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接星云,水涵日月,衡阳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人们,人们相信诗与远方在这里交融共生。
新近出版的《志说衡阳 · 一山一衡阳》,用一个又一个来自方志里的故事,生动地呈现出了衡阳的魅力如何形成、衡阳如何一点一点地“火”起来——作为“火神”祝融的故乡,“火出圈”是衡阳的天赋使命。
“以文塑旅,擦亮湖南历史文化名片”,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举行之际,我们编发《志说衡阳 · 一山一衡阳》部分文章,和读者共享“火出圈”的衡阳。
书院,一座城市的精神家园
站在衡阳的湘江之畔,浩荡的江风从宽阔的河面吹来。风,绕不开衡阳;书写中国 思想史,也绕不开衡阳。作为湖湘文化重镇,湘水与蒸水交汇处的石鼓书院堪称长江流域 的文化地标。从理学到心学,再到湖湘学派 的崛起,它从未缺席,站在这个江河交汇之 地,看到的是一个个中国古代的思想巨人: 胡安国、胡宏、朱熹、张栻、湛若水、王夫之、曾国藩、王闿运……他们都曾在衡阳的书院 辩经讲学,兴微继绝,传承华夏思想之光。
书院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除了石鼓书院,衡阳的书院在清代曾高达 69 所,曾国藩曾评价:“天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衡阳书院拥有完整的 传承谱系与时间轴,让湖南在中国思想史的 每个阶段都掷地有声,大放光彩。在这里,鸿儒硕学与人文风景,珠璧交辉;身体疲惫 和思想困顿,冰解得破。从藏书,到读书,再到讲学、育人、刊刻书籍,一千多年来, 衡阳书院开枝散叶,花开灼灼,不仅为一方 水土培育出荟萃英才,更为华夏学术赓续弦歌,开启湖湘千年人文璀璨之景。
满天星斗
衡阳书院初鸣之声始于南岳山下。
1200 多年前,辞官回家的李泌在南岳烟 霞峰下建“端居室”以读书为乐,这是衡阳 书院文化的肇始。李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 奇宰相,他在南岳归隐长达12年。如今在南 岳福严寺虎跑泉上的“极高明”三个大字,据清代光绪版《南岳志》记载就是他所书。
△邺侯书院。供图/南岳文化馆
李泌被封邺县侯,世人因称李邺侯,他藏书的地方后人叫“邺侯书院”,韩愈游历南岳时曾写下“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的诗句,说明李泌当年藏书很多。
与宋代之后兴起的书院不同,唐代的书院并非官方所设,而是出自民间,它们并非以讲学为首要目的,而是作为藏书之所,专为家族、氏族中的学者及士人之间的学术交 流而设立。但是它们的存在还是打破了贵族受教育的传统,把学习从庙堂之上普及到江湖之间,致使后来的书院文化越来越受追捧。
因此首开藏书、讲学之风的邺侯书院成为衡阳书院文化的源头。此后作为教书育人 的场所,学术讨论的会场,衡阳出现了更多 的书院,开创了“天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的传奇,滋养了湖湘大地文脉,延绵千年传承不绝。
在中国,书院肇始于唐,经五代,兴盛于宋,五代时期,中原动荡,官学衰微,南 渡浪潮频起,江南地区相对安定,繁荣昌盛,“儒衣书服”渐盛。降至两宋,书院发展进 入黄金期,并实现从藏书、修书机构到作为 一种民间文化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的转变,这也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新纪元。彼时,位于长江流域的衡阳,经济繁华,社会安定, 书院开始多了起来。
元代开始,书院的官学化加强,政府接管了一部分大型书院,派遣官员主教,并赐额置田。同时,私家讲学亦绵绵不绝。从两宋到清末,衡阳书院林立、书楼遍布,历史上著名的书院有石鼓书院、文定书院、船山书院等,时间跨度1000 多年,长期在湖南“独领风骚”。例如明嘉靖时期,全国有书院900多所,其中湖南124所,衡阳就有31所。清光绪年间,仅南岳就有卢潘、甘泉、白沙、东廓、集贤、景行等 27 所书院,而当时湖南每个县才4所。清代是衡阳书院发展的高峰可谓人文荟萃,满天星斗。
高峰迭起
衡阳书院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在宋代,尤其是南宋,这一时期衡阳书院的代表是文定书院与石鼓书院。文定书院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它作为湖湘文化的一源。该书院原址现今已成为岳云中学的“春秋楼”(亦称科技楼),是孕育湖湘学派的摇篮。宋哲宗年间,政治局势变动,胡安国作为保守派成员被罢免官职。他转而定居南岳,专心于教育事业。他最初创办了碧泉书院,后更名为文定书院。在文定书院,胡安国深入研讨《春秋》,不拘泥于章句训诂,旨在经世济民,感怀时事。除了其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人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学子前来求学,从而开启了理学的重要流派——湖湘学派。
文定书院作为湖湘学派人才摇篮,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对湖 南近千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宋代以来,湖湘地区涌现出众多影响中国和世界的 历史文化名人,如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谭嗣同、黄兴、蔡锷等,其学术渊源均可追溯至宋代的湖湘学派。
而在宋代,衡阳书院的另一颗璀璨明珠是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摄影/肖友良
石鼓书院,这座跨越了唐、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六朝的古老学府,与睢阳、白鹿 洞、岳麓书院一同被誉为宋代全国四大书院。初建时间可追溯至唐元和年间,当时衡阳才子李宽在蒸水与湘水交汇的合江亭旁筑屋,取名“寻真观”,自此开始了他的潜心苦读,这里便是石鼓书院的雏形。唐代韩愈从这经过,并留下诗词。
宋代石鼓书院更因两次荣获皇帝赐匾而名噪一时,使得石鼓书院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然而,真正让石鼓书院声名远扬的,是理学巨匠朱熹与张栻在石鼓书院的碰面。1167 年,南宋理学中的两个思想巨人:闽学与湖湘学派的两位代表朱熹与张栻在岳麓山会面,后来他们又来到石鼓书院展开了一场学术探讨,当时四方学者接踵而至,盛况空前,以至“斋舍不能容,辟武侯祠居之”,成为石鼓书院学术史上一大盛事,流芳千古。
这段历史也被镌刻在石鼓书院的三绝碑上。三绝碑曾是石鼓书院的镇馆之宝,一绝为韩愈的《合江亭》诗,二绝为朱熹的《石鼓书院记》,三绝为张栻书写的韩愈与朱熹的诗文。然而,时光流转,古碑已不存。如今的“石鼓三绝”,是后人为纪念那段辉煌岁月而重建的。有句顺口溜说:“有书翻不动,有鼓擂不响,有字认不得。”那“有鼓擂不响”指的是石鼓,而“有字认不得”则是指禹王碑上那些无法解读的远古文字。而“有书翻不动”的大书,正是朱熹的《石鼓书院记》的石雕版本,上面镌刻的是书院办学的纲领性文献。
两宋之后,衡阳书院发展经历了一番低谷,而后在明清时期出现的“王湛之学”和船山思想的流传,又将书院的影响力推至巅峰。
明代儒学的发展方向以王阳明的心学取 代两宋的理学为趋势。广东增城人湛若水在 理学基础上创建“甘泉学派”,与王阳明的 心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湛若水对 曾是理学重镇的衡阳惦念极深,先后5次到石鼓书院讲学,他并没有多少门户之见,允许弟子们与阳明心学的子弟相互切磋。当时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甘泉、白沙、东廓等书院,是两派门生弟子的交流场所,众多一流的学术大师交相辉映,一时霞光重现衡阳,形成南宋之后的又一段佳话。
△东洲岛上的夫子楼。 摄影/杨旭
船山书院是衡阳书院文化发展的最后一座高峰。这座书院是为纪念王夫之而建。清光绪八年(1882),衡阳士绅集资在城南创建船山书院,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将家藏所刻《船山遗书》320 卷版捐给书院,第二年衡阳籍兵部尚书彭玉麟独捐白银12000两,买地改建于湘江中的东洲岛。书院建好后,彭玉麟力邀王闿运担任船山书院山长,王闿运是晚清著名学者,时有“南王(闿运)北俞(樾)”之称。就任山长后,王闿运施行了诸多改制。在晚清书院教育颓势之下,他力倡通经致用,实施经世教育,不拘一格培养人才,使得船山书院名声大振,不但省内的学子纷纷南下,就连邻省江西、广东、福建的学子也慕名而来,一时有“学在船山”之说。
经过数年苦心经营,船山书院终如彭玉麟所愿,学子们“鸢飞鱼跃”,满门桃李广布各界,成为晚清著名书院。
英才荟萃
十步之内有芳草,广厦所育皆英才。
衡阳书院对当地文化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是影响中国学术走向的经史子集著 作上。《宋元学案》中载56人,大多为湖南学者,其中55人分布于湘水中下游地区,衡山17人。这明显得益于衡阳书院的发展。
书院刊印传统保存了学术研究成果,传承了先贤们的学术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文化的普及。
两宋时期,活字印刷术和雕版印刷术的相继发明,为石鼓书院的印书、刻书活动提供了方便。 淳祐十年(1250 ),时任石鼓书 院山长的林畊主持刻印了 50 余万字的《尚书 全解》四十卷并为其作序。当时的石鼓书院 除了刊印常见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 典外,还曾印过一些专志。南宋淳熙年间,衡州官员程洵曾收集石鼓书院刊印成的“四 部书院专志”整理成《石鼓书院志》,也印证了宋代石鼓书院刻印书籍活动的活跃。尔后,历朝历代的石鼓书院都继承了印书这一传统。
明代《石鼓书院志序》中记载了黄希宪修成《石鼓书院志》并进行刊印的史实。《清史稿》也记载了清光绪年间刊印《国朝石鼓志》这一事件。正是由于刊印传统的赓续不断,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经史子集和专志才能传扬后世,石鼓书院也才得以更好地发挥其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作用。
山长制也在衡阳书院中形成并得到推广,这些山长多为饱学鸿儒,为书院学脉的赓续可谓不遗余力。依托石鼓书院形成了覆盖湘南地区的湘南书院群,古衡阳的区域文化核心地位大大提升,为当今衡阳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崇文重教,培育英才是衡阳书 院立身之基,“以天下为己任”的治学传统 和对“修身”的永恒追求,则成为衡阳书院文化传世千年芳华不朽的昌盛密码。
创建文定书院的胡安国虽官位不显,却在中国理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早年师从程颢、程颐之弟子杨时,钻研性命之学。入太学后,又得程颐之友朱长文、靳裁之的真传,治学理念承前启后,影响深远。胡安国虽未形成系统的理学理论体系,但其以心为本、心与理一的思想对后世学者产生了重要 影响。胡安国去世后,其子胡宏继续秉持“春秋大义”之家学传统,以南岳衡山为中心,以文定书院为基地,推动了湖湘学派的发展。 他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弟子,最著名的是张栻。
朱熹所作《石鼓书院记》,详尽阐述了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特别是他 倡导的义理之学与修身之道,对后世的办学 提供了行动性纲领。
当然,最显著的影响还是人才。仅石鼓书院造就的人才就难以计数。元大德三年(1299),卢挚在诗中描绘石鼓书院 “轩户满士履”“修辞鼎髦俊”的盛况。
清乾隆年间,衡阳县令陶易写有《石鼓书院》 一诗,描绘了“英才荟萃”的景象。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说:“中国只有三个半人:两广算一个人,湖南算一个人,江浙算一个人,山东算半个人。”其中的湖南人正是指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群湘人,如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彭玉麟、左宗棠、黄兴、蔡锷等,他们与衡阳的书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书院,对于衡阳来说就是文化的矿脉。在这里,慕学之风广受推崇,论辩之锋激荡 悠扬。一千多年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主旋律始终响遏行云、绕梁不绝。从衡阳书院 流淌出的这汪文明之泉,一路卷起山花翠叶、星火流光,流经湘江、洞庭湖,最终汇聚成 气势磅礴的江潮,涌入广袤的文明之海,为湖湘文化、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增添了光彩绚烂的一笔。
本文选自《志说衡阳·一山一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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