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要让人活得更好”——袁隆平们《忆先生》，讲述教育更丰富赛道

袁隆平怎样成为袁隆平?黄培云怎样成为黄培云？

在教育似乎愈发成为了一个被量化、被标准化的当下，袁隆平、黄培云等人的《忆先生》仿佛带着我们穿越了时空的隧道，看到了教育原本的样子——

教育，它应该是一种生命的滋养，一种灵魂的唤醒，一种让每个人都能活得更好的力量。

“是他们一路点灯，通浚阻塞，让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

“现在的学校每年成百的博士、上千的博士培养出来，我总是呼吁，千万别把博士给培养成‘窄士’。”

生前发出这样呼吁的，是“中国粉末冶金之父”、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培云。有感于看到的博士知识面窄得可怕，他在去世前的几年，多次批评“博士”的“窄士”化倾向。

在他的回忆文章《清华园与西南联大》中，可以找到晚年的他发出那样呼吁的缘由——他在西南联大时，有位老师叫郑桐荪，郑桐荪老师是当时数学界非常有名的老师，他给黄培云他们讲中学就学过的解析几何课。

“很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尖尖的东西上去，很不稳定，很容易倒下来。你们要把基础弄得很宽，它就很扎实，这样你的学问才能够真正上去。”

郑桐荪的这番话，很多年后黄培云都记得。黄培云还记得郑桐荪老师在他的专业之外，还研究清史，“造诣很深”，而且对诗词书画也很有研究，自己还写了很多诗，“是一位文理兼通的学者”。

这位文理兼通的学者，他本人和他的教学理念，藉由黄培云的回忆文章，让更多的人有了了解，也让更多的人因此而有所得。

《忆先生》中，袁隆平在他的口述中提到了一位叫“管相桓”的教授。这个教授教遗传学。当时一切向前苏联看齐，遗传学只能是教前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但这位管教授崇尚的是孟德尔遗传学。受他的影响，袁隆平在课余时间自学孟德尔等人的遗传学，遇到不懂便请教管教授。后来，袁隆平在育种方面的研究，作指导的便是孟德尔的遗传学——如果管教授只是照本宣科讲米丘林等人的学说，很可能袁隆平就不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那样。

长沙市一中是我们所熟知的名校，但大家对这所中学为什么能成为名校却不那么清楚，曾在长沙一中任教过、现湘一立信实验学校校长武建谋的文章《恩师如灯》，读者读了后或可对长沙一中之所以成为名校有了答案。

文章中，武建谋主要回忆了张维德、彭大斌和应易书三位老师。其中，张维德和彭大斌是亲自到武建谋当时在浏阳的家中邀请武建谋去长沙一中任教的。他们并没有教过武建谋，但武建谋之所以称他们为“恩师”，不止是他们改变了武建谋的命运，也不止是传统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个说法，而是他们的言行，着着实实影响到了武建谋，成为武建谋的榜样。

武建谋一到一中报道，张维德就把自己多年来反复修改的教案毫无保留地全都给了他，不仅如此，张维德还对武建谋开放了课堂，后来武建谋成为物理竞赛金牌教练，张维德也是引路人——张维德不仅鼓励武建谋接任物理竞赛指导教学，还主动提出第一年的基础竞赛课程全部由他自己上，武建谋只需随堂听课学习，做些辅助工作。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师呢，他会中途改变主意吗？”武建谋曾这么想，但张维德不仅言出必行，还把自己的上课津贴记在了武建谋的工资卡上。

另两位老师，也以各自的方式感动和影响着武建谋。在武建谋看来，这三位老师就是三盏明灯，“是他们在我的教育路上一路点灯，通浚阻塞，让我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

虽然我们在唐代就有《师说》广传于世，虽然现代的师范教育在近现代慢慢普及，但真正深刻影响到老师的，真正树立起可以照着做的榜样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老师，他们一路点燃的灯，不止照亮他们教过、指导过的学生，这些学生还接过这盏灯照亮自己的学生。黄培云、袁隆平、武建谋及《忆先生》中大部分作者都当过、或现在仍当着老师，因为他们的照耀，他们学生的内心世界大多也和他们一样疏朗清明；有的虽然不是老师身份，但他们的疏朗清明也能帮助到身边人通浚阻塞。

教育从来就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

黄培云和袁隆平对各自先生们的回忆，编在《忆先生》的辑一“求学之路”中，这一辑，还有张景中、李尚志、刘忠范、温琳清等大家对其恩师的深情追忆，这些故事，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辰，虽远犹明，指引着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辑二“恩师如灯”与辑三“弦歌不辍”中的大部分作者和所回忆的老师，大多可能不那么为人所熟知，如该书后记中所说，这些先生们“他们有的谦逊质朴，有的卓然不群；有的平和宽厚，有的百折不回；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但他们对学生的影响却是深远而持久的。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为学生树立了人生的标杆，激发了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老师们不但使我懂得了如何做学问，更使我学会了如何做人、怎样才活得有意义。”《清华园与西南联大》中，黄培云这么说。一个“更”字，把黄培云心中的老师的形象立了起来。

“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带领学生们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使我受益匪浅。”袁隆平回忆老师时感慨，这些文体活动确实让袁隆平受益匪浅，他喜欢拉琴，喜欢游泳，他能够成为举世瞩目的“90”后，文体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是梅贻琦关于教育的论述，刘建海在他的老师戴海的随笔集中读到了这一段，刘建海在其《林中路》中讲述了让他难忘的一次校园游，那次校园游前导的，便是戴海老师。为此，刘建海读到这段时，对梅贻琦的“不求”“不为”的“从游论”“顿时心领神会”。

长沙年轻教师曹永健对教育也有自己的思考：“教育就是让童年拥有童话、故事、书籍和暖暖的爱；教育就是对成长的眷念和守候；教育就是仰望星空，相信未来。”

“教育，是要让人活得更好。”主编梁威在序言中如是写道。有关教育的本质，每个专家或都有自己的观点。曾短暂当过大学辅导员的梁威，虽然不是教育方面的专家，但他从《忆先生》中捕捉到了被学生们回忆的这些老师共有的一片光辉。

因为这片光辉的存在，教育从来就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忆先生》无疑放大了这片光辉，曾经，这些文章的作者受益于照亮了他们前行的这片光辉，现在，他们分享了出来，完成了这片光辉跨越时空的传承与延续，让更多人有了看清自己立身所在以及未来方向的可能。

对话|“我们给读者看的，不是一本名人回忆录”

潇湘晨报：《忆先生》中这些作者回忆他们先生的文章，您在主编过程中读到时，打动您的是什么？

梁威：我们集团有一本杂志《新课程评论》，在中国的教育界有一点影响力。有一次我在这本杂志上看到一些大家对他们受教育过程中的一些回忆。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些大家有关教育的回忆结集出版。就这样，本来是看一篇，后来集腋成裘，最后我和这本书的副主编郑艳发现，这些文章集结起来还真能出一本书。这些大家的文章打动我的是，他们在回忆自己求学经历时，他非常的谦卑，语言真诚、细腻，他们回忆的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但那些细节还记得很完整，这是我阅读经验中少见的。以前我喜欢余秋雨的散文，文采中有恢宏之气势，《忆先生》中的文字不是，例如袁隆平的文字，浅白得像是白开水，但是你喝到后觉得这太解渴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对冲”。

另外，我注意到，这些作者回忆自己恩师的时候，很少会对他们在课堂上的优秀表现印象深刻，往往是课堂之外的一些甚至可以说是琐碎的事情，对他们的成长有很大影响。这些事情让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们的经历对于职场当中的大多数人，有一定的借鉴的价值——当你还默默无闻或者说还不被赏识的时候，你要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有对未来的信心。

潇湘晨报：近些年，“大先生”这个词频频出现，似乎不加个“大”，就不能表现对“大先生”对应的那个人的尊敬，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梁威：先生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在我身边的自然人；大先生，他是一个社会人形象，他的影响是全社会的，而不止是影响到某个人。“大先生”这个称呼的产生，可以视为社会价值观的一种引导。例如，我们可以称邵逸夫这样的慈善家为大先生；称杨绛这样独立而又博学的女性为大先生；称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为大先生，等等，其实这都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表现。

除了“先生”和“大先生”的区别，还有“先生”和“老师”的区别，我在序言中问读者：那么多“老师”您记在通讯录里，哪位“先生”您会记在心头？

潇湘晨报：在《忆先生》一书中，所写到的先生，有符合“大先生”标准的先生，也有一般的先生；写下回忆这些文章的，有名人，也有不那么有名、甚至有普通人。这种不拘泥于“大”与不大、有名与无名的编选，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梁威：准确地讲，书里面的作者即便他在社会层面上是大家，他写文章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普通人的心态。所以，从文字和故事的角度来看。作者是否是大家，其实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给读者看的，不是一本名人回忆录。作为读者，既可以从袁隆平老师的故事中受益，也可以从不那么出名的作者的老师们的故事而受益。

潇湘晨报：我读《忆先生》时，有个感觉，书中的作者既是回忆他们的先生、感恩他们的先生，同时也是向读者展示自己心中的“先生”的标准。可以这么认为吗？

梁威：这本书刚刚印出来的时候，给了我十几本样书。拿到样书的当天晚上，我正好参加教育厅的一个活动。当时我送了一本书给副厅长。副厅长说别的老师那你也要送，我就把书全都送出去了。其中有个老师找我签名的时候，谈到了我在序言中提到的张居正的故事。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老师。他提醒时年10岁的万历皇帝不要在书法上花费过多精力。练字是末节小技，张居正说得没错。宋徽宗也好，李煜也好，他们艺术上的成就无法弥补他们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我对这个老师说，既然你提到了张居正，那么我就把序言中没讲完的故事讲给你听——张居正死后，万历是把他挖出来鞭尸的，也就是说，从万历的角度讲，虽然你张居正是正确的，但你打到我身上的鞭子还是疼。这个老师听完后马上讲：“我对学生也是蛮严格的，以后我还是不能太严苛了。”

潇湘晨报：“严格”和“严苛”还是有不同的。

梁威：是的。你可以严格，但不能严苛。人性是由理性和感性组成的。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要到成年以后，理性才可能占上风，未成年时还是感性占上风。我们在一个人还很感性的时候，给了他认为是伤害的那种感受，他可能一辈子都对你生不出爱、生不出尊敬。

潇湘晨报：这可能就是现在有些老师只是老师，但另一些老师会在学生眼中成为“先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梁威：现在很多老师掌握的只是教育技术，还未上升到教育的方法论、价值观这样的高层级来。这是老师的社会角色所决定的。在现在的教育体系当中，老师越来越工具化，一方面他们用填鸭式的方式把学生的课堂填满了，另一方面我们也用各种指标把老师的时间填满了，把老师塑造成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在哪个环节做哪些事都是规定得死死的。而以前的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决定要做什么。例如，有些老师爱心更重一些，他会去关心那些困难的孩子；有些老师可能更关注学生成绩一些，他会去培优；还有些老师可能童心多一些，会和孩子们一起玩……以前各种各样的老师都有。这和社会关系的细化和重组有关。在以前的赛道上，老师的角色更丰富一些，可以又是老师、又是家人，也是朋友。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