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农村普遍“低彩礼,高嫁妆”,但不能保证女儿在小家庭一定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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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贵州东部村庄调研发现,当地嫁妆普遍比彩礼高,女方父母希望女儿过得好,避免涉嫌“卖女儿”。

02与彩礼相比,当地更注重陪嫁,陪嫁金额往往高于彩礼,甚至男方彩礼开3-5万或7-8万,女方要陪嫁10万以上。

03然而,高嫁妆并不一定能保证女儿在新组建的小家庭中过得好,男方对此付出很少,几乎没有责任。

04另一方面,女性在娘家和在夫妻小家庭中的地位并不对等,妻子处于弱势地位。

05当地男多女少,女性成为稀缺资源,但并未占据婚姻市场的高地,夫妻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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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东部村庄调研发现,当地的嫁妆普遍比彩礼高。

村民说,当地彩礼2020年前后大多只有2万元,现在涨到5万元左右,基本不会超过10万。也有女方不要彩礼,男方只出2万元酒席钱的情况。村庄不存在酒席攀比,500元一桌,保证20个菜,有菜吃就可以了。

在一个案例中,男方大女方8岁,女方21岁,由爷爷奶奶带大。女方没有要彩礼,并且陪嫁了电器。据说,历史上,女方之前不陪嫁现金,而是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小电器。

女方一般不会要求男方在城里买房。他们觉得在村里有房就行,住得更好。家家“都有个把车”,交通方便,也没必要非得进城买房。不只一个村民告诉笔者,有没有城里的房子不是结婚的必要条件,女方不计较这些,“无所谓”。

男方为女方买三金,价值大小根据家庭条件而定,可高可低。

女方认为,“要彩礼高了,觉得脸上无光”,“好像在卖女儿”。也有人说,彩礼高了,就没有人情味了。

因此,对于男方父母而言,儿子结婚,主要看他找不找得到对象。结婚开销不是问题。村里有4个28-35岁之间的未婚男性,2人务农在村,2人务工。他们家庭条件都过得去,只是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流,不愿意出去玩。在村民看来,光棍待人待客都热情,也参与人情往来,干活有劲,收入可以,平常看不出消沉。他们攒钱自用,会买点好烟抽,但不会大手大脚。他们也会攒钱帮衬自己的兄弟和亲戚。

没有多少收入的人,在当地都能结婚。有收入、勤劳的人,因为性格内向,反而可能无法结婚。

相比于彩礼,当地更注重陪嫁。“嫁妆比彩礼翻番地高”。

比如,男方彩礼出6万,女方陪嫁6万再加2万,经济条件好的女方甚至陪嫁6万再加8万。一般而言,若是男方彩礼开3-5万或7-8万,女方要陪嫁10万以上。男方彩礼8万8,女方父母可能就会提出陪嫁19万。如果女方家庭条件好,女方甚至会全款买车陪嫁。在一个2017年的结婚案例中,男方给了彩礼5万,女方陪嫁了一辆车,倒贴16万。当然,也可以买车的钱男女双方各出一半的情况。

如果男方经济困难,彩礼可以商量适度降低,当然会有村民议论说“男方捡了便宜”。

陪嫁的嫁妆,摆在堂屋。现金就堆在那里,围观的亲朋邻舍还可以拍照。这是习俗,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陪嫁的金额规模。相比之下,彩礼一般是提亲的时候就拿到女方家,外面的人看不到彩礼钱。

当地人对于陪嫁金额高于彩礼的解释是,女方父母希望女儿过得好。“陪嫁比彩礼高,钱用在年轻人身上”。也有男方给8万彩礼,女方将其中4万用于陪嫁,女方父母自留4万的情况。不过一般情况下,女方父母不会自留彩礼,而是全部用于陪嫁,并且还倒贴钱。

也有村民将这一现象解释为,陪嫁越多越表明娘家人有脸面,其他人会讲娘家人有能力,这对女儿的生活也好。所以女方父母借钱也要陪嫁更多。

即使女方陪嫁高于彩礼,在有儿有女的家庭,父母的养老仍是儿子承担较多,因为儿子养老被视为义务,女儿养老不是必须。在为女儿陪嫁时,父母一般不会考虑为自己养老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养自己,或者儿子养老就行了。给女儿大额陪嫁,并不是因为期待女儿将来为自己养老。

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是,嫁妆、彩礼与女儿地位的关系。

彩礼高的地区,女方要高彩礼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让女儿在男方家过得更好(只要彩礼留在了子代小家庭)。而贵州的经验提示我们,低彩礼、高嫁妆的逻辑,也可能是为了让女儿在男方家过得更好。前者是倒逼男方对女儿好,后者则是女方父母为了避免涉嫌“卖女儿”,而将对女儿好的责任揽在了自己头上。这样看来,女儿的地位在娘家并不低,“重男轻女”的判断难以概括当地社会。

二是,女儿家庭地位与妻子家庭地位的关系。

一方面,高嫁妆似乎显示出女儿在娘家的地位并不低。另一方面,高嫁妆似乎并不一定能保证女儿在新组建的小家庭中过得好。毕竟,作为“过得好”的基础之一,嫁妆是女方父母出的,而从彩礼的金额来看,彩礼虽具有一定象征性,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男方对此付出很少,几乎没有责任。笔者在调研产业园区时,有外地老板惊讶于当地农村出身的年轻女工几乎没有没经历过家暴的,很多女性表示,只要不打死,被老公打骂都是很正常的。外地老板为此在企业内部专门成立了“妇女之家”,可见夫妻关系中的妻子处于弱势地位。女性在娘家和在夫妻小家庭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

三是,男多女少与妻子家庭地位的关系。

在当地一些村庄,男多女少,性别比例失衡,甚至“见到女的很稀奇”。女性成为稀缺资源,似乎意味着占据一些可以支配男性的优势,比如在婚姻市场中的要价权。但在当地,这一逻辑并没有出现。女性被家暴,不是因为彩礼要价高,男性要报复,而恰恰因为没要多少彩礼,男性对女性责任感不强。另外,一方面,女性并不因为稀缺而拥有夫妻小家庭中的较高地位,另一方面,村里光棍不少,村民对光棍有很高容忍度,认为他们“自食其力,没有其他负担和压力”。这两方面恰恰形成了一种逻辑自洽:稀缺,却并不意味着占据婚姻市场的高地。

四是,妻子经济独立性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

妻子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依附于丈夫,通常被用来解释妻子为何不得不承受家暴、忍气吞声,甘受较低的家庭地位。但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婚姻关系是完整的。

虽然妻子留守村庄,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但如果丈夫常年外出务工,夫妻两地分居,也会为婚姻稳定性带来隐患,造成离婚率的提升。

产业园等就业机会的供给,让妻子也能够参与市场。不过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下行趋势,适合男性外出务工的机会减少,男性开始留守村庄寻找零工机会。夫妻不用两地分居,据说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地的离婚率。

而在夫妻双方皆能进入市场就业的情况下,妻子的经济独立性又将成为触发小家庭解体的关键之一。在性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婚姻稳定性将受到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