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体书店越来越受到线上冲击的当下,一对小夫妻的书店,不卖咖啡,不卖文创,也不设置自习座位,仅仅依靠卖书顺利运营了4年。然而,这并不是一份经营书店的成功指南,只是一对年轻人对有尊严生活的选择和回应。
这几年,实体书店生存困难已经不算新闻了,2024年年初,《出版人》杂志推出“2023年度书店生死录”系列,记录下几十家书店的消失。媒体对书店越是关注,越是印证了书店连同它所承载的阅读精神已经日渐边缘的事实。
在电子书的普及,以及电商折扣和直播间低价售书的夹击下,独立书店如何活下去成了一个问题。此外,书店似乎面临着自己的存在主义之问。在我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已经高度栖居于网络的今天,书店存在的意义,除了“情怀”,还有什么?位于长沙岳麓山脚下不远的阿克梅书店(以下简称“阿克梅”),似乎是一个很好地观察以上问题的地方。他们不卖咖啡和甜品,不卖文创,不允许人像摆拍,不准备舒适的自习、洽谈座位——真的只靠卖书活了下去,并且还活得很好。店主小七和江涛是一对夫妻,他们经常开玩笑说,如果卖书可以靠情怀就最好了,毕竟情怀不用成本。相比于因为同情书店运营艰难所以掏钱买书的,他们更希望找到真正的读者。从市场规律来说,如果没有真正的需求,一家书店的确不可能持续经营下去。阿克梅在大学城扎根生长,至今已经4年半。他们说书店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坚持不做什么”。但读者请注意,这并不是一份经营书店的成功指南,只是一对年轻人对有尊严生活的选择和回应。阿克梅开在岳麓山脚下一栋临街楼房的二楼,白色招牌上的logo ,是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头像,她是江涛和小七最喜欢的诗人之一。诗人的一句“你晚来了很多年啊,我依然为你而神往”被写在进门的墙上。原本这句话是写给书店一位老友的,后来干脆变成了阿克梅的欢迎语。从书店旁边的小坡上去,八九百米的路,开满了民宿、餐馆、便利店,挂满时尚霓虹的情侣主题酒店和情趣用品店,几乎满足了大学城里年轻人的日常所需。不久前,书店一楼的情趣用品店刚闭店离开。小七开玩笑说,把情趣用品店熬走了。去年,书店还办了一场关于法国学者伊娃·易洛思新书《冷亲密》的分享会。2020年年初,江涛和小七在这附近寻觅合适的店面,出租的老板一听他们是开书店的,便嘀咕“大学城开什么书店咯”,学生消费能力不高,还不如开个麻辣烫店来得实在。从书店小小门面的楼梯走上去,大约50平方米的空间里,有三个小房间。进门两面书架上是一些美学和文论以及社科书籍,吧台对面是艺术类书籍,小房间里是西方哲学、社科以及中国古典文学、海外汉学,最大的房间里是世界文学。夫妻俩的选书主要是外国文学和诗歌,在显眼位置,还有一些国内新人作者的书。书丛中,不时会出现一些儿童文学和博物学,这是江涛和小七女儿出生后,书店里随之生长出来的书籍。周六的下午,书店里有几茬客人来到。最里面的房间里,几个学生在聊诗歌,聊着聊着走到吧台结账的当口,又依依不舍地继续聊开。一个从外地来的游客,边查看书架,边和老公开着视频,惊叹书店里的绘本,“这家书店的选书太好了”,一会儿又问小七有什么书推荐。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她挑了一摞书结账,还办了会员。江涛埋头在吧台上看书,不时有客人过来问他找一些书,他笑眯眯地回应。和人说话的时候,江涛往往微微弓一点头,笑起来单眼皮几乎就眯成一条缝,是谦恭的友好,友好中有着不擅长社交的笨拙。小七热络活泼,留着长卷发,招呼人的时候热剌剌的,像上学时会替人打抱不平的女孩。她说江涛是店里负责进货、打理书兼顾打扫卫生的,她则负责看书、销售。下午五六点钟,小七和江涛准备带着女儿去附近吃粉。小七见我还在书店流连,问我要不要在书店继续待着。说完她加了我的微信,我就这样成了书店的临时店员。我一头扎进大房间的世界文学书架里,在这个夏天之前,我已经好久没读文学书了。生活逼仄,我和周围的朋友们一起陷入焦躁和困惑,急需一些更贴近当下生活的社科书籍和非虚构文学来解释当下,文学一度被我认为是奢侈品。在这个书架里,我凭借着惯性,找到了那些我熟悉的书,比如朱迪斯·巴特勒、苏珊·桑塔格的书,还有柏琳的新书《边界的诱惑》。一本在展示位摆放的《周启早诗歌精选》把我吸引了过去,其中有一首诗叫做《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是生命在机器里揉碎又重造的写作,我在内心感叹自己的孤陋寡闻。随后,我又决定投奔我熟悉的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一面复杂而多半是陌生面孔的书架面前,一个读者可能会经历类似孤陋寡闻的感慨,时而又会产生“不看也罢”的傲慢。然后,幸运的话,这种傲慢会转化为好奇和惊叹。紧接着,我在书架上看到一本《寂静连绵的山脉》,作者是彭剑斌。也许因为这个名字太过于普通以至于激不起任何想象,我随意翻了几下就放下了。从书店离开很久后,因为好奇,我又找来彭剑斌的小说《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我后知后觉地被他语言的陌生吸引,它们简洁、沉重。一些也许枯燥乏味的日常,经由他的语言,露出了令人吃惊的荒谬。关于彭剑斌,有一个小七和江涛说了很多遍以至于不愿再啰嗦的故事。2020年,书店刚开不久,刚好失业的彭剑斌在书店转悠买书。登记会员信息的时候,江涛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熟悉,便问他是做什么的,彭剑斌随口一说“写小说的”,对话就到这里结束了。小七说,“当时不知道他写得好还是坏,他走了之后我去找他的小说来读,一下子就觉得很喜欢。”小七决定卖他的书。结果彭剑斌让小七去网上买。他说,那本书现在很便宜,只要5元一本。小七气不过,“写得这么好,凭什么这么便宜”。当时彭剑斌经济状况也不太好。她从京东上把所有的书都买来,在书店办了一场签售会。当时《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只有2012年的版本。书摆满了柜台,结果读者反馈很好,彭剑斌在书店签了一下午。在那之后的11月,彭剑斌旧作《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与《不检点与倍缠绵书》一同再版,两个月内,光在阿克梅里就卖出去150本。《不检点与倍缠绵书》是彭剑斌最早的作品,写于2004年到2006年他在贵州做业务员期间。这本是被彭剑斌抛弃的书稿,他认为一些篇章不成熟、不克制。后来因为这个契机,有更多读者看见了它们,这些书稿也因此有了新的生命历程。小七反思起自己原先“势利”的阅读。此后,阿克梅对国内青年作家产生了更大的阅读兴趣和推介的使命感。2020年,她在店里推介了青年作者童末的短篇小说集《新大陆》。今年,童末又出了新书《大地中心的人》。小七说,“在我们店里,你会发现很多不在你原本视线范围的书。我们当然知道很多书很畅销,但我们没有进它的原因,不是说有多清高,而是希望书店能成为一个拓宽我们和读者视界的东西。我们希望读者来到店里,是为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书出版,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而这后来也成为阿克梅吸引读者的最大特质之一。阿克梅诞生于疫情之始。那个时间点,也许所有人都有些共通的情感经验。当时小七和江涛已经辞职半年,到处旅游了一段时间,正在考虑过一种新的生活。当时的境况里,他们突然感到死亡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种心态反而促使他们把开书店的想法付诸行动。长沙是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地方。两人同在这里上大学,并相识于长沙一家小小的独立书店。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书店已经倒闭了,附近也只剩下一家卖教辅的书店。疫情期间开店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他们只是觉得一定要试试,“最差的情况是把钱亏完了再去打工”。在当下,贫穷不仅可能是一个独立书店面临的现实,还可能是重要的“生存要素”——因为它多少能唤起客人在书店买书的责任心。但江涛和小七多次在公众号告知客人:“不要同情书店的运营维艰,每个书店的老板都亏得起,不然不会开店。”这看起来略显傲慢的发言,实则揭开了当下图书行业荒诞处境的一角。就像每个成功人士办公室里都有落灰的一大面书墙,近看会发现可能连书的塑封都未曾拆开,书籍一面被捧上神坛,一面被束之高阁。而书店存在的价值也早已超越卖书本身,不少城市将书店当成一个文化品牌引进,书店成了一个城市招商引资的项目或引流手段,起到文化背书的作用。换言之,书店是城市的景观。作为补偿,城市也会给书店一定程度的房租减免或补贴的优惠政策。开书店能够申请一些补贴,但为了保持独立性,江涛和小七并没有去做这样的申请。维持书店的尊严,来自于自负盈亏。他们试图让书店按照自己的心意回归到它古典的形态中——找到志同道合的读者,愿意在书店买书,而不是因为同情而买书,或者只是把书店当成图书馆甚至是摆拍的背景。“喜欢的书可以拆开看看。”在阿克梅,客人如果对一本书感兴趣,可以拆开塑封看看内容,不喜欢不用买。但他们明确书店和客人的关系:请带着购买书的意愿进入书店。书店不提供图书馆等免费看书的公共服务。书店到处都堆满了书,没有地方落座;书店不卖咖啡,不卖文创。他们拒绝书店成为自习室、洽谈室,相反,在书店可以大声交流读书心得、荐书甚至读诗。有一次,江涛和客人聊书的时候,有客人说:“你们能小声点吗?”江涛当即说,“不好意思,我们店里是可以有声音的”。起初,他们花心思寻找更多客人,后来却又花更多精力劝退某些不合适的客人。江涛不擅长当面表达,便在公众号文章里写《书店客人应有的礼仪》。他们认为,如果不这么做,书店的书就会沦为背景。这是对书最大的不尊重。对于习惯了顾客享受上帝式服务的人们来说,阿克梅俨然有一副严肃的面孔。江涛说话直接,遇到不礼貌的客人,他会上前提醒,丝毫不怕得罪客人。有人在网上气冲冲地发表恶评,认为书店傲慢清高。有一位书店客人在去完书店后写了一篇文章。开头她写道,“传闻中这个书店不太好接近”,但后来她写道:“和小七聊了一会儿,觉得它不好接近大概是我的偏见,来源我不自觉对不真诚的认同。”再后来,她大概成了阿克梅的读者,参与过一些阿克梅的分享会。她说:“这一切很打动我,有一种老派的真诚和浪漫。”更多客人在网上自发推荐阿克梅。有人写道:“每次去阿克梅都能买到想看的。买过《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荒原》以及《坐在你身边看云》。很奇怪,大部分时候逛完书店也找不到一本想买的,但每次去阿克梅都能买到。”小七说,一开始开书店并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自己感兴趣什么书,就卖什么。我们自己就是喜欢买书的读者。我们不可能做所有人的生意,只能和与自己相似的人做生意。”恰恰是这样,阿克梅凭借书品和这种性格,吸引来了第一批客人。但“凭什么让客人在书店买书”始终是一个悬在心中、需要开店者反复思考的问题。“双十一”、“6·18”五折购书,电商买100减50元成为常态,近些年兴起的直播电商里,书更是白菜价。在行业内,所有人心知肚明的是,电商平台的书是用来引流的。因此,在价格方面,实体书店几乎没有任何与之对抗的能力。阿克梅开店的时候,便设置了一个相当友好的会员折扣:买1000元的书有7.5折,500元是8折;对于学生来说,买100元的书就能有8.5折的会员卡。另外,相比起其他书店通过兜售门票或者饮料费组织活动,阿克梅的分享会只有两种参与方式:一是买书成为会员,二是通过买分享会推荐的那本书参与。他们希望阿克梅围绕书,成为一个可以交流的空间。开业到现在,书店衍生出了大大小小的分享会,有扎根于现实的阅读交流“阿克梅之夜”,有分享诗歌的读诗会,有分析文学文本和文论的“马拉美客厅”……今年,周慧带着新书《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到阿克梅书店做分享。在只有一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人们在放满书的长桌两边紧紧挨着。夏天,大家每人手持一把扇子,羞涩局促和炎热时而因为持续的交流而被遗忘。有一次,店里组织读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读起来很心碎。但小七无意间听到读者感叹了一句:“活着多好啊,看多幸福。”小七在开店日记写道:“也许能感知到这种悲伤也是幸福的。”开店4年多,他们送走了许多毕业的学生,也与一些读者、作者以及出版人结下了难得的友谊。有时候人们爬完岳麓山,看到书店灯还亮着,就来看看有什么新书。人们也乐得书店与爱书的店老板的存在,来提醒自己别忘了把书看完。前阵子,一位做公益的客人在书店里放了一本叫做《县镇中学生画像》的自制册子,被一位出版社的编辑看到了。编辑觉得这个册子很好,于是决定把它出版。“PEER毅恒挚友”研究团队扎到县、镇中学所做的项目。人与书交流,人又经由书连接。小七说:“这不就是实体店不能被取代的原因之一吗?”在阿克梅的公众号,小七和江涛不定时更新着开店日记,对于每一本卖出去的书,他们几乎了如指掌。书店营业额有时一整天都挂零,他们会焦虑;书店冷清的时候,他们经常放五条人的歌,热闹开心一点。有时候,又看到他们庆祝一天卖出去几十本,欣喜于爱书人还是在的。书店经营情况实际如何?售书利润很低,况且我对文学青年赚钱算账之事也存疑,小七却说她非常喜爱算账,“就像老鼠爬上自己的年夜饭餐桌”。但她也算不清楚这些年到底赚没赚钱,因为一家人的开支都在这家书店里,“手上是没存钱,但要说没赚,去年也把房子给装修了”。这些年,书店里的书从4000册变成了1万多册,小七觉得这就是肉眼可见增长的财富。此外,他们还有2000个会员,大概每年能卖出去8000册书。在这个基础上,书店得以存活,一家三口的生活也得以存续。小七说,疫情后的一两年卖得很好,可能是那当口人们渴望这样的交流。后来这两年,他们明显感觉到了大环境的水温变化。她想到一位每个月都来买几百块钱书的客人。有一次,客人在书店正挑着书,接到一个电话说是降薪了,降了快一小半。去年大学毕业季的时候,他们听说学生工作不好找。当时他们正好读到黄灿然的诗:于是,他们把这首诗抄在吧台的本子上,在原本的会员卡规则上加了一条:失业或者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人买书可以享受无门槛的8.5折优惠。大环境变化下,他们也适度调整了生活方式,减少出去吃饭、喝咖啡的次数,生活变得更加简朴。书店原本从早上开到晚上,今年7月,他们改变了营业时间,改成下午2点开到晚上9点。小七说,缩短营业时间,一方面降低期待,一方面也好给他们腾出多点时间阅读和写作。小七说,在长沙生活几年后,会慢慢养成一种相对放松的心态。长沙话里有一个词叫做“打流”,就是游荡、无所事事的一种状态。以前在苏州上班,她会觉得“要辞职了,这不得去死呀?”,“但是在长沙,就感觉到打流才是常态” 。在小七的朋友圈,她经常分享夫妻俩带着女儿小船儿到附近探索自然的日常,另外就是与书打交道,与读者打交道。她写道:“住在大学城多么幸福。一公里以内,山、河、江、湖、音乐厅、美术馆、游泳馆、大草坪、酒吧、咖啡厅、便利店还有垃圾食品,应有尽有。”小七和江涛都出身于农村普通家庭,阅读把两个年轻人从平凡甚至逼仄的成长环境中拔出来,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的个性。毕业后,他们也像所有普通年轻人一样选择务实的工作,在城市当白领,一切全靠自己。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普通人追求理想生活必须有足够的资本,起码攒够足够多的钱。但后来他们觉得,“凭什么我们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后来,他们真的马上行动。小七说,这其实关乎人的“主动选择”。人可以牺牲一部分东西,比如财富或者主流的价值排序,但是获得了一种自由、朴素、有智识的生活。而在所有获得这种生活的途径中,读书是最便宜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