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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4年9月号
从宇文士及谈起（外二篇）
杨闻宇
宇文士及是隋朝左卫大将军宇文述之子。风流，帅气。依仗父亲的功勋，被封为新城县公。文帝杨坚曾把他带进卧室，交谈之后，认为这是个出众的优秀人才。随后，按照诏令，迎娶杨广之女南阳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
隋大业十四年（公元六一八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即唐高祖。当时，宇文士及的妹妹为高祖的昭仪。高祖便派人到黎阳(河南浚县)去见宇文士及。士及暗中派家童前往长安，并捎去一个金环。高祖大喜：“我曾与士及同朝为官。如今他献上金环，是表示要来投奔我的。”宇文士及投奔高祖后，进授仪同三司。
唐武德三年(六二○年)，士及随李世民平定宋金刚，迁秦王府骠骑将军。翌年，随秦王平定王世充，擒杀窦建德，进爵郢国公。武德八年，深受李渊父子器重，授检校侍中，成为宰相，兼任天策府司马。接着，李渊又把唐朝宗室的女儿作为王室公主嫁给了宇文士及。这样，宇文士及又成为新王朝的驸马——这可是历史上了不得的双朝驸马。
李世民继位后，由于宇文述镇守西北有功，李世民有意让士及继续管理西北。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年)，突厥数次入侵，宇文士及盛陈兵卫，威惠并施。朝廷上下对宇文士及多有称誉，太宗便召其回朝，任命为右卫大将军，经常召入内宫，有时交谈到半夜方才回家。即使逢休沐日，太宗也会派人驰马来召。
隋、唐，是紧密相衔且沾些亲故关系的两个王朝，文帝杨坚、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都是杀伐历练、久历风云的雄主。而宫廷里的斗争，极其复杂，就连隋唐皇帝父子之间，紧要时刻的博弈都是刺刀见红的。宇文士及作为随身近臣，要在几十年间相继获得四个帝王的连续宠爱，他与这些帝王家是如何相处的呢？
《新唐书》卷一百载，宇文士及“又尝割肉，以饼拭手，帝屡目，佯若不省，徐啖之”。君臣二人可能是交谈到深夜，感到饿了，太宗让士及切开一块肉，欲吃长安有名的肉夹馍。士及切肉时，油腻染手，顺手就用饼子擦拭手掌手指，李世民一个劲地看着他，看他将怎么处理手中这染了油的饼子。宇文士及却假装不知道皇上在盯着他，擦净手后，便将擦手的饼子放进自己嘴里咀嚼……从这个琐碎细节可以窥知，宇文士及是怎样地谨慎小心、精明细致:皇上想吃肉夹馍，这擦手染了油的饼子，随便乱搁是很失礼的；放在一边，待后收拾，也不是个良法；递给圣上吃吧，那就更不像话了……宇文士及也只有对圣上的密切注视“佯若不省”，将沾油的饼子随意搁进自己嘴里，一直在瞅着他的唐太宗这才遂心如意。《新唐书》里这样写，挑明的难道仅仅是尊卑礼仪吗？其间内涵，恐怕是很值得玩味的了。宇文士及担任右卫大将军七年后，加金紫光禄大夫，难道会是偶然吗？当他病重时，太宗亲自前去探视，流涕不止。贞观十六年十月丙申（公元六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士及病逝，追赠左卫大将军，陪葬昭陵。
排有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凌烟阁，是文武重臣跟随李世民创建大业的最高徽记。宇文士及鞍前马后，建功立业，非同一般，与圣上相处，又那样地谦和谨慎，可为什么就没有步入这标志功勋的凌烟阁呢？《唐语林》里，有这样一则记载：
太宗尝止一树下，颇嘉之，宇文士及从而颂美之，不容于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官面折廷争，陛下常不能举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亦何聊乎？”意复解。
一代天骄唐太宗，深明自己的历史位置，故能接受南衙群官的面折庭争。然而，李世民终究是人而不是神，人性深处必然有着常人的本能与素质。面对动辄逆鳞的魏徵，就有过发自内心的烦恼，扬言要杀掉他。宇文士及的战功是煊赫的，至于缙绅入宫，他深明自己缺少魏徵那样的胆识气量，故多择顺应帝王人性本能之所需的“顺情”之策——换言之，对于从马背上夺得了天下的英主，其个人的“马屁”是可以轻易拍得的吗？这个并不高深的道理，宇文士及何尝不晓！殊异之处是宇文士及的深思熟虑、胸有成竹，即便受到意外责斥，也能够巧为化解，抹平“灾星”。能从另一个角度瞅准李世民潜伏于人性深处的弱项，这可就不是一般能臣所能做到的了。
不论是罕见的明君，还是精明的权臣，伴君如伴虎，确是一句至理名言。这里最引人思忖的，还是李世民的云水襟怀：宇文士及确实不简单，善于忖度全局，终究有别于以功业为重的“南衙群官”，也正因为这样，他很难进入唐太宗开创基业的嫡系行列，于是，太宗便也对之关上了通往凌烟阁的大门。良臣与能臣，本质上还是有差异的，这样处理，益发显示出唐太宗的精明与果决。
“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人间最高深的一门学问，恐怕就是历经千余年的宫廷斗争了。其间遗留下来的斑斑血迹，怵目惊心。“艺术所重，为真实。真实所存，在细节”（孙犁语）。可在唐太宗与宇文士及之间流传下来的相处的细节，则能够让我们看清楚君臣互相交往的音容笑貌，感受到各自心态体温的微妙变化。
君臣关系对于我们俗常百姓来说，仿佛是天上的事情。话说到这里，还是苏轼的词作有味：“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忠与奸的博弈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宝玉与袭人闲扯，谈至浓快时，见袭人不说了，他便笑着说：“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宝玉认为死谏、死战虽是换来了“生前身后名”，却使被谏的君王颜面尽失，家中的妻儿难以生存，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这段横插进来的闲话，有点突兀，乍然一听是“混账话”，可细想下去，却是见仁见智，寓义深沉，也未必次于许多庙堂宏论。
宝玉此话，距秦桧害死岳飞六百多年了，口头上没有表示，内容是包含着这桩历史要案的。今天看来，我们觉得岳飞是精忠报国的典型，秦桧是卖国奸臣的样板，可在南宋时，情况则相当复杂。秦桧前后执政十九年，深得高宗宠信。一一四一年杀害了岳飞，一一五五年，秦桧病逝，追赠为申王，谥“忠献”；开禧二年（公元一二○六年），主战的宁宗赵扩，追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伤良蔽贤曰谬，怙威肆行曰丑），下诏追究秦桧的误国之罪；宝祐二年（公元一二五四年），理宗赵昀才定谥“谬狠”。百余年间几经反复，总算是厘清了忠与奸的界限。
鸦片，在道光年间已造成严重灾害。清政府内部，分为主禁、弛禁两派，主禁派以王鼎、林则徐为首，弛禁派以穆彰阿、琦善为首。后者势力强大，道光帝在其间举棋不定。王鼎曾向道光帝“廷诤”，且用陕西话厉声诟骂穆彰阿为当朝的严嵩、秦桧。道光看不过眼，便以“卿醉矣”为词，命太监扶出大殿。嗣后，道光不再召见王鼎。可怜一个白发苍苍的军机大臣，天天跪在宫门之外，连“谏诤”的机会也被剥夺。一八四二年六月八日夜里，月凉似水，王鼎五内俱焚，含泪向道光帝写下遗书：“和约不可轻许，恶端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写罢，置夹衣中，自缢于圆明园寓邸。此时，距岳飞被害已七百个春秋。
国逢大劫，御侮之事纠缠最烈。为抵御日本侵略者，张学良、杨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西安事变。王鼎、杨虎城俱为陕西蒲城人。鸦片战争在先，王鼎尸谏，针对着病体萎靡的晚清王朝；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遇害，是难以治愈的内耗痼疾造成的。王鼎“尸谏”，是万般无奈而含恨自裁；而西安“兵谏”，杨虎城付出了一家四口惨遭杀害的沉重代价。王鼎、杨虎城所要撞击的，同是那一座冰山样冷峻的封建阴魂。武死战，史上常有，文死谏，也时或可见。这两柱蒲城籍的民族脊梁，显示着中华民族前行的步伐是多么艰难，又何等坚韧。
吊诡的是，二○○五年夏天，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某网站竟然让网民讨论让秦桧站起来、让岳飞跪下去的问题（这是挑战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十月二十三日，上海一个艺术馆展出秦桧夫妇的站像。秦桧的一个后裔便认为，从前的“跪像是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新立的站像“体现出现代人类的思想进步”。南京江宁的博物馆里，也出现了正襟危坐的秦桧雕像。一个普通人站起、跪下，无关紧要；而那些进入史册的名人站起还是跪下，却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埋下了沉重的伏笔。爱国卖国，冰炭难容，汉奸站起来之日，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民族跪下去之时吗！
报效国家，武将应当在战场上拼死御敌，文臣应当冒着杀头的危险向皇帝直言进谏。历史上最成功的谏诤者，当属唐时的魏徵，魏徵其人，将“犯颜直谏”推向了历史的最高峰。其屡次进谏都十分有利于唐帝国的长足发展，长孙皇后盛赞他为“引礼义抑人主之情”的忠直之士。后继的狄仁杰、韩愈、海瑞、赵普，都受到魏徵的巨大影响。
回顾现实中盘根错节、严丝密缝的谏诤条件，孙犁感叹，“君臣遇合难”，太难了。君主为了江山，能以山海气量克己容人，是为明君；臣子能不拘于功名，不计身家祸福，直言谏诤，便是良臣。明君的求谏、纳谏，良臣的敢谏、善谏，是造化所设定的极其精微的人事格局。人们多知唐太宗之善于纳谏，而忽略其主动求谏之殷；知道魏徵之敢谏，而未知其善谏之工。若是没有这一对天造地设的君臣绝配，贞观盛世的历史佳话是不可能出现的。
魏徵能从一个政敌变为谋臣，归功于李世民的胸襟、眼光，没有李世民的云水襟怀、用人智慧，历史就成就不了魏徵。臣下的谏言再正确，皇上若是昏庸无能，除了嫁祸于臣僚之外，还有什么用呢？《资治通鉴》用“君明臣直”来描述李世民与魏徵的关系，一语破的。
谁忠谁奸，是历史上长期纠缠的大是大非问题。这事在后人眼里，仿佛是个明白不过的事情，而实际上，每个王朝对忠与奸的辨析与界定，并不那么径情直遂。翻开史册看看吧，黑白混淆，指鹿为马，忠与奸的含义常常是颠来倒去。其根本原因是时势推移，对忠奸定性的枢纽，往往是决定于当时执政者的素质（秦桧下世后的谥号变迁，即为显证）。
武战文谏，固然含有封建、落后的一面，却一直属于爱国主义的主流意识，更多的是表现了中华民族面对绝对权威、面临强敌时所表现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时至今日，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文死谏，武死战”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气节与操守，我们还是应当有所继承的吧。
今上岳阳楼
每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仿佛重新登临了一次岳阳楼。有一次读罢，忽然想到：假如不了解滕子京其人，想要真正读懂《岳阳楼记》，似乎不那么容易。
滕子京名宗谅，小范仲淹一岁，同年举进士。二人引人注目的交集之处，是在与西夏鏖兵的西北前线。
宝元元年（公元一○三八）秋，李元昊在兴庆（今宁夏银川）称帝，建大夏国；宝元三年，即对宋朝边境大举进犯，攻掠不已。庆历二年闰九月（公元一○四二年），率军十万余众再次攻宋，宋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定川寨战役，双方直杀得天昏地暗，结局是葛怀敏与部将曹英等十六人被杀，宋兵损失九千四百余众，马六百余匹。李元昊扬言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在这最危急的当口，甘肃泾州（今平凉泾川县）知州滕子京镇守城池，手中兵卒无几，“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形势险恶万状，范仲淹引环庆兵也赶来救援。“时天阴晦者十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藉定川战殁者，哭于佛祠，祭酹之，因厚抚其拏，使各得所欲，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故仲淹荐宗谅以自代。”当时，韩琦、范仲淹御敌于西北，号令严明，人心归附，朝廷倚以为重，边民歌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李元昊见宋兵愈挫愈奋，只好于庆历三年罢兵，上书称臣，与宋达成和议。
封建机制是诡异复杂的，边地沙场的许多事情，传到京都，常常变味。滕子京抚恤遗属、感发士气的壮举传到朝廷，梁坚、郑戬他们却弹劾滕子京滥用公款，数量达十六万贯。范仲淹此时已升迁为参知政事，便为滕子京竭力进行辩护：
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西州军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州，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时值苦寒，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酒食薪柴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
（见《续资治通鉴·宋纪》）
将为其剖白、辩解的话说到甘愿有祸同当的地步，可见范仲淹对滕子京是何等器重、多么信赖的了。朝廷里斗争激烈，滕宗谅虽被降职而知虢州，弹劾仍是不断，仁宗只好又将其徙至岳州——这就是《岳阳楼记》开篇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前后由来。
宋人王辟之说过:“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换言之，被贬至岳州的滕子京，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秉性依然如故。至于滕子京具体的重修岳阳楼之事，该如何看待呢？
此楼最早为东吴名将鲁肃的阅兵台，唐时，李白、杜甫他们登楼赋诗，始称岳阳楼。滕子京在“百废俱兴”之后，发现此楼年久而破敝，便起了重修之念。这个念头的形成，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草蛇灰线，早就隐伏在滕子京的襟怀深处。周辉在《清波杂志》里记述:“滕子京谪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待凭栏大恸数场！’”曾经拼死御敌的滕子京，忠信而遭谤，怨气填膺。俗谓闵己伤志，不平则鸣，滕子京意欲以重修岳阳楼来发泄愤懑的情绪，此念头一直压抑于心底。待斯楼重修竣工时，滕子京又进一步表示：“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见《上范资政求岳阳楼记书》）。由此可见，重修岳阳楼仅是翻旧为新的一项实体工程，文字记述才能赋岳阳楼以灵魂。重修斯楼与约请范仲淹为之作记的念想，在滕子京心底是同步酝酿着的——他一直想利用这个旧楼重修、邀范为记的机会，为自己当年西北御敌的作为正本清源，打一个翻身仗。
此时的范仲淹，“因以疾请邓州”。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晚，他在邓州衙署仔细读罢滕子京的来信，踱步出门，披着月光，在新建的花洲书院里思前想后。宋仁宗天圣年间，范在泰州任职，滕为泰州军事判官，范主持修筑捍海堤时，滕主动加入，襄赞其成。二人同僚二十余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正是范仲淹多次向朝廷推荐，滕子京才得到提拔重用。对于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的心性，范是知根知底，相当熟悉的。现在滕子京被贬于巴陵郡，将着意翻新的岳阳楼视为一硕大酒杯，酒杯里所要斟入的，他又认准了只能是范仲淹所酿的美酒。面对所求的记文，如何下笔，范仲淹可就是很慎重的了。
文中关于重修此楼的始末，极度简略，所谓“政通人和”，也是套话。面对滕子京所寄来的《洞庭晚秋图》，范仲淹慎重择取了两幅时令迥异的图景：一是“淫雨霏霏”“忧谗畏讥”，感极而悲之气象；一是“春和景明”，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的景致。前者，含蓄地隐喻着当年战场上、庙堂里厮杀较量的阴郁场面；后者，不就是滕子京所期冀的洗雪冤枉而畅怀得意的景象吗？文中品不出对滕子京赞许褒扬的味道，却是满载着风云激荡、述志励友之热切情愫。文章收尾，时刻萦怀于黎民冷暖的范仲淹认为，人的欢戚悲喜固然产生于个人际遇的毁誉得失，而正当合理的态度则应当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壮美襟怀。这是范仲淹个人情致高远的博大境界，也是对挚友委婉深情的诱导和规劝。拳拳心意，依依期待，流漾于字里行间。
乍然看去，记文是在大幅度描绘登楼望远的不同景致，而细究下去，立意却是至为高远，涵义也很不寻常。可以设想，此记若是顺着滕所希冀的路子而为之鸣冤叫屈，其轻重分量、传世价值又会怎么样呢？这篇一字千钧的记文，后人也无妨视作滕为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抒怀机遇，而范作为非等闲的知己诤友，又返还他一份极其珍贵的赠言与规劝——三百二十七个字，襟怀天下，先忧后乐，每个字都无异于一滴醇正的美酒，在中国文坛的上空挥洒出一道辉耀千秋的精神彩虹。
此文精湛，是有赖于范仲淹高深的艺术造诣，而更为难得的，则是文字背后所延伸着的超乎俗常人生的时代因素。范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是属于“武”的范畴；而《岳阳楼记》的问世，则证实范在“文”的方面也是一位罕有的高手。文武之道渗透于范仲淹身上，施之于战事在先，形之于文章随后，从黄河、长江两地遥为照应，极度巧妙地融汇于两位朝臣的友谊之中，证实了范仲淹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一位雄才巨卿。在中国的大地上，洞庭湖不是最浩茫的湖，岳阳楼也不是最高巍的楼，可因为有了《岳阳楼记》，此湖、此楼却不胫而走，驰名于天下。倘是没有滕子京的重修与求记，或范滕二人之间也没有终始不渝的特定友谊为底衬，有关此湖与此楼的一切话语，恐怕都无从谈起。
拙文初成，我邀一位大学同窗先行斧正，他说：初中时读《岳阳楼记》，先倾情于“自然美”的精彩描绘，对“哲理美”的折服与接纳是后来的事；高中时读“苍凉悲壮”的《渔家傲·秋思》词，也还仅视范仲淹为一大文人，对其文治武功的了解，更是后来的事。但长期以来，一直未关注过岳阳楼的重修者滕子京。修楼写记之始，滕就认准了范，而范却参透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精神真谛，内在的追求绝高于滕。自滕与范之间，后人可更确切地体认何为“知己”。
《岳阳楼记》是朝野纷争中形成的一帧精致复杂的文学插页，是文武之道千里移易、外辅内融的巧妙结晶，也是对天下忧乐进行精神定位的具有体验性的一次躬身尝试。近千年来，倾倒在这杯做人与为文高度融合的“美酒”面前的读者不计其数，人们注重其间自然美的形象描写、道义美的哲理警句，也推崇层次与修辞的秀雅隽逸……然而，若是不了解范仲淹、滕子京在那个时代里的特殊际遇及各自的襟怀器识，要深切、细微地理解此文，显然是有难度的。
更为引人深思的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范仲淹十八岁，同朝为官，他对范仲淹是很敬重的。岳阳楼处于湖南洞庭湖畔，醉翁亭在安徽琅琊山麓，东西相距千里之遥，分别座落于长江两岸。《醉翁亭记》出自欧阳修，与《岳阳楼记》合起来也就是七百七十个字，诡异的是，范、欧二人享年同为六十六岁，二记又俱成于庆历六年（公元一○四六年）。“道德文章的统一，为人与为文的风格统一，才能成为一代文章的模范”（孙犁语）。可能是上天的着意安排吧，《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这才见重于当时，推仰于后世，成为散文界稀有的双璧。
黄河长江，庙堂江湖，文武交集，节操情义，四海兄弟巧安排，千秋文章依造化，这种罕有的文坛异象，算不算是“天作之合”的一个奇迹呢？