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灯调》:用半辈子做准备创作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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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调》刘庆邦 著 作家出版社

新时代以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脱贫攻坚、山乡巨变,和全面步入小康社会,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不是石碑,是口碑。它不是建在地面上,是建在亿万人民的心上。作为中国的作家,我们有责任为这座丰碑“添砖加瓦”。

作家的写作是手艺活儿,更是心意活儿、良心活儿。我们想写什么,是良心使然,心甘情愿。不是别人要我们写,而是我们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自己要写。觉得不写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时代,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一个作家的使命和良心。

由作家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我的新的长篇小说《花灯调》,是2023年的年初完成的。我从夏写到秋,从秋写到冬,又从冬天差不多写到来年的立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写,一天都没停。

在春节放假期间,我跟往年一样,也是早上四点起床,在写作中度过。我常常写得泪眼模糊,看不清稿纸上的字迹,不得不抽出一张面巾纸,搌一搌眼泪,才能继续写下去。将近三十万字的写作过程,可以说是不断感动自己的过程。我愿意用三个千年来概括脱贫攻坚和实现小康,即千年德政、千年梦想和一步千年。

三个千年

先说千年德政。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工业和采矿业,无法积累起雄厚的资本。中央王朝和地方政权的财政支出,还有边防所需的军费,主要靠农业赋税,靠剥夺农民的口粮,靠向土地索取。中国人不只是土里刨食,还从土里刨银子,刨刀枪。衣衫褴褛的农民,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差不多都被官家收走了,祖祖辈辈过的都是忍饥挨饿的日子。遇上天灾、匪患和兵荒马乱,逃难和饿死的大多数是农民。

这种悲惨景况,不仅史料多有记载,一些诗歌里也有生动描述。唐代诗人白居易《观刈麦》里写的“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李坤《悯农》里写的“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无疑是广大种田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难道他们天生就该受穷吗?天生就该受剥削吗?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历史的沉疴呢?好了,到了公元2006年,国家终于宣布农民不再交农业税,从此结束了“完银子,交公粮”的历史。几年之后,国家又出台了新的政策,不仅农民种田所收全部属于自己,国家还按田亩数给种田农民发放补贴,种的田越多,得到的补贴就越多。不出还入,这是世世代代的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然而,别急着欢呼,更大的好事还在后头呢。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集中实施了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全民奔小康的历史性工程。经过八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全国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贫困县统统摘帽,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历朝历代都没有过。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上也鲜有先例。这样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如此光耀千秋的辉煌成就,难道不值得我们心悦诚服地书写吗?

再说千年梦想。几千年来,中国人有很多梦想。其中一个最起码的梦想,是天天都能吃饱饭,一年四季都不饿肚子。可是能吃饱饭的时候很少,往往是一年只有半年粮,几乎每年春夏之交都青黄不接。

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就是一个经历过极度贫困的人。在我9岁时,我抬头望天,想吃云彩,云彩不能吃。我低头看地,想吃土垃,土垃不能吃。我被饿成了大头、细脖子、大肚子、细腿,上学连跑操都跑不动。我爷爷饿得双腿浮肿,肿得闪着黄铜一样的光亮,一摁一个坑。

爷爷一坐到地上,就无力站起,需要我和二姐两个人使劲拉,才能把他拉起来。我父亲饥病交加,在当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去世了。我小弟弟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得了佝偻病。

我吃过从河里捞出来的杂草。杂草上附着有一些小蛤蜊,一嚼咔嚓咔嚓响。我吃过榆树皮。母亲把榆树皮在碓窑子里砸碎,下到锅里煮成黏液给我们喝。黏液连成一坨,我喝了一口,还没尝出什么味,黏液就秃噜滑进肚子里去了。我吃过柿树皮。柿树外面一层干裂的树皮根本没法吃,只能吃里面紧贴树干的一层湿皮。我把那层湿皮剥下一块,放在火上烤。等把湿皮烤干,就放进嘴里使劲嚼。烤干的柿树皮又苦又涩,十分难吃,但我还是把它嚼碎,自欺似地咽了下去。

以前我没说过,我还吃过煳坷垃。食堂里烧煤需掺一些土,土里会混进一些砂礓子儿,经过火烧,坚硬的砂礓子儿被烧熟了,变成了煳坷垃。每当食堂里往外倒炉渣时,我们一群小孩子就抢上去,从里面扒煳坷垃吃。每扒到一粒煳坷垃,我们就像得到一颗香炒豆一样,高兴得眉开眼笑。

我从小就听说过两句话:饭舍给饥人,话说给知人。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回忆自己的贫困经历,是想说明,贫困离我们并不遥远,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是想说明,脱贫攻坚和消除贫困来得并不容易;是想说明,越是经历过贫困的人,越是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倍加珍惜;还是想说明,心怀沉痛历史教训的人,对书写今天的巨大变化,也许更有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第三是一步千年。从脱贫攻坚到实现小康,这伟大的一步,等于一下子跨越了几千年。还是让我用事实说话,从身边的事说起。我老家所在的县,是贫困县,所在的村,是贫困村。还在农村生活的我大姐家、二姐家,还有二姐的大儿子家,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虽说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出来参加了工作,但我几乎每年都回老家,和农村老家还保持着骨肉般的紧密联系,贫穷好像还在拖着我的一条腿。

1975年夏季那场突如其来的大水,一天一夜之间把我的老家淹得房倒屋塌,变成了一片泽国。我蹚着齐腰深的水回老家看望母亲,母亲逃水逃到别的地方去了,村子里已有渺无人烟,仿佛又回到了远古的鱼龙时代。大水退下去后,村里人再也盖不起房子,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泥草棚子里。

改革开放实施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脱贫攻坚战之后,当农民积累起一定的财富,农村的面貌就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块地。但天已不是原来的天,地已不是原来的地。天上彩霞满天,大地换了新颜。还拿我们村来说,差不多家家都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楼房,高的盖到了四层。我们村的名字叫刘楼,一个楼字,代表着祖祖辈辈居高的向往,代表着一个梦想。

只有到了这个时代,才梦想成真,刘楼村才名副其实。穿衣早已不成问题,不管大人孩子,每个人的衣服都是单摞单,棉摞棉,还没穿破就淘汰掉了。吃饭的事更不用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平日里连黑面馍都不够吃,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馍。现如今呢,每天吃的都是白面馍,想吃几个就吃几个。乡亲们感叹:我哩个乖乖,现在不是天天都在过年嘛!在脱贫攻坚中,我大姐家、二姐家和二姐的大儿子家,都脱离了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这些都是我亲见亲闻的最基本的现实。如果我们不是预设偏见,道听途说,而是心怀良知,尊重最基本的现实,这些现实非常值得我们书写。

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我们村的变化是这样,全国的变化也是如此。2022年端午节之后,我到贵州省遵义市下面的一个偏远山村定点深入生活,所获得的素材更加典型。

这个村是贵州的深度贫困村之一,截止到2015年,全村近五千人口的年人均纯收入才876元。

山里往山外不通公路,连简易的砂石路都没有,只有一些乱石嶙峋的山间羊肠小道。整个山村几乎长期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被人们称为“高山孤岛”,村里的不少老人和孩子连汽车都没见过。

村民养肥一头大猪,需请八个青壮男人分两班轮流抬,才能抬到山外卖掉。他们刀耕火种般种出的蔬菜和水果,吃不完的因无处可卖,只能眼看着白白烂掉。村民要盖房,一些从山外购买的建筑材料,还得使用马匹驮运。常常是房子还没盖成,先把马累死了。

除了不通路,村里还不通水,不通网络,不通高压电,所有生产、生活和生存方式,几乎还处在原始状态。村里的小伙子们也外出打工,打工期间也找到了对象。和对象还没有正式结婚,对象就怀了孕,他们只好把对象带回家。对象生下孩子后,实在不能忍受山村的贫困,就扔下孩子跑掉了,一去不返。类似的情况不是一个,该村出现了十几个。这种情况最能证明山村的贫困程度,让人痛心疾首。

2016年春天,市检察院选派一位女检察员,到这个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进行脱贫攻坚。

在女书记的带领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全体村民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这个村从交通、水利、电力、通讯,到教育、卫生、文化等多方面,都实现了快速、全面、彻底、现代化、高质量的巨大发展变化,堪称全国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

到2019年,全村的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12000多元。不少人家扒掉旧房,盖成别墅式的新楼房。过春节期间,在全村院坝停放的小轿车就有一百多辆。“梧桐树”引来了“金凤凰”,村里的小伙子再也不愁找不到对象。村民们把这些变化编成花灯调的唱词,在广泛传唱。

倾注满腔感情

总的来说,我国的贫困攻坚和全民脱贫,的确称得上是一个一步跨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不仅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意义,还具有民生学、人权学、哲学、文学和人道主义运动方面的意义。

就脱贫攻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而言,它真的很像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是一场建设性的、福利性的运动。脱贫攻坚奔小康,让全国各族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具有彻底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性质。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宗旨之一,其精神一直被我们的文学创作大力弘扬,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不可能对脱贫攻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同样作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受益者,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和平、安全、和谐、富足的盛世,让我们发出小小的文人应该发出的真实的声音吧。

我最初为这部小说起的题目是《泪为谁流》。为什么要起这个题目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为她的事业付出了太多的辛劳、心血和感情,我在写这部小说时也倾注了太多的感情。

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流的眼泪就不说了。小说写完后,我再看自己的小说时,仍禁不住流泪。我现在写小说,还是用钢笔在格子纸上写,完成后,由妻子帮着录成电子版。小说一共写了二十八章,每交给妻子一章,我都要先看一遍,看看还有没有错别字需要改正。可以说,不管看哪一章,都有让我泪湿眼眶的情节和细节。妻子录入的办法,是对着手机语音转汉字录入,录完一段,再转存到容量较大的笔记本电脑里。我很喜欢听妻子读我的小说,每听到她开始读,我就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也不干别的任何事情,悄悄在一边闭目听妻子读。虽然闭着眼,但听着听着,仍挡不住有眼泪涌出,让我能感觉出眼泪的咸和眼泪的辣。我想这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魅力所在。

我之所以把小说更名为《花灯调》,是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个题目更诗意,更美,更含蓄,更有色彩,文学性也更强一些。还有,书中多次写到当地广泛流传的花灯调,一到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庆祝活动,村民们就会唱起花灯调,通过对比,歌唱山村的巨大变化。花灯调是民间小调,有地方色彩,更能表达民众的心声。

每当一部新书面世,有的媒体记者总是会问,作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写这部书的?酝酿了多长时间?我想,我是从刚记事的时候,就在为这部书做准备。

当然,当初的准备不是文字、语言、艺术和技巧上的准备,而是饥饿的准备,生活的准备,人生的准备,生命的准备。我准备了大半辈子,酝酿了几十年,终于把这本书写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