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一生,都不在计划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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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嘉宾: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级笔记达人 | 李云、宝贝疙瘩    | 明月楼  排版 | 卫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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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

笔记君说:


阳明心学究竟有何魅力?“求是”精神为何源自他?他的一生又经历了怎样的传奇?


王阳明生而不凡,年少有为,但在仕途上遭遇诸多波折。他因得罪刘瑾而被贬龙场,在那里悟道,提出“心即理”的重要观点。


他担任县令时,展现出卓越的治理能力;平定江西、南赣的盗匪之乱,又遭遇宁王叛乱,但他都能从容应对。


然而,他的一生并非是一帆风顺,也历经诸多坎坷与波折。


本次,董平教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王阳明的生平及思想主张,让我们一同领略阳明心学的博大精深。


课程同时演绎了阳明心学理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外无物”。


这部分内容将通过后续文章进行整理发布,敬请期待。


以下为董平教授关于阳明心学的部分课程内容整理。


一、“求是”是阳明心学的核心


“求是”二字源自何处?就来自王阳明。


王阳明精神,他可能是连接中国古今的关键人物之一,因为他坚持“求是”的精神。


作为大学教授,我所讲授的不仅是王阳明的学问,还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


我希望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方式,基于两个基本点:


一是,必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历史渊源,这是根本所在。


二是必须考虑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结合,以及是否应该与世界文明进行交流与融合。


我们是否应该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功,还是应该追求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直接关系到企业家和创业者的身份认同问题。


我曾与人讨论过何为企业家,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并没有企业家这一概念。我们有“士”“农”“工”“商”的划分。将企业家归类为“工”,还是称为“商”?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企业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工商业的成就,而是现代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特殊象征。企业家必须自觉认识到这一点。若缺乏这种认识,我们如何能与美国或英国的企业家进行交流,因为我们的立场和出发点是不同的。


最近提到的一个概念颇为贴切,即“新质生产力”,这正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新质生产力。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我们才有机会与美国、欧洲的企业家进行对话,共同站在人类发展的前沿,是人类利益的公共代表。


关于公共利益的视角,我之所以强调国学的重要性,并非使个人的心胸局限于中国,恰恰相反,国学的研习为我们开启一扇新的大门。


今天我们聚集在王阳明先生的故乡。王阳明的思想与众不同,他所表达的并非是想要颠覆社会上流行的某种观点,而是强调每个人的世界观都是独一无二的。王阳明的一生充满了意外,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出乎意料。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希望你能够设身处地,将自己置于阳明先生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听故事。


其次,当人们回顾往昔,会发现阳明先生在临终之际,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并给出了最终的评价。他所提出的理论或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他个人的生命经历紧密相连。


因此,我们将会发现,王阳明的思想并非仅仅为了阐述价值,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动机和意义。


王阳明先生所倡导的心学,并非源自抽象的理论,而是根植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阳明先生的整个学说体系,实际上是他生命实践的结晶,因此它具有不可动摇的稳定性。


二、中国文化思想主张的底层逻辑


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伟人和思想家,当他们达到深邃的思想境界时,应当相信他们能够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贡献。


这种普遍性是存在的。例如,佛教的“四谛”之一说“一切皆苦”,以及“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我们通常认为这是哲学的范畴。


“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而孔子早就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已经意识到一切都在流动,关注到了现象的流变。我们说金、木、水、火、土相互作用构成万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哲学就不完整。


每一个民族在其诞生之初都有其原始的观念和理念。中国最原始的理念是阴阳。太阳升起代表阳,太阳落山则代表阴,这种自然现象的循环体现了阴阳的转换。


阴阳理论的实践表明,其运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变化性。


阴极而生阳,阳极而生阴,天地循环往复,日夜交替。现在,若我们设定一个标准时间点,比如中午12点,这仅是人为设定的一个参考标准,是否有一年之中绝对的分界点呢?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道理虽然简单,但绝不可轻视其复杂性。


这是世界初始的秩序。秩序,是存在的方式。不可低估这两个字的重要性。秩序不仅是存在的形式,也是存在的本质。因此,在看似原始简单的阴阳交替中,蕴含着存在与秩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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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早已明确地理解事物存在的本质。只要提到存在,它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展现。阳是可见的,阴是不可见的,但不可见并不意味着不存在。


阴阳相生相克,但其转化并非无序,不可如往昔所言,陷入混沌。混沌必须向有序发展,以展现其内在的秩序。秩序的展现,即是其本质,且此秩序是自然之序,天人合一,不可分割。这就是“道”的真谛。


有人将“道”与“规律”相提并论,我对此甚为厌烦。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并无“规律”一说。“规律”这一概念,是在彻底的唯心主义视角下才得以形成。严格来说,所谓的客观规律是不成立的。


因为“规律”一旦被设定,便不再是客观的;而客观存在的事物,不可能是被规定的。


何谓规律?即被设定的法则。在西方观点下,世界的一切皆为上帝所造。因此,当观察到两种自然现象A与B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时,我们便将其理解为规律。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存被视为一种理想状态。自然界的法则与人类社会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被统称为“道”。这个概念简单而直接。


在自然界中,众多事物之所以拥有名称,实为人类赋予的标签。因此,理解“道”的本义至关重要。它原本的含义是道路,即供人行走的路径,“世上本无路,但行者众,便成其为路”。


关键在于,为何你选择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因为这条路能引导你达到既定的目的地。


在这条道路上,行走者、道路本身以及道路所指向的目的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统一还是分离,这引出一个核心问题:为何我们要追求与“道”相一致?若不与“道”相一致,我们又能成就何事?


因此,我们认识到“道”字的含义。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强调政治观点的重要性。从国家管理来说,是全体公共生活的制度。


孔子提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通过法律来规范民众行为,使他们避免犯罪但不感到羞耻,这是儒家治理的两种方式,同样适用于现代治理模式。


责任的运用是管理者引导团队的方式。在探讨管理者的角色之前,必须明确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否属于同一生活共同体。显然,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因此管理者有责任引导他人回归正轨。


当然,也存在不服从引导的情况,甚至在引导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反抗和破坏行为。面对这些情况,管理者必须坚持理性,同时坚定地执行规章制度。


制度是节,礼必有节。这引发我们如何理解“我”与“你”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在物质和情感上相互交流。由此,我们构建了诸多与“礼”相关的概念,如礼节、礼貌、礼物、礼仪。然而,这些都不是一个人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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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看,“礼”是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基础。具体制度的表现形式各异,但其核心是社会公共制度。


因此,我们常说的“周公制礼”这一古老概念,指的是周公制定了行为的度量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逐渐成为了一个固定词汇,其现代含义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并无二致。


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王阳明,他们对于父亲与邻居老王的态度,理应有所区别。是否能将两者等同视之?是否可以一视同仁?答案是不可以。


中国过去的生活是以部落或村落为单位,家庭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然而,在西方,特别是基督教兴起之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述,我们不会说在土地或神明面前人人平等。


家庭中的秩序和管理是我们的生活之本,家族的姓氏是既定的,是必须承担的先天身份。过去人们通过姓氏就能辨识家族,张家的人一看便知是张家的,王家的人一看便知是王家的。


我之所以详细阐述这些,是为了说明古今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中心之间存在的差异。在阳明先生所处的时代,这些关于家庭和身份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他为自己出身的家庭感到自豪,尽管王家并没有太多的财产。


他们家原本位于绍兴的偏远地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以家族为荣。后来,家族决定迁往余姚城,属于属于绍兴府。他们住着租来的房子,过着安定的生活。


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人历来有向城市迁移的趋势,这一现象至今未变。民间有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因此,他从达溪迁至余姚县城,又从县城迁至府城,绍兴即为府城,再后来,从府城又迁至京城,自古以来人们总是这样迁徙。王阳明亦未能免俗,顺应了整个中国的时代潮流。


三、王阳明先生的生平


1.生而不凡


王阳明在余姚出生的那栋楼,并非原本就叫“瑞云楼”。瑞云楼之名,是因为王阳明在此出生而得名。据传,在1472年王阳明出生之际,其祖母梦见五彩祥云送来一个孩子。于是他的祖父便给他取名王雲,以示纪念。因此,附近的居民便将那栋楼称为“瑞云楼”。


后来,由于王阳明少言寡语,一位和尚曾评论说,这孩子很好,只是被点破了。这话恰巧被他的祖父听到,祖父灵机一动,便将他的名字改为王守仁,意在希望他能言善辩。


至于这类事件的真相如何,我们不必深究。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吗?既非必然,也非绝对,原因何在?


孔子曾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孔子当年的意图其实是很明确的。一个人拥有崇高的智慧,足以让他达到某种境界,但要真正守住这种境界,不是依靠智慧,而是依靠仁德。仁和智是统一的。懂得这两者的统一,勇敢地去实践,这叫仁。《中庸》中提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如果没有儒家,或许我们无法像孔子、孟子、王阳明那样,真正富有智慧。孔子讲得很清楚,人应当拥有天下的大志。因此,智慧不是可以简单追求的。不是说有多深奥,也不是说不能表达,而是要理解智慧的真正含义。


什么是智慧呢?一个人若经历丰富,却未能理解智慧的真谛,那么他的经验又有何用?


古人对智慧已有明确的阐述,《尚书》中“思曰睿,睿作圣”,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用今天的话,思是“反思”“反省”。“思”是自我心灵的对内的自我运用,就是今天讲的“反思”。


孟子讲,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反思一下对自己看得清楚明白。“虑”是一种精神和心灵功能的外在应用,称之为,不能称之为“思”。


王阳明讲,我心即世界。一切从心里来的。


王阳明先生不仅是在明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博学的人,在明朝,与他同时代的人中,无人能出其右。


2.年少有为


在王阳明11岁那年,他的父亲金榜题名,所以全家人要一起搬家到北京。此时王阳明已经才气侧漏,据说已经可以出口成章,在北京读私塾的时候,与老师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课堂上,老师正在授课,而王阳明却在摇头晃脑,做着小动作。老师便向他提问:“你能否专心读书”,他反问先生“何谓第一等事”,也就是说读书为了什么?先生给的回答是,当然是读书做大官了,但是王阳明显然不满意这个标准答案,他马上回答说,自己认为读书就是要做圣贤。


我们通常不提及一个细节:当王阳明与老师争执时,他的父亲恰好从学堂后面经过,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便走上前去给了他一巴掌。


我们常说“三岁看老”,尽管此时他尚未完全理解圣人的教诲,但他立志成为圣人。王阳明的文章好到何种程度,在清朝编纂的《古文观止》中,王阳明有三篇文章入选。王阳明的文学成就在当时与李东阳等文坛巨擘相互唱和,共同推动了明代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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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步入仕途


王阳明三次参加科举,直至28岁才进士及第,这是他步入仕途的开始。正德皇帝登基时,他成为了朝廷中的一员。


在当时,每位新科进士须向皇帝呈递一篇奏章,以陈述自己对于皇权治理的见解。王阳明所撰写王阳明《陈言边务疏》,详细分析边防形势,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和策略。


内容涉及军事部署、边防防御、民族团结等多个方面,体现了王阳明深厚的军事思想和治国理念。


几年来,王阳明一直在研读《武经七书》,在书边、书眉随手写满了自己的批注。《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李卫公问答》、《尉缭子》、《三略》和《六韬》。


参照《武经七书》的军事智慧,对照老将军的成功战例,结合自己考察边关的观感,王阳明谋划了一篇精彩的边防战略战术,构成了王阳明所推崇的武学体系。


王阳明广泛涉猎,其学识之渊博,体现中国古代读书人追求的完整人格理想。朱熹学说虽然强调道德修养,但道德的内涵并不单一。在中国文化中,理想的人格是文武兼备,这中国文化所倡导的理想。


在古代,文官与武官虽有区分,但并不如现代这般分明。文人也有带兵之例,如北宋的范仲淹与南宋的辛弃疾,他们均曾领兵作战。王阳明先生在历史上亦有定论,其文武兼备,非同寻常。


4.被贬龙场悟道


像王阳明这样深谙兵法,且在28岁之前便有如此丰富经历者,实属罕见。同时他不仅精通佛教与道德哲学,还修习道教,并在生活事迹中三次运用道教之术化解生命危险。王阳明的成就,实非偶然,而是长期勤奋学习与实践的结果。


王阳明先生在教导学生时,仅传授了四个字:“事上磨练”。这才是真正的阳明心学。


正德皇帝即位时年仅15岁,尚属少年。15岁的少年,正是充满活力和好奇心的年纪,更何况是身为皇帝的他。他渴望探索世界,这本无可厚非。


然而问题在于他将朝廷的事务交托给了谁?太监刘瑾。


作为管理者,我们必须考虑,如果换作自己,又会将这些重要事务托付给谁呢?将事务托付给完全陌生的人,还是托付给熟悉的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正德元年,王阳明因为上书得罪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刘瑾,遭受廷杖之刑。刘瑾少年自阉入宫,太监的身份特殊让他们对男性和女性都怀有怨恨。刘瑾在获得权力后,始使尽浑身招数,怂恿皇帝吃喝嫖赌,厌倦朝事。


刘瑾结党营私,权倾朝野,将反对他的53位大臣一网打尽,制造了“奸党冤案”。此后还发明了一种套在官吏颈上的刑具——枷。他的影响力遍及各个领域,甚至超越皇帝。


古代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天下是皇帝的,但皇帝并非独自管理天下,而是与大臣共治。因此,即使是在皇帝的“家庭”中,如果管理不善,大臣们也有责任提出意见。


此时,王阳明上书弹劾刘瑾,一场冲突随即爆发。这一冲突,最终导致王阳明被廷杖,下诏狱。廷杖,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打击,而是剥夺一个人最后的尊严。


人最宝贵的是什么?不是地位、名誉、金钱,甚至不是生命,而是尊严。中国人普遍认为尊严是最后的底线,廷杖将这种对人的惩罚转变为对尊严的剥夺。


羞耻是人类初始之感。孟子对此有过阐述。孟子提出四种本性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所谓羞恶之心,即羞耻感,是生命尊严的自我体现,此心人皆有之,若有所缺失,则是人类共有的缺陷。


然而,孟子指出,人若明知羞恶之心,明知人之最终尊严至为宝贵,却仍以之为惩罚之由,此乃道德之败坏。因此,在廷杖中,受罚者不仅身体遭受摧残,皮开肉绽,更承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王阳明被囚禁后,虽未丧命,却身陷囹圄。他在狱中所做何事?他在研习学问,把玩《周易》。即便在极端困境中,被囚禁于锦衣卫的大狱,王阳明先生依然坚持实践其哲学理念。


大家想想,在自己28岁时,完成了多少事务,阅读多少书籍,技艺达到了何种水平?再想象一下,就因为发表了一句真话,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便遭到了停职,从刑部主事发配到农场。


我也非常理解王阳明先生,他不是不想,他肯定想过逃跑,他本可以“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但他考虑到他的父亲,还是前往龙场。


正德元年到三年间,刘瑾听说王阳明还活着,也多次派杀手暗杀。终于在正德三年,王阳明到达龙场。


龙场是个驿站。明朝初年贵州出现了一位奢香夫人,奢香夫人设立了龙场九驿,总共有九个驿站,连接起贵州和中原。


王阳明先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那里,当时的驿站一片荒芜,一无所有。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度的物资匮乏、上级官员的凌辱,生死之间几乎命悬一线,把王阳明逼到了生命的绝境,对他来说,这是生命的炼狱。


人生艰难处,便是修心时。不过,我们不能因为他超越了苦难,就去歌颂苦难本身。


初至该地,他面临无处安身的窘境,即便抱有伟大理想的人,也需先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起初,他不得不自行搭建简陋的棚屋以栖身,但即便如此,他所造之棚屋也无法满足基本的居住条件,低矮又潮湿。


贵州地区本就潮湿多雨,加之棚屋条件恶劣,实在不宜居住,随后,他因病痛缠身,身体状况堪忧。


他四处寻觅,最终发现了一个地洞,一个向下延伸的洞穴。尽管洞穴向下,但至少可以遮风避雨,因此他便迁入了那个山洞。并非王阳明偏爱山洞,而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他在那里忍受着病痛,诵读《易经》,因此给此洞取名“玩易窝”,并作《玩易窝记》。后来,王阳明提出,若研读无法深入,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持之以恒的研读,才能有所成就。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四处游历,最终在龙场东侧发现了一处更为适宜的地点。当地居民称之为“东洞”,因其位于东侧而得名。他发现此地相较于其他地方更为干燥,因此他决定离开原先的居所,迁至东洞,并将其更名为“阳明小洞天”。


解决住宿问题,第二件事就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王阳明曾提出,土地应由自己耕作。


当一个人成为官员后,他可能会拿起锄头种菜,这被视为一种养性的方式,但这同样反映了一种态度。以陶渊明为例,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定其志。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他真的依赖耕种来解决生计问题,毕竟“草盛豆苗稀”不能称之为种地,也许仅仅是一种态度。


王阳明先生在龙场种植庄稼,却是真正为解决粮食问题。看看他在农场所作的诗,便能明白他的用心。他与当地百姓关系融洽,百姓赠予他许多食物,他对当地百姓深表感激。


对于当地百姓的语言,王阳明先生可能听不懂,那王阳明是如何理解他们的?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语言是否是唯一的方式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王阳明的原因。


经过数月的居住,当地居民对他的印象逐渐转好。尽管他与本地居民在语言上存在隔阂,但居民们普遍认为王阳明为人正直。因此,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粮食,还赠予了房屋。他迁出了山洞,当地人为他建造房屋,还帮他建立了龙场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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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先生后来开始讲学,他在阐述大学之道时,强调了“在明明德”和“在止于至善”的重要性,更强调了“在于亲民”的重要性,他坚持认为,实践比理论更为重要。他反对空谈,坚持实践,这正是王阳明心学。


“亲民”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观念,而是王阳明实际践行的新征程。他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与民众达成了共识,还有许多今天我们不可言喻或难以描述的事务,这正是王阳明心学。


阳明先生曾提出一个问题,即在特定环境下,富贵、声誉、社会地位乃至尊严是否真的重要,以及它们是否值得我们付出代价。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王阳明先生在人生旅途中也遇到了。


这件事写在《瘗旅文》,收在《古文观止》。那一年的冬天,贵阳特别寒冷,还下着雪。他看到地面上有三个人,一个年长,一个中年,还有一个年纪更小,是一名从北方被贬的官吏带着一个儿子和一名仆从。


他猜想他们是否也像自己一样,为了官职、为了利益或为了其他目的而来。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下,他们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第二天中午,老人倒下,另外两人在哭泣。不久,儿子倒下,仆人在旁边哭泣。到最后,仆人也死去。王阳明亲自处理了这三人的后事,并撰写了一篇悼文,这篇悼文至今仍被人们铭记。


可以想见,饱受三年摧残的瘦弱的王阳明捶胸顿足的悲伤和引吭痛哭的模样,他在哭来自北方的人,同时,也在哭自己。


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生命,在王阳明面前逝去,安葬之后他撰写的墓志铭提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观点。他认为自己所埋葬的不仅仅是这三个人,也埋葬了他自己。


那一刻,他还在思考“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思考着明日的意义,但在埋葬自己之后,王阳明每天默坐,悟到“心即理”这一心学命题的根本觉悟。王阳明的悟道描述得非常神秘,实际上,他所悟到的是这三字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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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曾亲口讲述,自12岁起,他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致力于追求卓越的学问,探索圣人的道路。无论是东方的“格物致知”,还是西方佛教的哲理,都曾尝试,然而除了损害自己的身体外,并未取得其他成就。


最终,在龙场这样的场合下,名利、地位似乎都失去了意义。生命本身的意义何在?死亡就在眼前,但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遭遇如何境遇,他始终不放弃他做圣人的想法、信念和志向。


因此,他所悟到的,就是“心即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成为圣人的根本就存在于我们内心,而非外在的知识。虽然外在知识并非不重要,但它并非成为圣人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


只有心能悟,悟就是“吾心”。吾、我、己,三个意思不同。唯独“吾心”才是悟,真正作为你的才是悟。


这正是孔子所言“吾不与祭,如不祭”,“吾”是本真之我。如果“本真之我”不能亲自参与祭祀,那么这种祭祀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和效果,就如同没有进行祭祀一样。


心不在焉,任何行为都失去了意义。心不在焉,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唯有心志坚定,才能真正展现自我。对此,我深信不疑。


王阳明所倡导的“良知”,其意深远,“良知”是人的终极追求,此言一出,足矣。王阳明并未言及“真我”的缺失,也未言及“真我”全为恶。相反,他强调了“良知”的可增长性。


王阳明的悟道不宜轻率讨论,因为王阳明悟道之深奥,鲜有人能阐释得当。即便是王阳明本人,声称自己已悟,其真实性亦需审慎评估,这关乎一个严肃的议题。


《坛经》中记载了这一故事,以及神秀与惠能的偈语。惠能的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惠能在说出这四句话时,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开悟?是懵懂自然地,还是有人认为他开悟了?是弘忍大师认为他开悟了。


因此,是否开悟,并非仅凭个人宣称,而是需要通过师父的明悟行为来判断,这便是“以心印心,心心相印”的含义。


那么,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时,是否有人为他印证?如果没有,他如何能说自己的悟道不是人为造作?


他从一开始便清楚这一点,王阳明的弟子们也深谙此道,历史记载便是证明。


实际上,在悟道时发出一声惊呼之后,王阳明随即恢复了平静。随后,他投入了数月的时间,利用自己自幼熟记于心的知识,详尽地融入到他的回忆之中,并撰写了一部名为《五经臆说》的著作。


为何会有“臆说”?原因在于他基于记忆而未对相关资料进行核实。他完全基于个人的敬仰之情,由始至终致力于这部书的编撰。然而,当被问及为何要撰写此书时,王阳明意欲借助自己的所学,从圣人那里寻求验证。


五经即为圣贤之言,圣贤的言教,圣贤的教导,圣贤的道义,三者相辅相成,道义蕴含于六经之中。


圣人若在人世,道则随圣人而存;圣人一旦离世,道则内化于人心。王阳明发现,自己所思所想所悟的,没有不在圣人之道,无不与本性相契合。自此开始探索圣人之学,即心学。圣人之道,吾心吾性自足。于是,他公开在理论上宣布与朱熹分道扬镳,并得出结论。


遗憾的是,《五经臆说》现在已无法见到其完整版本,而在当今王阳明学派中,其思想产品依然得以保留。


“龙场悟道”确有其事。所谓“龙场悟道”,实乃阳明先生深入思考,并将其转化为圣人之学的新解释,从而促成了阳明心学的重新构建。自“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对《五经》进行了重新诠释,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圣人之学的重构,此即所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5.贵州学政


一位来自四川的官员席书,在前任离任后,赴贵州担任按察提学副使(备注:相当于贵州教育厅厅长)。抵达后,他参观了贵阳的文明书院。他两次前往龙场,先是向王阳明咨询问题,同时也有探查对方学识之意。


当他第三次访问龙场时,席书建议对方前往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王阳明先生在贵州的文明书院宣讲了“知行合一”,因此王阳明在文明书院的讲学,标志着阳明心学的正式诞生。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开始传播自己的学问,阳明学因此诞生。然而,我们不应仅将贵州视为王阳明的福地,也不应认为阳明学仅在贵州诞生。


王阳明在龙场居留历时三年,正德三年至正德五年。若以月份计算,王阳明在龙场实际居留了二十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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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平定江西


在我国古代,最低的行政级别便是县令。王阳明便是从担任县令开始,首任职位为庐陵县令。庐陵即今江西省吉安市,庐陵县虽为山区小县,却也出产过重要物资。


王阳明担任县令8个月期间,断案是其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古代中国长期奉行小政府治理理念。


古代中国政治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其中西周时期,周天子以天子之尊,代天牧民。《管子》中亦有牧民篇,反映了古代游牧生产方式的整合与诸侯共治天下的理念。


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代表天子管理牧民,诸侯与天子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共同管理天下的关系,诸侯国的国君实为天子在地方的代表。这就是过去所称的封建制。


最初封赐的土地多达四十三个,由此,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国家。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出发,若能深刻理解这一道理,则上述几个概念便能融会贯通。


随后,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度,天下地域皆归中央所有,确立了中央集权体系管辖的原则。郡县制可比作三角形结构,天子居于顶端,位于中心。


中国古代政府架构,自秦朝建立至汉朝沿袭,不过短短十五年,但其影响深远。秦始皇作为首位皇帝,其统治并非仅限于秦国的历史,而是涵盖了秦统一六国之后的整个历史时期。


汉高祖基本上承袭秦制,而汉惠帝时期开始有所松动,废除禁止民间藏书的禁令,标志着秦朝焚书坑儒政策的终结。文帝与景帝之后,政策进一步放宽,不再对民间事务进行严格控制,而是专注于政府应当承担的基本、重要和根本的职责,百姓得以自行组织和管理自己的生活。


关于政府规模的讨论,显然并非无政府状态。秦始皇时期可视为大政府的典型,而到了汉代初期,政府规模相对较小。若从制度角度分析,西周时期,实际上是一种联邦制,形成天下统一的共同体。不同国家通过协作,共同构成了一个天下共同体。


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将天下视为皇帝个人的私产,通过层层下派来管理地方。


到了汉代,特别是在文景之治时期,政府规模有所缩小,但并非因为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国家财政基础薄弱,缺乏足够的积累。因此,他们认为百姓能够自行管理。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治理,到了汉武帝时期,大约经过了八十年,国家发生了显著变化。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时代经过七八十年,必然会有重大变革。


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与民力均有所积累,民众生活显著改善。对外关系方面,由于初期军事力量不足,汉朝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建立婚姻联盟。中国历史上,与外族的关系一直错综复杂,从未间断。


中国人具有强大的文化观念,但种族意识并不显著,这在世界文化中颇具特色。中国文化身份的坚持远比种族特征重要。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粮食储备充足,甚至出现陈粮积压的现象。古代衡量财富的两大指标为金钱与粮食,财政部与户部分别掌管。户部重视人口,认为人口众多是财富积累的动力。


王阳明所遭遇的问题,正是中国古代制度的弊端所在。汉代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以及王阳明后来遭遇的宁王之乱,均源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冲突,两者难以融合,形成两个不同的体系。


王阳明从庐陵县开始为官,正经历着边缘地带的艰难。


古人持有这样一种基本理念,民众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民众明白如何自主生活,会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合理手段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不设立不必要的限制,如禁止捕鱼等,他们自会找到解决之道。


在古代,官员的职责并非是日以继夜地忙碌,而是确保百姓生活安定,社会和谐无争。一个地方治理得当,意味着百姓安居乐业,诉讼案件稀少,即便监狱存在,也鲜有人被关押。


在这样的环境下,官员们才有余暇从事文学创作,留下许多千古流传的诗文。


但王阳明到达庐陵县令后,面临的第一项挑战是他发现社会不公之事频发。王阳明审视后发现,这些案件多为琐事,民众好讼,风气粗野。


于是,他发布公告,不再受理无关紧要的案件,强调在共同生活的地方应相互团结,相互帮助,“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鳏寡孤独废疾,社会应承担,此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义。这一理想,比西方任何文明提出得更早、更全面。这不是源自西方,或仅是熟人社会的特征。


王阳明先生昔日向民众阐述的言论,是否产生了效果?确实产生效果。我们往往对普通百姓持有偏见,认为他们难以理解或不易服从。实际上,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只要将道理向他们阐述清楚,他们便会听从。


王阳明注意到庐陵县作为山区县城,尽管规模不大,但仍有富户存在。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当地百姓经常受到土匪的侵扰。土匪行动迅速,百姓往往难以及时反应。因此,王阳明开始实施一种古代制度——保甲法。


王阳明先生对西周时期已有的保甲制度进行了创新。保甲制度将几户人家组成一个甲,这种居住模式源于古代的井田制,每个居住区形成一个生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邻里之间相互帮助,共同抵御外来的侵扰。


因此,每个小组不仅是生活上的互助单位,也是共同防御的集体。


王阳明先生灵活运用并实践了这一制度,其影响延续至今。其核心在于不将矛盾上交,而是由当地居民自行管理,这一经验至今仍在应用,即“网格化管理”。将群众整合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共同抵御风险的力量。


为了防止庐陵县遭受劫掠,王阳明先生采取了区域化管理,实行五户一组的自我管理与联防联控。这种自我管理和协同防御的手段,无论是称作联防还是协防,都显示出了显著的成效,盗贼再未得逞。


王阳明先生面临的第三项挑战则是庐陵县爆发的流行病。王阳明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包括环境消毒和隔离措施,禁止居民相互走访。同时,他组织医生和药物,为居民提供预防性治疗,迅速控制了疫情。


一个人的学识广博是一回事,而他如何运用知识则是另一回事。王阳明可能不是医学专家,但他能够组织起懂得医学知识的医师,共同应对疫情。


当庐陵县发生火灾,整条街道被焚毁时,王阳明先生不得不介入,进行灾后重建,并对庐陵县进行了重新规划。他规定南北两侧的房屋必须各自后退三尺,以确保马车能够自由通行。


每家房屋与邻家之间必须建造一堵砖墙,作为防火墙。同时,对房屋的高度也进行了限制,通过实验确定,成年男子能够将水抛起的高度即为房屋的最高限度,不得超出。


王阳明庐陵县的治理过程中,遭遇了土匪的袭击、疫病的流行以及火灾等突发状况,这些事件均出乎他的预料。然而,他总能妥善处理,展现出其卓越的治理能力。


庐陵八年,离任之际,全城百姓皆来送别,体现了其亲民的政治实践。


离开庐陵后,职位频繁更迭,每任官职停留时间均不长。


在南京太仆寺(安徽滁州)卿任上时,虽为闲职,实则负责马政,即马匹的饲养。王阳明离开贵州后,庐陵期间几乎没有时间讲学。讲学最为完整时期,正是担任太仆寺卿期间。王阳明每到一地,便能形成当地的学术网络,这实属罕见。


随后,任职南京鸿胪寺卿,仅两三个月后,正式任命为督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人们常将南赣理解为赣州南部,实际上是江西的南安府、赣州府为主,位处闽粤赣湘四省交界地带。汀州、漳州是另外两个地方,它们与南赣一起构成了四个府。南赣是指这四个府的总称,即为这四个府地的最高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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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平定叛乱


南赣范围之广,涵盖广东北部、福建南部、江西等大片区域,为四省交界之地,频繁遭受土匪的侵扰。当地政府与民众因此深受困扰,束手无策。


王阳明介入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该地区的盗匪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他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在江西龙南,他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相较于剿灭山中的土匪,克服内心的私欲更为艰难。


然而,王阳明当年的艰难程度不容小觑。战事连绵不断,他几乎无暇休息,立即向辖区内的所有官员发出指令,对山上的人员数量、构成以及与山下社会的联系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他采取了分区管理,开始部署情报网络,派遣间谍或情报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在彻底了解情况后,他采取断绝信息、道路和物流交通的策略,全方位地切断了敌人的联系。仔细审视这一过程,不禁令人惊叹,这种孤立策略的来源何在?它建立在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


在彻底了解山头与民间、山头与山头之间的关系和敌对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后,王阳明在正德十二年组织了三场大规模的战役。然而,首战并不顺利,战事陷入僵局,原计划数日即可结束的战斗,却拖延了数月,最终不得不撤兵。


最终,他宣称放弃战斗,认为当前时机已不再适宜,决定撤兵。他制造了撤退的假象,在盗匪放松警惕后,反攻并取得了胜利。


在此次事件中,他深入研究了为何一场本应在一周内解决的战争,竟拖延至三个月。他发现,问题在于自己的权力不足,下属的州府县军队不服从指挥。


他向兵部请求增援,兵部给予他八面令旗,一旦摆出,便等同于兵部的命令。王阳明先生若无此权力,在江西也人难成事。


同样地,我们若无任何权力,想要管理好公司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身处特定职位时,实现特定目标所需的权力有所不同,这便是道理所在。


正德十三年,他心情愉悦,携家带口从赣州前往南昌,意欲游览鄱阳湖。当王阳明乘坐大船,抵达南昌外围的丰城时,县令前来告知王阳明,宁王朱宸濠已经谋反。这正是之前提到的两种体制之间的矛盾。


此地属于王阳明的管辖范围,无法假装不知情,但也不能公开承认已经知情。知晓后应如何应对,这实属意料之外,令人焦虑,乱了方寸。王阳明自己曾说,突然得知消息,连续数日目不交睫,几夜未眠,深思熟虑。


他决定返回赣州,那是他的根基所在。但掉转船头必将逆水而行,乘坐的是官船,难以迅速转向,情急之下,他拔剑出鞘,割下了船夫的耳朵。船工捂着耳朵解释,非是他不尽力,而是逆水而行。


史料记载“南风疾”,表明南风异常猛烈,若不熟悉地理环境,这三个字便无法理解其深意。南风疾吹,船无法挂帆,且已听到追兵动静,急躁之下易犯错误,故应保持冷静,不可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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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那一天,王阳明顿悟了这个道理,于是拔剑指向苍穹。这是关于他运用道教法术的第二个记载,第一个记载在会稽山上。


当时,他站在船头,口中念念有词,随即刮起了北风。尽管水势依旧汹涌,但船已能顺风而行,最终成功靠岸逃脱。


王阳明经过41天的努力,成功活捉朱宸濠。但正当他认为一切已处理妥当,事情已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得到解决时,他却未料到许泰等佞臣拦下捷报奏折,秘密上书,皇帝决定御驾亲征,且造谣王阳明之前与宁王私通。王王阳明所遭遇的种种,实乃常人难以想象之事。


王阳明并未如常人所预期的那样获得嘉奖,反而遭受了各种诬陷。


首先,在江西,三百余名官员皆未察觉朱宸濠有谋反之意,若非是同谋,否则王阳明怎会知晓?为坐实这一无端指控,竟将王阳明的弟子冀元亨逮捕并施以酷刑,原因仅在于王阳明曾派遣他前往宁王府。王阳明曾四次撰写纪念文章,以表彰冀元亨的贡献。


其次,正在建设的讲学之所,位于余姚,虽非其家族产业,但确实由他主持建造。宁王府被摧毁后,众多财宝是否落入王阳明之手,成为贪污之物?


上述两项指控,若王阳明沾上任何一项,均将面临生命危险。


然而,王阳明并未从事此类行为。他在江西指挥了众多战役,朝廷未提供任何财政支持,这足以证明他的清廉。他甚至曾上书请求免税,以缓解百姓的生计困难。


战争结束,士兵们便需卸甲归田,成为民兵,而朝廷并未为他们提供生活补助。所有这些费用,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勉强筹措,包括抵押宁王府三年的收入以支付军饷,账目记录得十分详尽。因此王阳明的清廉之名得以流传至今。


正德皇帝朱厚照下令处死了朱宸濠,并将其焚化为灰烬。


正德皇帝驾崩后不久,北京迎来了新的统治者,因时间问题,未能立即更改年号。正德十六年,已进入嘉靖皇帝的统治时期。至年末,王阳明返回其绍兴老家,恰逢其父王华的寿辰,朝廷使者抵达,授予其爵位,家族上下皆受封赏。


朝廷此举,彰显了对王阳明功绩的认可,但当初虽宣布封赏,却未赐予铁券亦未发放禄米,王阳明俨然已成前朝遗臣。嘉靖元年伊始,朝廷便着手处理大礼议事件,王阳明并未参与其中,而是留在绍兴继续其讲学活动。


自正德十六年底起至嘉靖六年止,此时期为王阳明讲学活动最为集中的阶段。此前鲜有学者能如此长时间专注于讲学。


在其晚年,王阳明讲学的核心思想主要围绕“万物一体,心外无物”展开,强调人与天下万物的统一。这些讲学活动,皆为王阳明学术思想的传播留下深刻的印记。


嘉靖六年,朝廷忆及王阳明,事端复起。朝廷意对广西思恩、田州土司镇压,即对当地少数民族政府及其民众采取军事行动,当地无法平息,遂命王阳明前往镇压。


临行前,王阳明将自己学术及思想上的见解整理清晰,于碧泉池宴请数位弟子,包括钱德洪与王畿,详细阐述了著名的“四句教义”: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至于具体内容,他并未在此时阐述。他仅是告知众人此事,这代表了他在学术上的最终嘱托。


他携随从及一名医师同行,显露出身体状况欠佳。在经过湖南时,他得知思恩、田州两位土司有谋反之意,他带领四千土兵进入广西。这些土兵并非普通士兵,而是少数民族,以勇猛善战和擅长山地作战而著称。


进入广西后并了解了当地情况后,他们选择在梧州设立府衙,同时他也确认卢苏和王受两位土司并未叛变,对朝廷忠心不二,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少数民族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朝针对这一问题,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土司地区,土司制度转变为府制,中央派遣官员进行管理。


至明朝嘉靖年间,朝廷作出决策,将原本由土司自治的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这些地区不再实行土司世袭制度,而是由中央派遣的知府负责治理。


这一由朝廷任命知府的制度与土司世袭制形成对比,故此得名“流官”。同时,土司的称谓亦随之调整,以符合新的行政管理体系。


这一政策的实施,无疑削弱了土司的地方势力,剥夺他们对本地区管理的权力,自然引起部分少数民族的不满,甚至导致反叛行为。王阳明先生抵达此地后,了解到尽管卢苏和王受二人曾是土司,但并未参与反叛,同时朝廷也未能充分保障他们的权益。


王阳明认为,既然朝廷的做法有失公允,就应当予以纠正,并赋予他们应有的权利。于是,王阳明自作主张,未经对卢苏与王受的功过作出裁决,便在南宁大教场上接纳了他们的归顺。他们所统领的部队共有七万人,故而王阳明在南宁接受了七万人的投降。


8.病逝归途


原以为此事已告一段落,王阳明本可返京,然而,在此过程中,王阳明察觉,尽管卢苏和王受并无过失,广西地区仍旧存在诸多问题。


断藤峡曾是民众往来通行要道,人们依赖一条绳索攀爬通行。但当地政府官员为解决土匪问题,将绳索切断,使该地成为断头桥,民众受阻,因此称之为断藤峡。


当时王阳明在该地察觉到反抗朝廷的势力,并且这些势力未来有可能形成新的政府组织,尽管这些力量尚未壮大,但已形成一定的气候,尚未引起朝廷足够的重视。


王阳明决定采取行动,借助自己带来的四千土兵,以及卢苏和王受投降的七万兵力,对八寨进行围剿。在对抗断藤峡时相对顺利,但在攻打八寨时却遭遇极大的困难。最终,他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王阳明立即上报情况,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继续留在广西梧州,希望朝廷迅速派遣人员,完成职务交接。但王阳明到达广西横州,仍不见有人来交接职务。


在某个夜晚,王阳明的学生周积与王阳明一同做官船到了江西大余县青龙铺。第二天,周积问王阳明:“先生还有什么遗言?”他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从28岁步入仕途,到57岁去世,30年的时间里,四处奔波,从未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正德十四年,他就曾预见到自己去世后仍会有流言蜚语。


四、王阳明先生评价


回顾王阳明的一生,坦率地说,他从未为个人的私欲谋取过利益。他所面对的一切事务,都是出于公心,这也是他得罪人的原因,如果是出于私心,他本不会招致如此多的敌意。


“中”乃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是其命脉所系。唯有秉持中庸之道,方能孕育出仁义礼智信。王阳明先生曾言,此心光明磊落,无私无畏。


朝廷似乎已将王阳明遗忘,仿佛未曾派遣其至两广,亦仿佛其未曾离世。幸而南安与广州的弟子知晓此事,同门师兄弟发起讣告,于是全国弟子纷纷前往江西。因此,王阳明先生的灵柩所至之处,满城哀悼。


在赣州,船却停滞不前。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江西度过,家乡人民亦在期盼,弟子们焚香祭拜。灵柩最终运回绍兴,安葬于兰亭,此地由弟子选定。


今日,一个人真正留给社会、时代的,非高官厚禄,亦非巨额财产。阳明先生留给后人的是他的人格,一个真正实现健全人格的完整精神,完整的人格,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以正大光明之心,学正大光明之学,行正大光明之事,做正大光明之人。王阳明生前游历之地,皆有阳明学派的踪迹。阳明先生通过自己的足迹,走过的地方,留下的遗产,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份宝贵历程。


写在最后


在当下这个极端复杂的时代,我们像阳明先生一样面对着各种突发情况和意外事件。


为此,笔记侠在国内率先开创了面向企业家及创业者的PPE(政经哲)班,2024级已开设三个模块,即将于10月24-25日于重庆展开第四模块。


笔记侠以甄别、发展、陪伴第五代企业家为使命,PPE旨在帮助想成为第五代企业家的朋友,通过学习政治、经济、哲学提升认知,锻炼企业家面对“极端复杂时代下”的决策能力,帮企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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