼见他起高楼,也眼见他楼塌了。换句话说,《江南困局》讲了6个“楼塌了”的故事。

《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

唐元鹏 | 著

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4年8月

书中不时提到了“白银资本”“献忠时刻”。只看这几个关键词,我脑补出了一条逻辑链:白银资本流入中国,引发社会失序与动荡,最终导致明朝灭亡。对于浸润在唯物辩证法与阶级分析法的中国读者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默认的解释模板。

十三世纪日本金融资本发展,引发武士破产,恶党丛生,最终导致镰仓幕府灭亡。

当然,这个模板也有乐观向上的进步版本,比如价格革命。十六至十七世纪,美洲金银大量涌入欧洲,引发物价上涨,打击了收取定额地租的封建地主,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按照这样的逻辑讲下去,《江南困局》里6个遭殃的士大夫或宗族,应当是明朝没落的缩影吧。所谓“以小见大”,作为明朝事实上的统治阶级,每个士大夫家族都是一个代表明朝国运的小宇宙。

然而,作者选择的事例,似乎恰恰在跟顺滑的历史逻辑对着干。白银资本在书中的体现并不多,大部分纠纷依然是围绕土地和政治权力展开。

失序与混乱是存在的。比如,第一章里记述了江南“刁民”的乱象:“房屋已经交割买卖后,原房主还来占住;田产交割清楚后,原地主也来占种。已经发过誓画了押签订文书,转眼就不认账;现银交易成色交验清楚的,又来扯什么债务利益。”

作者还总结了“疍吏均衡”的概念,意思是,官吏盘剥不能超过人民忍耐的极限,否则就会引发民变。

前一类乱象的基本原因是“不在地主”的大量出现,也就是地主常年在工商市镇或府城居住,将田产长期租给佃户。地主有“田底”,而佃户有“田面”。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再稍微复杂一些,就是三权分置了。

至于疍吏均衡,则有些大而化之,将官吏与人民分别当作铁板一块的集团来看待,基本上属于朴素剥削话语的范畴。

事实上,《江南困局》中丰富的故事与精彩的拆解恰恰表明,这个类似断裂应力的模型主要是对现象的描述概括,而非解析原理。

所以,这本书最好的打开方式,或许就是抛开全局逻辑,专注于局部的纹理。比方说,“脸面”。

脸面并不空虚

实话说,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我对“脸面”问题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东方主义的层次上。

具体点说,就像林语堂讲的那样,“它是空虚的,男人为它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它经常决定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它可以推翻政府的一个部。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

尤其是这篇小文的最后一句,要用“法治政府”取代“面子政府”,仿佛面子是一种指导社会运行的根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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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 | 著

群言出版社

2010年11月

但“火烧董家楼”的故事分明表示,脸面一点也不空虚,反而像梅雨时节的潮气一样厚重黏腻。

这里的董家指的是董其昌。董其昌以文人画知名,按理说是一个十足的文化人,但在前后的事端中,他的行为丝毫看不出体面。

事件的起因是一篇编排董老先生的淫秽小曲。董其昌深感受辱,就去查找小曲的作者,结果从艺人钱二口中得知,作者是董其昌的连襟、同为本地缙绅的范昶。范昶自然矢口否认,但被董其昌逼着下跪与钱二对质,回家之后活活被气死,由此牵连出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董家后来总共有4家宅子被打,字画财宝被洗劫一空。乍看起来,这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典型案例,属于激愤之下的非理性行为,或者用作者的话说,是“上头”。

不过,从董其昌后面的做法来看,或许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不是上头,而是理性算计得出的势所必然。最典型的体现是他对官府公告的反应。

董家楼被烧之后,县府两级分别张榜安民,内容还是明代维稳的老一套:董家平日多遭怨恨,事出有因,如今民怨已经发泄,不得再生事端,否则严惩不贷。

按照惯常的处理,官府会抓几个带头闹事的乱民,然后事情就那么过去了。大部分情况下,苦主也会认栽。但这一次,董其昌特别“刚”。

他坚持主张,此事绝不仅仅是暴民闹事,一定有“士人”煽动挑唆。客观来说,董其昌的说法是正确的。

书生组织起来到府衙请愿,控诉董家欺凌范家,沿途带动了大量百姓。范家背后的冯家召开全族大会,要与董家对抗到底。

烧楼之前,城中有流言,“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在当时的识字率和社会组织条件下,这种制造舆论的行为几乎必然由士人参与乃至主导。

但问题在于,这不是董案独有的情况,而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官府对此更是心知肚明。

书画可保家否?

那么,董其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作者的分析颇有见地:“但董其昌偏不,他非要把事情闹大……要追究生员责任,打击面就会非常广,那就是要与合郡士绅作对。……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退缩,那董家未来还能在松江立足吗?况且作为新崛起的家族,董家与范家、冯家这些老牌官宦家族的争执,分明是松江政治格局的一场斗争。

这种“斗争”不仅仅是地位排序,更加涉及生死存亡。这是由官宦财权与政权的密切关系导致的。

简单讲,明代官宦不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能够聚集起大量财富,不是靠发掘和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而是因为官方对官员有优待,平民挂在官宦名下可以减免赋税徭役,也能免遭欺负。于是,不少人会带田产、房产、商铺投献,明人称之为“诡寄”。

在这样的威势之下,官宦子弟和家奴每每仗势欺人,强买强卖,既是为家里添财,也能自己揩油。

《江南困局》里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南浔县人谢奎借了范家五两银子,短短一年时间,本息变为九两。

范家家奴为催债,指使一名残疾老人去谢家蹭住。谢家不堪其扰,又无力还钱,只得将田地低价变卖给范家,又到范家做了两年奴仆。

任何一个官宦人家的发家史里都免不了此类恶霸情节,民怨一直存在,只不过平时投诉无门。一旦有契机出现,有冤情者就会纷纷出头,接着就会是浑水摸鱼、无事生非之辈蜂起,比如书中提到的“蓝袍大王”。

所谓蓝袍大王,就是有功名而无官位的读书人。他们缺乏自食其力的技能,又脱不下长衫,就业面颇为狭窄。

除了教书以外,他们也常常帮人诉讼乃至煽动乡里。不过,一味指责这些“讼棍”也是没有意义的。

毕竟,有官威则有人望,有人望则有攀附,有攀附则有盘剥,有盘剥则有怨气,有怨气,则必有怨气的表达、扩散与放大机制。

董其昌深知其中利害。单纯抓几个闹事的百姓是没有用的,他要做的是震慑闲散士人及其背后的其他官宦家族,让他们不敢轻易找董家的麻烦。不然,董家有多少座宅子可烧?

有趣的是,火烧董家楼事件发生时,董其昌乡居已近10载,年逾花甲。但此事之后,他积极结交东林党人,4年后借着早年教过的皇子朱常洛即位之机,重返朝堂。

倚重太监魏忠贤的“木匠皇帝”朱由校登基后,董其昌又改换门庭,攀附与东林党对立的阉党。

天启帝驾崩,崇祯帝上台后横扫阉党,董其昌又忙着销毁前些年与阉党官员的往来文书,但还是遭到弹劾罢官。

董其昌当年辞官时是湖广提学副使,性格孤绝,得罪了当地的许多缙绅家族,结果让秀才们集结起来砸了衙门,只得告病回乡。

如今,朝堂党争已然失控,他还是选择放下文艺家的矜持,毅然踏入浑水。或许正如作者所说,“就算字画再出名,没有政治地位,又如何能保其家呢?”

这才是“脸面”的真义。

江南,一个长期以来繁华富庶、文风昌盛的地区,士大夫,封建王朝里一个尽享荣华、地位超然的社会群体,在晚明政事纷纭、世风日下的时代大势下,都难逃倾颓的命运。

本书聚焦于晚明时期六个围绕江南士大夫发生的故事。他们或因朝堂争端,或因乡间龃龉,而泥潭深陷。轻则地位不再,财势散尽;重则被逼上绝路,家破人亡。被裹挟其中的,除却名臣豪绅、莘莘士子,还有平民、胥吏、奴仆等社会阶层,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在历史片段中挣扎沉浮。

在历史的主流叙事中,这些普通个体的声音极其微弱,但作者深挖时人档案文书,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力求还原真实的人物故事,带领我们于历史细微处,感知大时代之下每个人的生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