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天下江南”之称的兰溪，蕴含丝丝唐宋肌理和铮铮明清风骨。古城墙、告天台、药皇庙，以及在电影《银河补习班》里亮相的窄巷，都让人惊艳。
而分布在老城的多处会馆，如稠州公所（义乌会馆）、越郡公所（绍兴会馆）、四明公所（宁波会馆）等，外表恢宏大气，内在细腻精妙，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独具兰溪特色的商埠会馆文化。
会馆，明代内阁首辅、史学家朱国祯曾定义：“古郡邸之遗也。”只不过，后汉时期的郡邸与会馆的性质是有所差异的。郡邸属于官立，而会馆属于“私立”，真正意义上的会馆，应该发轫于明代前期。
百度词条显示，会馆作为明清时期城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团体，迄今所知最早的是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据民国《芜湖县志》记载，工部主事俞谟是芜湖人，在京师建有旅舍，他辞官回乡时便把旅舍交给同乡京官，办起会馆作为芜湖同乡的聚会场所，也接纳家乡的考生暂时聚居迎考，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
会馆的形成，离不开同乡、商业、场所三大要素。基本功能大致有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种。明清时期的会馆大体可分为三类。如北京的会馆，多为同乡官绅和科举之士居聚；苏、沪等地的会馆，多以同乡工商业者、行帮为主。四川则多为湖广等地迁来的移民会馆。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会馆中同乡相聚，互帮互助，反映出国人浓重的地域观念。而不同地域，文化也不同，会馆仅从名称来看，就趣味横生。
成都洛带古镇禹王宫（来源网络）
比如福建人信奉妈祖，福建人的会馆多叫“天后宫”。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福建商人在兰溪兴建的闽商公所（原中山路小学一带，现辟为商住），就叫天后宫（亦称天妃宫），不少兰溪老城的老居民至今仍有印象；江西道教繁盛，所建会馆称之为“万寿宫”，与其祭祀的道教真人许逊有关；兰溪的“万寿宫”是江西商人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于城北下卡建的；另外，山西人信奉关公，他们的会馆都叫“关帝庙”；湖北河泊江流众多，时常发洪水，乡人多祭祀大禹，因此，湖北人建的会馆便叫“禹王宫”了。这些不同的会馆“叫法”，深刻烙印着不同的地域文化特点。
会馆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到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人为了获取更大利益，同乡同行，共同谋求在事业上更大发展。自清中期以后，商人设立会馆的势头更趋迅猛。上海的香雪堂是沪帮鲜肉行的公所；点春堂为福建汀州、泉州、漳州三府业花糖洋货各商在沪建立的公所。还有徽宁会馆、泉漳会馆、潮州会馆、浙绍公所等，均是各地同乡商人在上海觅地而建。
从明清至近代，兰溪会馆林林总总有数十家。据《兰溪市志》记载：各帮客籍商人为了联络商谊，保护商帮自身利益，纷纷出资建设同乡会馆。会馆如林，建筑宏伟，风格独特，为江南一带府、县所罕见。
明嘉靖八年（1529）年，福建漳州、兴化、龙海商众在县城曹家井上首建闽商公所福兴庵。同时期，还有山西客商在东门外大寺前建立的三元宫（三晋会馆）。这两处会馆，可能是最早在兰溪建立的会馆。其后则是建于明朝后期，地处城北养砚巷的台州公所。
到了清代，福建客商建“天妃宫（福建会馆）”，徽州商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兴建了新安会馆（今三江大厦址），后又兴建新德庵、新安阁。此外，南京人、江西人和徽州人在兰溪合建江南公所（通称江南会馆），绍兴商人于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建绍商公所越济庵，宁波商人于宣统年间（1909年—1912年）建成四明公所。
到了民国，兰溪的会馆如雨后春笋冒出。绍兴商人兴建越郡公所、越郡别墅；温州、台州、处州（丽水）商人兴建温台处公所；还有陆续建成的东阳会馆、永康会馆和稠州公所（义乌会馆），被兰溪人统称为“十大会馆”。
兰溪作为一座码头城市，历史上的繁荣离不开千年积淀的独特气质。正如新时代兰溪人文精神第一个词“文雅通达”所概括，具有通江达海、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与兰溪三江之汇的气魄高度契合，是兰溪人文特质的高度凝练。
南来北往客商汇聚，鳞次栉比的会馆矗立，在兰溪展示着各地文化的交融汇合。首先体现在建筑上，义乌会馆、宁波会馆这些建筑或恢宏，或简约。义乌会馆前有砖雕门楼，内有大戏台，戏台的梁架、牛腿及台顶藻井上都雕刻着大量飞禽走兽和戏曲人物。宁波会馆有关公神位，戏台、宴会厅、休息室等一应俱全。来兰创业的宁波客商在会馆里“联乡曲之情，而申亲睦之教”“其乐有过于故乡者”。
会馆也是各地饮食的集中展示地，各地菜肴取长补短，既有融合，更具特色。兰溪作为浙江省首个中国美食文化名城、浙江美食名城，300余种特色美食中有不少受到其他地方美食影响。如不少人小时候吃过的麻酥糖、毛豆腐源自徽州，牛肉面则融合了杭州片儿川的烧法。
会馆的管理和组织形式对兰溪地域发展也有着较好的推动。如绍兴客商在绍兴会馆中设立义医，施医给药；徽州会馆在官桥边建“紫阳书院”教习乡人子弟，一起营造了兰溪普济劝善、崇文重教的社会氛围。
图片由蔡予新提供
来源丨兰精灵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