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养心殿内,一个青年君主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相传,顺治皇帝在观摩了一场佛家剃度仪式后,便毫无征兆地病倒了。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六,皇帝急召礼部侍郎王熙等人进宫。人员到齐,顺治有气无力地说道:“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
听到顺治帝要交代后事,众大臣顿时泣不成声,王熙更是压抑着情绪进行笔录。三次进呈御览过后,皇帝遗诏终于完成。当晚,顺治在病痛中驾崩。
这一年,顺治皇帝24岁,史载死于“出痘”,即天花。
顺治被天花带走之后,他的继任者遵照其生前遗愿,于河北省遵化市西北马兰峪的昌瑞山(原名丰台岭)南麓为其动工修建陵寝,“孝陵”开始拔地而起。
后来,子孙们相继跟进,将自己的陵寝簇拥在老祖宗身边,最终形成清朝第二个皇家公墓群——清东陵。
▲河北遵化清东陵。图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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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一把悬于清室头顶的利剑。
顺治年间,天花频频来袭。因医疗水平有限,防疫工作大体是——惹不起,但躲得起。朝廷将官民分为了“生身”(未出过天花或被怀疑感染天花者)与“熟身”(感染过天花并痊愈者),疫情初现时,生身一律赶出城外隔离。可是,疫情一旦失控,皇室也不得不远遁避祸。
顺治卜陵昌瑞山,就是在其生前一次“避痘”的旅途中完成的。
据《清史稿》记载,顺治登顶昌瑞山,环顾四周山景后,面露喜色地对近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随后,皇帝又摘下自己的扳指,往山谷中一扔,说道:“韘落处定为穴。”通过投掷扳指的方式,顺治为自己圈定了百年后的寿陵选址。
卜陵过程看似主观随意,但结果却是令人满意。
在古代堪舆理论中,帝陵的选址要满足前有照(朝)山、近有案山、后有靠山三大硬性指标。站在扳指落地的马兰峪,近前处有影壁山可为案,远处金星山可为照,身后的昌瑞山可为靠,三点一线,风水上佳,清代人甚至夸张地称其为“国家亿万年钟祥福地”。
▲清东陵风水格局。图源:最爱历史自制
如此风水宝地,顺治却不是第一个发现者。明成祖卜陵时,就曾将其当作备选方案。但囿于其靠近前线,即便是“天子守国门”的朱棣,也不得不放弃。明末,崇祯卜陵时又提到了此地,但为时已晚,农民军的入城迫使他自缢于煤山。最终,这块好地还是让顺治捡了漏。
在卜陵后的第十年,怕啥来啥的顺治还是死于天花。作为满清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的言行仍保留着一些满洲旧俗。临终前,他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无论是依旧俗,还是崇佛法,他都选择火葬作为归宿。当然,如果按照现代观点,火化同样是处理天花病人遗体最科学的办法。
送顺治最后一程的,是与之关系匪浅的䒢溪行森和尚。自董鄂妃去世后,生无可恋的顺治开始沉迷于佛法,常常与之参禅论道,彻夜交谈。皇帝甚至一度曾要求䒢溪行森为其剃度出家,直到大师玉林通琇出面,以烧死䒢溪行森相逼才作罢。在景山寿皇殿,随着䒢溪行森高声大喊“释迦涅槃,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手中的火把点燃了柴堆,顺治皇帝最终化为了一坛骨灰。
▲䒢溪行森与顺治皇帝。图源:影视剧照
尽管顺治遗体在烈火中化成了灰烬,但民间仍流传着这位佛门天子假死出家、遁入五台山空门的种种八卦。
顺治被火化后,少年康熙仍以土葬之礼为父亲修筑陵寝,孝陵在顺治生前圈定的昌瑞山马兰峪拔地而起。尽管明清之间互生龃龉,大动干戈,但清孝陵还是参照了明代帝陵“前朝后寝”的样式布局,在局部小修小改后,成为清代帝陵竞相模仿的标杆。
处理完先帝丧事,康熙对父亲的死因仍然心有余悸。此时的清王朝,天花频频肆虐,摆在新皇帝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继续“战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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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之时,康熙就与这种烈性传染病交过手。
当时还是皇三子的玄烨,一出生就被带出紫禁城躲避天花,但在两岁时仍不幸感染。幸亏命硬,加上乳母精心照料才得以存活。因为疫情,玄烨幼年时缺少父母陪伴,晚年时曾深感遗憾:“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
天花虽愈,却在玄烨身上留下了痕迹。雍正曾在碑文中夸赞父亲是个“肤理莹白,皎然玉质”的白富帅,但一些外国使节却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的恭维话。康熙三十一年(1692),俄国使臣伊台斯见到康熙后,回去便在《使华笔记》里记录了这位东方君主的样貌——“鼻子隆起,略歪,垂着黑色髭须,脸上有麻点。”
▲清圣祖康熙画像。图源:网络
天花让玄烨变成了后世调侃的“康麻子”,但祸福总相依,这段染病经历也给少年玄烨带来了意外之喜。
顺治临终前,一度为立储一事而烦恼不决。思虑再三,他决定听一听汤若望的看法,这位颇受皇帝与孝庄太后信任的德国传教士提醒他——皇三子玄烨感染过天花,终身都不会再出痘了。身染天花的顺治听后如梦初醒,于是确定玄烨为储君,即康熙皇帝。
因父亲死于天花,康熙对此深恶痛绝,于是下令设立了清代的疾控中心“查痘章京”,负责在八旗中筛查天花病人。
自皇太极时起,满蒙一体即为国策,皇帝需定期接见蒙古各部首领。尽管严防死守,但康熙还是发出了担忧:“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万一有个别王公大臣谎报病情进京,自己免疫虽不惧,但恐京城官民将被团灭。于是,康熙在热河专门修建一座行宫,用于接见蒙古王公,这便是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这座远离京师的宅邸,除了供皇室避暑,实际上还有避痘之用。
清初抗疫以预防为主,直到太子胤礽出事后,康熙才转为主动出击。
康熙十七年(1678),正值三藩裂土分疆,而太子胤礽又不幸感染了天花,储君岌岌可危。这时,一个叫傅为格的候选知县善于治痘,及时地将太子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吹鼻种痘法,是源起明朝隆庆年间的一种民间防疫手段。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天花患者产生的痘痂磨粉,将其吹入或涂抹于未感染者的鼻孔中,使之轻度感染并调理治愈,在接种者体内催生抗体,从而对天花形成免疫力。康熙对此大为欣赏,不仅破格提拔傅氏为武昌府通判,还在两年后召他进京,专门为一众阿哥种痘防治天花。至此,清代皇子种痘制度正式确立。
▲吹鼻种痘法。图源:网络
在朝廷的推动下,种痘法又向全国官民普及,引得俄皇彼得一世也派人来华学习。人痘接种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天花蔓延的势头逐渐被遏制。
每当回忆起这些抗疫往事,康熙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此后,天花疫情渐渐平息,一消停就是近百年。
摆脱了瘟疫掣肘的康熙,终于能一门心思扑向治国理政。经过一番励精图治,一个被誉为“康乾盛世”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玄烨与世长辞,享年69岁,葬于清东陵内的景陵。
▲清东陵·康熙景陵。图源:摄图网
康熙景陵形制总体上参照了顺治孝陵,但出于“逊避祖陵”的原则,规制上又略有缩水。例如孝陵采用七孔桥,景陵则降为五孔,五对石像生在数量上,也远不及孝陵的十八对。
在选址方面,景陵还充分落实了《周礼》“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说法,将陵址定于顺治孝陵的东南侧,即儿子所应在的“左昭”位。同时,景陵还将自己的神道降为孝陵神道的分支,以此将父子二陵相连接。
做完这些设计和安排,这位文治武功的君主终于能稍稍弥补一下60多年来的遗憾,在另一个世界与聚少离多的父母再续亲情。
3
清代“秘密建储”是有效规避皇子夺嫡风险的妙招,乾隆在立储时也沿用了此法。然而,每当乾隆在正大光明匾后藏好储君的名字,死神便按图索骥般找上了门。
结果,两任太子先后夭折,第二任太子永琮更是死于清皇室的克星——天花。永琮之死,让乾隆见识到了这种烈性传染病的恐怖,不免倒吸一口凉气。
天花卷土重来。
于是,乾隆重拾祖父康熙建立的皇子种痘制度,在子女当中继续推行这一项裨益爱新觉罗家族的良策,确保血脉得以延续。
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皇帝命人为十五子永琰筹备接种。清宫《阿哥种痘档》详细记录了皇室种痘的整个流程:
这一年春天,钦天监先是根据永琰的生辰八字测定出接种的吉日吉时,呈予乾隆皇帝报批。然后在圆明园五福堂准备了一间“隔离病房”,用黑色与红色布匹遮掩门窗。在施行吹鼻种痘法后,永琰被要求待在这间仅有一盏长明灯的暗房里,静待感染、病发与痊愈,期间会有专人与专医守护。同时于病房之外,乾隆命人设堂供奉各路神仙,以求平安。
经过科学与玄学的双重加持,三岁的永琰经历了半个月不见天日的煎熬,症状完全消失,成功完成了种痘。十年之后,这位已经对天花免疫的皇子,被乾隆秘密册立为太子(即后来的嘉庆帝)。
在操心子女健康与储君人选的同时,乾隆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身后事。
▲乾隆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满人崇尚火葬,曾祖顺治帝曾按旧制火化遗体,但此后的康熙、雍正二帝却放弃了这一做法。而经中原文化多年浸润的乾隆,更是对这一旧俗不满,于是下诏整改:
“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准火化。倘有犯者按例治罪,族长及佐领隐匿不报,一并处分。”
自此,土葬取代火化,入土为安成为了清代葬仪的定制。
完成移风改俗后,乾隆把注意力放到了自己的陵寝上。这时,他才意识到,父亲雍正帝给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原来,雍正帝卜陵时出于种种考虑,放弃了长眠清东陵的计划。转头一路向西,在河北易县的永宁山下另起炉灶(清西陵),打乱了清东陵原有的昭穆葬法。关内两大陵区并立,这是道二选一的难题,无论乾隆怎么选,父祖之间必有一方被冷落,自己都会落个不孝之名。
乾隆不禁眉头紧锁,自己百年后该埋在哪里为好?
最终,乾隆想出了一个“隔代安葬”的折中之法。即自己葬于清东陵,陪伴爷爷康熙。让儿子嘉庆帝到清西陵,陪伴他的祖父雍正帝。以“爷孙相伴”取代“子随父葬”,代代沿袭。如此一来,东、西二陵区,都能兼顾。
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瞬间迎刃而解。
于是,在顺治孝陵西南侧的“右穆”位上,曾孙乾隆的裕陵拔地而起,成为清东陵的第三座帝陵。
嘉庆四年(1799),乾隆寿终正寝,葬入裕陵,陪在了他一生崇拜的祖父康熙身边。
▲对外开放的乾隆裕陵地宫。图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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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清皇室的战痘仍在继续。
咸丰年幼时,道光帝按照惯例给儿子安排种痘。然而,由于医疗失误,咸丰接种后症状失控,种痘变成了真感染。虽然侥幸存活,咸丰却和先祖康熙帝一样,长了一脸麻子。
继位后,咸丰试图整顿官场,重振朝纲。为了表示改革的决心,他对朝中的几个“刺头”重拳出击。
穆彰阿是道光时代的权臣,“穆党”更是遍布朝野。在鸦片战争期间,又怂恿道光帝对英妥协媾和。咸丰对此人印象极差,继位后不久,便以“保位贪荣,妨贤病国,伪学伪才,倾排异己”为名,直接炒了他的鱿鱼,永不叙用。消息一出,天下叫好。
咸丰八年(1858),考生罗鸿祀贿赂考官一事,牵出了“戊午科场案”,一向“持正”的大学士柏葰也被曝牵扯其中。尽管柏葰的工作能力和行事作风都曾深得咸丰认可,但国法不容私,皇帝坚持将他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咸丰的勤政整肃,终于让清朝展露了一丝新气象。然而,动荡的年代并没有给这位“麻子皇帝”多少时间和机会。
▲咸丰皇帝画像。图源:网络
咸丰元年(1851),广东落榜生洪秀全“造反”,太平天国以星火燎原之势,从华南打到了华中与华东,战火波及近半个中国,贯穿了咸丰的整个执政生涯。
与此同时,洋人也来找麻烦。咸丰六年(1856),英法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洋人的攻势很猛,沿着海岸线从广州打到了京津。强敌压境之际,咸丰借口“木兰秋狝”拖家带口逃往承德避暑山庄。皇帝弃城而逃,英法联军冲进圆明园,一番劫掠之后,将这座奢华的皇家园林化为了灰烬。
这一刻,咸丰的耻辱感比照父亲道光帝,恐怕只多不少。
从性格上来说,咸丰是个抗压能力弱的人。自从被洋人赶出京师,他韧性不足的弱点彻底暴露,开始自暴自弃,整天“以醇酒美人自戕”。仅仅一年后,他便在颓废中病逝。
按照乾隆定下“隔代安葬”的规矩,咸丰本该长眠于清西陵,但一个小插曲打乱了原有的安排。父亲道光帝在清东陵修建陵寝时,工程发生渗水,恼火的道光帝以“子臣依恋之忱,庶符夙愿”为由,埋到了清西陵陪伴双亲。
无奈之下,咸丰只能重选陵址。幸得昌瑞山平安峪风水不错,位置上刚好能补上父亲在清东陵的缺。咸丰四年(1854),咸丰确定了陵寝选址。
但咸丰定陵如何建设,大臣与皇族产生了不同意见,一吵就是13天。
工部右侍郎宋晋建议“(道光)慕陵规制,朴实俭约,万古可法”,咸丰帝的陵墓应该按照先帝陵寝样式进行建造,既省了钱,又不失孝道。而礼亲王世铎却认为“惟现在定陵工程,大局已定。若勉强仿照慕陵办理,则所备木石工料等项,一切均须变更,既多窒碍,转恐稽迟”,意思是倘若改动原有设计,不但需要更换物料,还会拖延工期。
最终,慈安、慈禧两宫太后拍板——照旧,按原设计施工。
不过,为了体现“逊避祖陵”的孝道,咸丰定陵也沿用了道光帝慕陵的一些做法,裁撤了神功圣德碑亭等建筑。
或许,当时的人都心知肚明,丧权辱国的皇帝,何谈神功与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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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尸骨未寒,他的后宫与臣子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当时,新皇帝的生母慈禧权欲日渐膨胀,与咸丰托孤的八大臣的矛盾日渐激化。于是,慈禧撺掇正宫太后慈安,联合恭亲王奕訢等人发动了政变,将八大臣或革职,或处死。
辛酉政变或许是咸丰没有料到的,更令他预料未及的,是继承人同治的资质过于平庸。
慈禧曾安排翁同龢等人担任帝师,没过不久,这位饱学之士就发现小皇帝不是块读书的料。有一次,同治闹别拗,不肯学习,老师打不得也骂不得,急得直掉眼泪。调皮的同治故意把《论语》中“君子不器”的“器”字遮住一半,老师一看,成了“君子不哭”,好气又好笑。翁同龢爱写日记,曾描述同治的某一日的学习状态是“嬉笑意气皆全,功课如此,至难着手”,完全没个正经学习的样子。
荒于学业的结果也很明显,同治十六岁时,连话都说不清,错别字连篇,气得慈禧大骂:“上年已十六,亲政不远,奈何所学止此?”
学无所成之外,同治的身体也不太好,19岁那年离奇地病倒了。
关于同治所患病症,众说纷纭。在一些清代野史的描述中,同治囿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没有自主施政的空间,于是一头扎进了寻欢作乐之中。他经常在宗室兄弟的带领下微服出宫,流连于京城的各大风月场所,不慎感染了花柳病。这些风流韵事甚至还被后世取材,翻拍成了影视剧情。
▲同治皇帝形象。图源:影视剧照
同治病倒后,帝师翁同龢隔三岔五前来探望。
这个曾把同治种种厌学行为写进日记本的老师傅,同样把探病见闻给记录了下来。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九(1874年12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起坐,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饱满,声音有力……上举臂以示,颗粒极足,不胜喜跃而退。”
经过太医确诊,皇帝感染了天花。现代学者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开的《万岁爷进药用底簿》资料,也大都赞成这一论断。
对于恶疾,太医们也无多少良策可医。科学无能为力,慈禧只得祈求于玄学,命人在宫内“供送痘神”,为同治祈福。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历史又转回到了同一个点,同治完全复刻了先祖顺治的结局——感染天花,病死于养心殿。更惨的是,19岁的同治虽已婚但无嗣,清朝两百余年的一脉相承就此断绝,不得不靠旁系支脉(堂弟载湉,即光绪帝)来延续帝位。
同治帝死后,慈禧将他的陵址定在了清东陵内的双山峪。
如果去参观清东陵,亦或是浏览实景地图,都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同治的惠陵太偏了,和“抱团”的孝、景、裕、定四陵一对比,宛若一座孤坟。这是因为惠陵缺失了关键设施——神道。清东陵以孝陵神道为主干,往后的景、裕、定三陵都将自己的神道与之对接,以示皇室一脉相承的关系。
同治驾崩时,清东陵园区内除了必须即刻修建的惠陵,同时在建的,还有两座太后的陵寝。作为晚清嗜权如命的“无冕女皇”,慈禧不但为自己单独修陵,更是将自己的陵寝对标帝陵,出现了挑战皇权的“凤压龙”丹陛石雕,奢华至极。
然而,数座陵寝同时动工修建,庞大的开支难免让清皇室囊中羞涩。
在慈禧看来,苦了儿子也不能苦自己,于是发出懿旨:“(惠陵)除神道及石像生毋庸修建外,其余均照定陵规制。”牺牲惠陵为其他陵寝节省开支。
减配了神道与石像生的惠陵,成了无法沟通祖陵的孤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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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东陵的五位皇帝中,四人感染过天花,两人因此丧命,其他被天花荼毒过的皇族子孙更是不胜举枚。这种烈性传染病,是清皇室一直挥之不去的梦魇。然而,仅仅在清朝灭亡的十余年后,长眠于清东陵地下的爱新觉罗家族,就看到了一些比天花更为可怕的景象。
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以剿匪为名,率军进驻了马兰峪地区,随后又以军事演习为由,进行全面封锁。这支被蒋介石拖欠军饷的部队,冲进了清东陵寻找宝物。
树大招风,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定西陵成了重点关照对象。
炸药爆破。两座皇陵地宫大开,陪葬的奇珍异宝被洗劫一空。经此劫难,曾经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落了个尸骨不全;口含夜明珠的慈禧,也被人撬开了嘴……
▲慈禧太后定东陵地宫。图源:摄图网
直到孙部的谭温江、张岐厚倒卖清陵珍宝时被意外抓获,这起盗墓案终于东窗事发。一时间,社会舆论矛头直指孙殿英,寓居天津的废帝溥仪更是要求严惩主犯。
然而,孙殿英经过分赃贿赂,层层打点之后,国民政府对此案表现了冷淡的态度,仅象征性地处罚了几个涉案人员。孙殿英则一直逍遥法外。随着中原大战爆发,狱中的谭温江被人捞出来,这场盗墓案自此不了了之。
然而,清东陵的灾祸,并没有就此结束。
1945年12月,趁着日本投降后国内秩序尚未稳定的空当,一个叫王绍义的土匪煽动周边村民,对清东陵发动了大规模盗掘。咸丰定陵与同治惠陵均遭严重破坏,康熙景陵更是地宫大开,雨水灌入。一代圣主的尸骨,至今仍泡在泥水里。
作为清东陵内规模最大的陵寝,顺治孝陵却两度幸免于难,原因众说纷纭。也许是顺治崇佛尚俭的形象,冥冥之中让他得以保留了最后的体面。
清东陵两度被掘,惨遭灭顶之灾,无外乎是丰富的陪葬品,勾起了人性的贪欲。早在一千多年前,西晋的皇甫谧就已经指出了厚葬的弊端:
“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人,又无不发之墓也。”
或许,相较于能夺人生命的天花,无尽的贪欲,才是这个世间更为可怕的“病毒”。
参考文献: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
《清实录》,中华书局,1985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
孟凡人:《宋代至清代帝陵形制布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李国荣:《清宫档案揭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于善浦、张玉洁:《清东陵拾遗》,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